三十二 自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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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文兄

我望著你走下樓梯、轉過走廊拐角，然後就回了辦公室。辦公室裡只剩下一個職員，而且他也穿好大衣了。“社長，再見。”——他向我打了聲招呼，我也說了聲“再見”。然而，這聲告別並不是僅僅對他一個人說的。

我來到桌前，因為我必須給你寫封信。雖然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覺得這樣顯得有些戀戀不捨，不過，我還是拿起了筆。這次的事件，若有其他人被懷疑成兇手，我也將寢食難安。雖不知你會否答應，但我有一個不情之請——倘若沒人被懷疑成是兇手，希望你儘量不要公開這封信。

你方才佯作不知的樣子相當有趣，還說“只交談了不到兩分鐘”。我起初並未在意，竟相信了你的這番話，但說著說著，我就逐漸明白了——你已經知道了我的真正身份。

即便如此，在提筆之前，我也曾無數次想過——“等等，說不定陶展文並不知道呢？”當然，這不過是我心存幻想的猜測罷了。你的話令我不得不徹底覺悟。無論我多少次重複自問自答，幻想成真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一切都崩毀了。

你說你同喬玉只交談了不到兩分鐘，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趁她心情不佳之際，花了很多時間，將想問的事情打聽清楚。你佈下了一個陷阱，那是一個閃閃發光的精緻的陷阱，或許連你自己看著它都會感到沉醉。不過，我並不想恬不知恥地跳進你的陷阱，你可能也不期望如此。你的話語中曾多次不經意地流露出這樣的想法，而我當時看你的目光也的確頗帶感激。

我們只是泛泛之交——不，或許連交情都談不上。可是，你卻將我視為朋友，對我心懷憐憫。又或者，只因我們同為中國人，你不忍看我踏上那個滿是冷酷鋒刃的陷阱。也許是我想太多了，可能你只是太討厭我，害怕我醜惡的血液玷汙了你那閃亮的陷阱。但即便當真如此，也沒關係，我喜歡你。在僅存的這幾個小時裡，除你之外，我不想和任何人說話。不知為何，我能從你身上感受到一種巨大的包容。雖然這樣會給你添麻煩，但我希望能在你寬廣胸懷的包容之下死去。

我想，你已從喬玉口中問明瞭我的事情。曾經的上海興祥隆銀行董事長李源良——並不是我，我只是他的秘書，本名李東昌。現在，這個名字讓我覺得無比眷戀。

興祥隆銀行是李源良之父所創，家父則輔佐其父，功績卓著。我和李源良自小便在一起長大。雖然我們的父親結成了同志般的關係，但或許是周圍人有意為之，兩個兒子之間卻近似於主僕的關係。從小學到大學，我們都是同班。雖然不值一提，但我的成績一直比他好。他經常將作業之類的推給我做。不過，他一直極為穩重，並非暴君之流。只是，當他說“作業就拜託你了”時，他堅信自己不會遭到拒絕，而我也無法拒絕他的要求。說句不好聽的，若非和我在一起，他恐怕連大學都無法畢業。

步入社會以後，我們仍在一起。李源良註定是會坐上銀行董事長的寶座的。雖說是銀行，但並沒有推行近代化體制，董事更換還是一如既往地實行世襲制。我的未來註定也要和父親一樣，成為銀行的幹部。踏入社會伊始，李源良便是董事長實習生，我則被安排在背後輔佐他。說到輔佐，那自小便是我的職責。

提到操縱李源良，那是我的拿手好戲。在很小的時候，我還時常覺得難以應付，但隨著長大，就逐漸變得輕鬆起來了。長大之後，他也清楚自己才能有限，便乾脆決定——將所有事都交給李東昌，肯定沒錯。他也曾多次貿然獨力而為，均以失敗告終。等到大學畢業，他就不再那樣冒險了。結束學業後，他立刻成了董事之一，需要出席會議。不過，他在會議上所作的發言都是我事先告訴他的。聽了他在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大家都很欽佩，紛紛稱讚“少爺真有見識”，他的父親自然更是笑得合不攏嘴。

人們將他大誇特誇，說李源良很快就會超過其父親，成為一個大人物。表面上，受到稱讚的是李源良，但實際上卻是我李東昌。由於李源良被視作前途無量的青年才俊，負責經濟方面的報刊記者便前來找他做訪談，他卻這樣說道：“訪談這種形式太過鬆散，不如我寫下來給你吧！控制在多少字內為宜？”——如此一來大大節省了時間，記者不禁大喜過望。李源良也很聰明，這樣做就不必擔心因說錯話而露出馬腳。而且，他根本無須絞盡腦汁寫文章，這些一直都是我的工作。

你也許會想——這個可憐的人竟會被資質不如自己的同年人使喚。其實，你大可不必如此同情我。表面上是他在使喚我，但換個角度來看，可以說他才是被使喚的人。因為若沒有我，他什麼都做不了。相反我甚至很滿意自己的地位。我的滿腹經綸——這樣說有些誇張——總之，我的一些想法透過李源良漸漸得到實現。對青年時代的我而言，已經心滿意足。為了我的名譽，我先宣告——我對地位之類的渴求並不強烈。

當時我和中國所有的知識青年一樣，也是個熱血的愛國青年。要想喚醒瀕臨衰亡的祖國，首先便應該增強國家的實力和財富。於是，憑藉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我描繪了一個提高國家經濟實力的美夢。在學生時代，我曾偷偷地以《中國經濟發展綱要》為題，制訂了一個驚人的龐大計劃。按照我的計劃，天津會成為擁有十五個防波堤的不凍港，揚子江河口處將建設一個取代上海的大都市。

就這樣，學生時代的我整日沉浸在浮躁的幻想中，編織著可笑的春秋大夢。然而，步入社會之後，我卻得到了一個基礎牢固的真實舞臺，足以讓我大展身手——那便是興祥隆銀行。雖然實現我夢想的舞臺規模變小了，但它卻讓我為夢想所畫的每一筆都變得清晰明瞭。若是境遇平凡的青年，只怕會因此而經歷一次挫折，以致於理想破滅，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夢想如淡淡白雪般在現實面前消融無蹤。攤開在他面前的是枯燥的賬簿，眼中充斥著灰色的數字，耳畔迴響的都是無聊的算盤聲。但幸運的是，我是輔佐李源良。他並不是一個境遇平凡的青年，而是從幾十萬人中被選出來的唯一一個幸運兒。可是，偏偏正是這樣的傢伙經常卻無法利用其境遇的恩寵，李源良也不例外。因此，我就代他好好利用了一番。

李源良本質上是享樂主義者。他喜歡悠閒度日，比如拉小提琴或是畫畫。但音樂也好、美術也罷，他都不會一門心思地深入鑽研，只是出於娛樂而已。此外，他對當時逐漸興起的話劇也很有興趣，便與同好一道組建了業餘劇團，並以演員的身份登臺表演。儘管只是同學校演出差不多的水準，但他也算得上是一個高明的演員。小提琴和畫具對他的現實生活沒有任何幫助，但唯獨演技，在某種程度上給他帶來了正面影響。當他在會議上陳述我教給他的意見時，他總是能成功地表現出與該意見持有人相符的態度。

我的意見透過李源良之口說出，並非總能得到認可。因為精打細算之下，相較於不穩定的民族工業家，向那些囤積棉花的投機業者們融資要有利得多。但慢慢地，銀行幹部們開始清楚繼任董事長所持態度為何了。李源良是即將支配整個銀行的大人物，任何人都不會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而所謂的“大人物”，不是別人，正是我。就這樣，我慢慢地替銀行的幹部洗腦，靜待時機。

李源良的父親死後，我的時代便到來了。我得到了銀行的完全控制權，但我並未謀取董事長的職位，而是成了李源良的秘書——這樣就足夠了。如今，李源良就是我，我就是李源良。

自李源良就任董事長後，興祥隆銀行的性質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世人都認為這是因新董事長的性格所決定的。我還記得，某家報紙刊登了這樣一則評論——“年輕的董事長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似乎已決意率領興祥隆銀行成為民族產業的支柱。然而，這位年輕的董事長恐怕很快便會醒悟到自己選擇了一條多麼困難重重的危險之路。”另外一家報紙則這樣寫道——“年輕的獨裁者李源良莽撞地衝上了一條荊棘密佈的道路，很快，他就將變得渾身鮮血淋漓。”自然，被這些評論激起發奮之心的並不是李源良，而是我。李源良當時只是一邊將菸灰彈在報紙上，一邊若無其事地說笑道：“呵呵，這幫傢伙盡散布些陳詞濫調來攻擊我。”

李源良是我的面具，透過這個面具，我成了銀行的獨裁者。其中既有過失敗，也有過成功。當失敗時——比如貸款的工廠破產，人們就會冷笑——“看吧，活該！”但冷笑也好，白眼也罷，李源良一概置若罔聞。因此，人們愈發將他視做境界極高的大人物，卻並未看見真正的統治者在後臺咬牙切齒地流下懊悔的淚水。當成功時，那些人就會紛紛稱讚——“哎呀，不愧是李源良，真是胸懷大度的俊傑之才，比他老爸還要厲害！”李源良則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在董事長室裡開啟速寫本，聚精會神地為桌上的墨水瓶寫生。那些人並不知道，滿臉喜色的木偶師為了不讓觀眾聽到，正在極力忍住喜悅的呼聲。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說這些，是想讓你知道，李源良的所作所為其實全部都屬於我李東昌。

當南洋的席有仁面臨事業危機，被所有銀行拒之門外，最後不得不來向興祥隆銀行尋求援助時，他想必早已不抱任何希望。當時，我和李源良同在避暑地，但並非在遊玩。李源良吱吱嘎嘎地拉著小提琴，我則在一旁研究席有仁的融資申請書（或許應該稱作懇求書），並且仔細審查了關於新加坡瑞和企業的調查資料。興祥隆銀行的地盤僅限於上海一帶，我當時剛好在想，是時候與南洋建立關係了。但為了在南洋華僑中間擁有立足之地，就向當前生意興隆的企業低頭，這種做法太過愚蠢，也不會有太大的發展。雖然會走彎路，但我們必須抱有慢慢培養的決心不可。我從很早以前就有這種想法，因此便覺得席有仁的申請是一個絕佳的機會。那是一種賭博，而且是極其危險的賭博。

我自言自語道：“搏一把吧……”李源良就在旁邊，但我並未同他商量，凡是工作上的事從來都是我一個人拿主意——“好，搏一把！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嗇，只能維持一時的金額是不行的，必須超過席有仁申請的金額——必須要保證能從根本上令瑞和企業重新站起來，以謀圖更大的發展。”

李源良停止拉小提琴，開口說道：“又要賭了？”他的話中既無嘲諷，也無抗議，“如若失敗，人們會說什麼呢？希望他們能發明些有趣的新詞彙。”——他只關心這些。我將蓋有董事長批准印章的檔案交給了銀行，就是這份檔案拯救了席有仁。董事長的印章一直由我保管，而且他的所有信件都是我寫的。到了後來，甚至連銀行職員也將我的字當做是李源良的筆跡。

席有仁是一個精力旺盛的怪物。得到融資的認同書後，他便立刻返回新加坡，專心致志地開始著手企業重建。一年後，他便將貸款悉數還清。為了還錢，他親自來到上海，但李源良和我當時正在歐洲旅行，視察業務。準確地說，李源良是去各個美術館、劇場和音樂會，我則是去視察各地銀行。

席有仁得到融資後，每月都要對其事業狀況作兩次詳細的報告，簡直殷勤得過度，而且每次都會說些感謝的話。可以說，只要是這個世界上有的所有感謝的表現方法，皆已被他收羅殆盡。我一般每收到三次就寫一封回信，內容不過是叫他加油而已。當然，李源良是不會寫的，一直是我以他的名義來寫。旅行中，我也給席有仁寄過幾封信和明信片。當時曾計劃順路去趟新加坡，便就此事聯絡了席有仁。不過，後來新加坡之行因故取消了。

旅行回來，戰爭便爆發了。至於關閉銀行在上海的業務轉而移至重慶，也是我以李源良的名義作出的決定。戰爭中，我與席有仁的聯絡一時中斷。後來我聽他說，在日軍佔領新加坡後，他便放棄事業開始四處逃亡。等戰爭結束，興祥隆銀行又重返上海。同樣，席有仁也回到了新加坡，開始收復以前的企業。雙方都忙著處理自己的事。

關於戰後上海經濟界的狀況，想必你也知道，簡直無以名狀。官僚資本掌握了所有生殺予奪之大權，我每每想起就會肝腸寸斷。民族產業無法逃離棍棒的撲殺，盡數被滅。興祥隆銀行融資的民族產業全部破產，銀行也因而倒閉。我甚至遠渡美國，企圖尋找救亡之策，卻均失敗而回。就這樣，長年的夢想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一朝破滅。

我們放棄上海，流落到了香港。我和李源良均無妻子。李源良的妻子在重慶去世，並無孩子；我雖然並非獨身主義者，但忙於工作，也未成家。我們都無牽無掛。因此，我們計劃在香港重新開始。然而，對外來人而言，香港的風潮並非那樣溫暖，而且我們也沒有任何基礎。我們花光了身上僅有的錢，卻連一個像樣的事業的衣角都沒摸到，僅剩一身皮骨。南國的太陽實在酷烈得無情。應該北返嗎？不，此時中原早已戰火密佈，紅軍已如波濤般跨越了長江。

我們從一流公寓遷至二流公寓，這樣做自然是為了節約經費。後來，我們更是搬到了三流公寓，而且是二人同住一間小屋，淪落之感愈發痛徹心扉。就在那時，我偶然間遇到了一位以前在上海結識的日本實業家。那位名叫矢田的日本老人剛好前往東南亞旅行，歸途順路就來了香港。矢田是工業家，擁有一家生產塑膠的工廠。在他眼中，旅行所到之處都是他產品的市場。而且，他當時正在考慮產品的直接出口，恰巧就遇見了我們。性急的矢田老人立刻熱情地勸說我們——來日本吧，幫我負責工廠的出口部門，我的產品的客戶都是南洋的華僑。

“去吧！”李源良說，“我也很想去看看日本，以前旅行時，從沒在那裡逗留過兩天以上。”

我同意了。反正當時進退維谷，如此可謂正中下懷。

在香港窮困的底層生活，讓我對李源良有了新的認識。我當時大受打擊，心中充滿了落魄的感慨，可李源良卻並非如此。若論落魄的嚴重程度，他才是真正從極高的地方狠狠摔下來的一位——頂級的大資本家一下子便淪落到了近乎於無業遊民的境地。而我原來只能算是中產階級，如此境遇本不足以令我一蹶不振。但即便如此，我仍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可是，你猜李源良怎樣？他失去了小提琴，卻在灣仔買了一把便宜的胡琴，整日開心地彈奏，毫無像我一般山窮水盡的悲壯感。他的舌頭本應習慣了美食，但在吃路邊攤的蕎麥麵時，他也會十分滿足地吧嗒嘴巴。至於衣著打扮，反倒是我更加在意。

我說服他換了名字。我雖有李東昌這一名字，但當時那般落魄，實在羞於使用。李源良雖然並不執著於此，卻也按我說的起了一個假名，用在了身份證上。

我們來到日本，負責矢田公司——也就是朝日產業的出口部門，但一切卻與此前並無不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工作還是全部由我處理。相較於塑膠，李源良對美術展覽會和音樂會更感興趣。他似乎很喜歡東京，稱讚那裡文化氣息濃厚。我也很喜歡日本，因為這裡有真正的工業，令我獲益頗多——我覺得青年時代的夢想彷彿又重新復甦了。

在矢田老人的關照下，我們在朝日產業的地位也還穩固，但公司的幹部們卻對如何對待出口部門抱有很大的疑問。這樣說，是因為當時有一家提供原料的財閥商社要求獲得出口的代理權。若將代理權轉讓，購買原料的資金週轉應該會變得輕鬆許多。如此一來，朝日產業的直接出口部門的存在不但變得可有可無，反而撤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