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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種想法有本質上的錯誤。”博士說，“第一，腦移植不是修補損壞的混凝土牆，移植的可能性存在著界限，完好保留相當的部分是前提條件。第二，所謂的心並不是腦細胞本身，它是電波交換產生的結果，所以極端地說，即使你的腦袋裡裝的完全是別人的腦，只要電波程式是你自己的，就可以說還是你自己的心。”

“用一個人的腦可以組裝另一個人的心電程式？”雖然有點偏離主題，我還是吃驚地問。

“以現有的科學水平當然不可能，但腦移植不是這個層面的問題，它只不過是因為進行電波交換的腦的一部分受損，用別人的腦片來取代，去恢復原來的程式而已。程式包含心的功能。”

“可移植的腦片不一定和原有的那部分腦起同樣作用吧？我倒覺得，有差異是理所當然的。”

“大概會不一樣。”博士淡然承認了這一點，“但這種差異不至於改變程式——我說的移植可能範圍內的情況。也許會產生一點細微變化，但我認為它們不會表面化。”

“根據呢？”

“平衡感覺。人腦具有的平衡感覺令人吃驚。我想你也知道，人有右腦和左腦，分別有著執行不同意識程式的記憶容量。事實上我們知道，做腦分離手術會產生不同意識，但左右腦在被腦粱這以紐帶聯結時，意識會達到統一，因為兩者的程式會協調合作，微小的腦部位變化會被抵消。”

“那能說是微小變化嗎？移植可能的界限真的沒有多大？”

“現有技術條件下是這樣，關於這點，大概今後也不會有顯著進展。”

我不是理解不了博士的解釋，但還是無法釋懷。他說的固然有道理，但事實上我已注意到自己的變化，這些變化絕不是環境變化造成的，也不是錯覺。

我稍稍換了一下問題的角度：“先不說移植腦片的影響，以前沒有因事故或腦手術給患者的精神帶來影響的例子嗎？”

博士雙手抱臂，盯著天花板看了一會兒，說：“這個，是有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腦蛋切除術——大概說最壞的例子更合適——確切地說叫前額葉白質切除術。手術很簡單，就是在額頭口一側開個小口，切斷某個神經纖維，這種手術用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行動異常者或疼痛劇烈的癌症晚期患者身上。手術後患者的精神狀態會變好，疼痛感會變遲鈍，但另一方面，會帶來積極性減弱、與人交往產生障礙、過度興奮等人格變化。現在這一手術已被廢止，它可以說是無知導致的失敗。除手術外，還有因事故導致頭部受傷而產生性格變化的例子，聽說有一個勤奮、溫和的男子因爆炸事故摘除了前額葉之後，變得暴躁、衝動、不自信了。”

“不能保證這種變化不會在我身上發生，對吧？”

“我不能保證，但我想不可能發生。博士挺了挺胸，剛才說的例子，都是因為腦原本的狀態起了變化才發生的情況，而你的腦儲存著完好的形態。我可以自信地說，這世上至少有五萬人的腦都不如你的完整，卻相信自己是正常的。”

“但我的腦動過刀子，就算極微小也還是有可能發生變化吧？”

聽我這麼說，博士面露難色：“科學家不能說可能性為零，即使它無限接近零。”

“無法解釋我最近的心境變化嗎？”

“不能。不過你剛才說得挺好，環境變化——沒錯，就是它。就算沒做手術，它也會如神的啟示一般出現。”博士說到這兒，桌上的電話響了。他拿起話筒說了兩句，轉身問我：“我可以離開五分鐘嗎？”

“請便。”

他出去之後，我琢磨著剛才的話，覺得他撒了謊。很奇怪，身為實驗物件的我在敘述重要資訊，他卻毫不重視。我很難理解身為科學家的他竟然持這種態度。

我從沙發裡站起來，走近他的書桌，書架上擺滿了專業書籍和資料夾，大概拿過來看也不知所云。

我的視線停在一個似曾相識的薄資料夾上，便抽出來開啟，果然，裡面記載著給我供腦的捐贈者資料。對關谷時雄這個名字我還有印象。我從紙簍裡撿起一張廢紙，記下了關谷時雄的有關資訊，特別謹慎地抄下了他的住址和電話號碼。

不許打探捐贈者的情況——這是堂元博士的命令，但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容我多想。

博士回來了，剛好五分神。這時我已經坐回原處。

“若生把你的測試結果作了電腦分析。結論是，非常正常，絲毫不用擔心。你還是原來的你。”他並沒顯得多得意，只是點點頭，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

“能讓我看看分析結果嗎？”

博士略顯驚訝地皺起眉頭：“不相信我們？”

“我只是想親眼證實一下，心裡很不安。”

“沒必要。再說就算看了你也理解不了。只是羅列著一堆枯燥乏味的數字。我也不是不明白你的心情，這樣吧，我們去把它整理成你能明白的形式。”

‘拜託了。”我微微點頭，抬起眼睛看他。四目相對的瞬間他躲開了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