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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他選擇向大順的圍城工事反動反擊,是為了臨死之前拉他憎恨的中國人中的大官下水一樣。因為哪怕大順這邊選擇不計死亡強攻,那也不會影響到統帥和戰略決策者,誰強攻直布羅陀都得準備死個七八千人,很正常。唯獨反擊得手,才會不正常、被攻訐、在朝堂被攻擊,才有有人陪葬。
現在的局面已經無可挽回,不論是被俘、釋放、自殺,還是戰死,結局都是一樣的。
他是堅定的正統輝格黨支持者,並不是那群“愛國者黨”們的黨徒,而是堅定支援波沃爾那一派的人。
正統輝格黨、託利黨、宮廷黨、鄉村黨、愛國者黨、西印度商會、東印度商會、國內土地貴族……他們有時候交叉的、有時候互相勾連的、但有時候也是涇渭分明且嚴重分化的。
威廉·皮特的“全球殖民戰略”是正確的嗎?
以後世的視角來看,應該說,是威廉·皮特,奠定了英國15o的天子氣運,真正的日不落奠基者。
整體來說,丟了北美,得了印度,對英國來說,北美是個包袱,丟了好;而印度可以提供廉價的原材料、以及英國急缺的低端原材料生產勞動力。
七年戰爭的鉅額債務,以及國內生產力的展和商業資本的劫奪制,促成了北美分離。
應該說,也算是清理一下負面資產。
但現在嘛……很難說。
站在後世的視角,或者有先知的話,可以知道印度的價值。
不過現在,印度的價值體現在哪?
況且還丟了。
託利黨反對威廉·皮特,是因為維繫戰爭的土地稅和消費稅。
輝格黨反對威廉·皮特,是因為皮特把戰爭打的太大的,而且完全沒有見好就收。
包括歷史上七年戰爭結束,“愛國者黨”認為《巴黎條約》就是個賣國條約,是“不敗而敗”、是“給了法國一個無比優厚的待遇,是對本國人民的犯罪”。
但對那些保守的戰略家而言,則認為《巴黎條約》是完美的結局,不能把法國逼得太狠,因為把法國逼得太狠,那就不是“停戰”,而是一場由舒瓦瑟爾公爵主導下的法蘭西復仇戰爭,將會是一場“十年的休戰”。
現在的現實,則是遠在大洋彼岸的大順,也派艦隊來摻和了這場戰爭,這就使得威廉·皮特身上背了一個巨大的黑鍋。
孟加拉關稅戰爭爆的時候,威廉·皮特興高采烈,認為這是偉大的全球戰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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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整個英國剛經歷了梅諾卡島的慘敗,新內閣組建,急需證明新內閣的比起上一任內閣強百倍。
印度的勝利、路易斯堡的勝利、腓特烈連續打出來兩場史詩級的戰術勝利證明了僱傭普魯士打手的每年3oo萬兩白銀沒白花。
這種情況下,孟加拉關稅戰爭的勝利,就是內閣的功勞。
那麼,大順為什麼要忽然參戰?
理由是什麼?
真正的理由,是大順的小農經濟關係到封建統治的王朝穩定,大順否則了拓展內部市場的可能,松蘇爆的工業革命,急需一個市場和大量的貴金屬。
而印度和大順之間的手工業商品衝突,使得大順的工業資本急需找一個和大順商品不衝突的市場;大順的商業資本,眼紅於專營壟斷貿易下的東印度公司的鉅額利潤。
這是真正的原因。
但表面的原因,是什麼?
或者說,聽起來最合理的、合此時根本不懂資本和國富理論的“理”的原因,是什麼呢?
顯然,是“我們在印度咄咄逼人的野心,驚動了東方的帝國,讓他們對自己的邊疆安全產生了極大的不安,並擔心我們以印度為跳板,將孟加拉的故事復刻到他們的身上”。
“東印度公司為了他們股東的自私的利益,將整個國家拖入到一場災難當中。為國家塑造了一個可怕的甦醒的惡龍。”
“鴉片事件,東印度公司明知道中國反對任何形式的鴉片貿易,但他們依舊讓大量的掮客、中間商,從公司的手裡購買鴉片。且在明知道這些鴉片將運到中國的情況下,這招致了中國大皇帝的反感……”
對於“大順海軍出現在直布羅陀、且進攻印度”的原因,現在主流意見就是這樣的。
英國反對威廉·皮特的人,當然並不是在反思,而是在用這個理由來搞黨爭。
而大順出兵的理由,基本也是如此。
至於信不信……這玩意兒,你給英國的老百姓,或者那些收入高到算是人的人,解釋“物價革命”、“手工業生產效率”、“小農經濟維穩”、“外向經濟催化”、“市場”等等這些東西,還得列資料、講道理,他們還真就未必願意聽。
反倒是簡單粗暴的“因為你有前科,所以我認為你肯定舊病復”這樣人之常情的道理,更容易傳播。
至於說大順這邊高舉的理論上大義的“自由貿易”,這個嘛……連這一套理論的祖師爺級別的亞當·斯密,都是個“民族主義者”,在涉及到中國貿易問題的時候就自己邏輯紊亂了,真正能談“自由貿易”這種此時的“高階沙龍議題彰顯逼格”這套理論的人,倒是不少。
一部分是真信。
一部分是“憑他媽什麼只准東印度公司當買辦?私人船隻不能過好望角?”
但真正掌權的,尤其是輝格黨一派的人,他們或者在東印度公司有股票、或者家裡參與北美的壟斷專營菸草貿易、或者掌控茶葉利潤,自然是不可能信的。
辯經是要辯的。
但在大家缺乏一些辯論共識、基礎不同的情況下——比如你覺得這個是黑的,我覺得這個是白的,這樣基礎都不同的辯論,是無意義的——反倒是那種“國家擬人”化的理由,更容易被人所接受。
既然威廉·皮特當初為孟加拉的勝利歡欣鼓舞,並被視作“他的全球戰略的重要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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