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順天丁酉科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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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順治十四年（1657），農曆是丁酉年。按照清朝制度，子、午、卯、酉年為大比（鄉試）之年，因此在這一年的八月，全國各省的省城都將要普行鄉試。

各地的考場中，以順天科場最為重要。順天科場設在京師北京，凡順天（今京津地區）、直隸河北省、關外以及名隸國子監或籍系滿蒙漢軍八旗計程車子，都可以參加順天鄉試，稱為“北闈”（“闈”為試院別名）。同時也允許各地監生、貢生離開本籍，到京師赴考。

對於丁酉年的鄉試，天下莘莘學子已經翹首期盼了三年。誰都沒有想到，這一年，將發生清朝歷史上最大的科場案。即使在中國考試製度史上，此案也是空前的一頁。

自隋朝實行“科舉取士”以來，科舉制度在中國已經施行了一千多年，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封建社會選拔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維護其統治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這種以考試成績而不是以門第來選拔官員的制度，雖然有其必然的歷史侷限性，但在封建時代，確實是統治者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能在最大範圍內、最公正地選拔人才的機制。“學而舉則仕”，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催生了不論門第、以考試晉身計程車大夫階層。

科舉制度在唐朝時漸趨完善，基本特徵是分科考試，擇優錄取。考試分常科和制科兩大類。常科每年舉行，制科則是皇帝臨時設定的科目。常科名目很多，依據應舉人的條件和考試內容分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科。其中以明經、進士兩科最重要：明經一般試帖經和墨義；進士則試帖經、雜文、策論，分別考記誦、辭章和政見時務。進士科的要求比明經科更高，當時有俗語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即說明進士科的難度，考上的人數往往只是明經科的十分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武則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人是完善唐朝科舉制的關鍵人物。唐太宗擴充國學規模，進士科錄取極嚴；武則天首創了殿試，並增設取武將的武科舉，但殿試只限於武則天當政時，並未成為唐朝定製；唐玄宗時，詩賦則成為進士科的主要考試內容。終唐一朝，科舉取士約一萬人，唐朝的宰相百分之八十是進士出身，由此可見科舉的影響和成效。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授予新科進士的官職遠較後代為低，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職，明經科上上第授從八品下官職，進士、明法兩科甲第授從九品上，乙第只能授最小的官從九品下。盛唐著名詩人王維高中狀元后，授官太樂丞，即為從八品下的小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唐朝的科舉有點類似現代的公務員招考。

宋朝時，除了取士的數量大增外，對科舉制度的最大改良當屬皇帝加強了對取士過程的控制。自宋太祖趙匡胤開寶六年（973）起，殿試正式成為定製，取中的進士一律要經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最後的名單和名次也由皇帝欽定，因而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門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門生，由此減少考官同士子結黨營私的可能性。殿試結束後，宣佈登科進士名次，然後由皇帝賜宴瓊林苑，史稱瓊林宴。凡於殿試中進士者均立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

科舉經過歷代變遷，到明朝時已經形成了完備的考試製度，共分四級：院試是各地考生參加縣府的考試，由省提督學政蒞臨主持，及格者稱生員，俗稱秀才。鄉試是省一級的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舉行，稱為“大比”；如果趕上皇帝喜慶，也會下詔加開，稱為“恩科”。考期一般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稱“秋闈”，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臨時選派。鄉試中舉，稱為乙榜，又稱桂榜。取中者稱為舉人，俗稱孝廉，或稱登賢書。考得第一名者，稱解元。會試在鄉試次年舉行，是中央一級的考試，由閣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醜、未年舉行，又稱“春闈”。取中者為貢士，第一名稱會元。殿試則是皇帝親自主持，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別稱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稱為傳臚。殿試只用來定出名次，能參加的貢士通常都能成為進士，不會再有落第的情況，並從此官服加身，榮耀無比。

不過，科舉制發展到明朝，已經與唐朝科舉大有不同，開始明顯露出僵化的跡象。就考試的範圍來說，唐朝包括經義、時務和經史，而明朝主要是四書五經，其他的知識統統被視為“雜學”。就應試文體來說，唐朝主要是詩賦、帖經、墨義等，而明朝則是八股文。八股文講究形式，其行文格式有嚴格規定，必須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內容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華麗辭藻、合乎格式即可，不求有獨立思考、創新見解，根本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清朝不但完全承襲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清朝統治者出於私心，屢次大興文字獄，在思想上對士人控制更嚴。舉例而言，晚清時，梁啟超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參加鄉試中舉人，被視為神童。但他自己也承認“帖括（為應付考試而設的八股文範文選刻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而他的師傅康有為出身書香世家，自小熟讀經史子集古今典籍，卻十六歲才中秀才，之後六次參加鄉試均名落孫山，失意科場二十年。

唐朝和明清的科舉之所以會有這麼大的差異，主要是二者實行科舉的目的就已經大相迥異：唐朝是為了選才納賢，為國家選拔有用人才；而明清是為了束縛士人的思想，加強君權。數百年來，八股文扼殺了無數人的創造力，明清的科舉也失去了初創時的積極意義，不能造就人才，而選拔出來的人也並非學問出眾之人，這也是為什麼明清許多狀元自及第後就默默無聞的原因。但是，對於常人而言，科舉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階梯，過了這關，就是鯉魚躍過了龍門，就會變化成龍，利祿所在，天下人無不趨之若鶩。

順治十四年（1657）正月二十一日，新年伊始，二十歲的順治皇帝突然釋出了一道諭旨，內容並非軍國大事，而是限制八旗子弟參加科舉考試。這道諭令剛好在大比之年伊始釋出，顯然有著特別的意義。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素有崇尚“國語（意為滿語）騎射”的國策。凡八旗子弟，上自皇帝，下到八旗幼童，從一出生就要開始進行“國語騎射”的教育和考核，直到花甲之年才得中止。但自清廷入關後，局面開始有所改變，八旗子弟發現一旦科舉考中，既可以立即升用，得到優厚的俸祿，又可以免去從軍之苦役，於是開始崇尚文學，熱衷於科舉。順治皇帝對此十分憂慮，多次強調說：“我朝以武功開國，頻命征討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騎射，今天下一統，勿以太平而忘武備，尚其益習弓馬，務選精良。”但仍然不能阻止八旗子弟崇文怠武，以致順治皇帝不得不以諭旨來強行限制。此則故事固然是出於清朝“以武定國”的傳統，卻也說明了在金榜題名後的風光榮耀和高官厚祿的誘惑下，科考給人帶來的誘惑何等之大，就連八旗子弟也不能抗拒。

這道諭旨的背後還透露出一點，那就是科舉名額十分有限，清朝皇帝希望將這些為數不多的名額留給漢人，以此籠絡人心。正因為科舉從來就是一座獨木橋，參試的人數遠遠大於被錄取的人數，時刻要面對僧多粥少的局面。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早熟的國家，科舉自存在之日起，就與弄虛作假、營私舞弊聯絡到了一起。而統治者為了維護形象，選拔出真才實學的人才，也制定各種考場規則，全力採取措施確保考試的公正性和錄取的公平性。這樣，一方面是花樣形式不斷翻新的作弊手段，另一方面卻是日益嚴格的考試紀律和嚴厲殘酷的懲戒措施，由此形成中國歷史上一道奇異的風景線。

丁酉鄉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拉開了序幕。少年天子順治皇帝去年剛剛順利冊封紅粉知己董鄂妃為皇貴妃，心情大好，突然決定有所作為，要對科舉加以整飭。丁酉的前一科，順治十一年（1654）的甲午，人稱“甲午一榜無不以關節得幸，於是陰躁者走北如鶩，各入成均，若傾江南而去之矣”（《研堂見聞雜記》）。順治皇帝有所察覺警惕，因而不但在選派主考官上格外費心，還事先對考官們告誡說：“考官閱卷有弊者，殺無赦！”語氣十分嚴厲。然而，科場積弊由來已久，似乎誰也沒有太把年輕皇帝的話當回事。

從鄉試，到會試，再到殿試，這是種層層上升的制度，越往上，關防越是嚴密，作弊越難。且會試、殿試均是在皇帝腳下舉行，鎮之以天子之威，行賄者和受賄者均不敢輕易嘗試。因此，在幾級考試中，鄉試就成為最容易產生科場關節的地方。

根據規定，凡國子監監生及府州縣學生員學成者（即透過學政主考的歲考的秀才）、儒士未仕者、官未入流者，都可以參加鄉試，人數不限。一些有錢人家的公子因讀書不熟，才思遲鈍，連秀才都考不中，本來是沒有資格參加鄉試的。但只要打通地方關節，公開納資捐錢，便可附名府縣學，或取得略勝於府縣學生員的國子監監生的資格，名正言順地取得參加鄉試的通行證，不必冒任何風險。不過，要透過鄉試，取得舉人資格，難度就大多了，因為各省鄉試錄取舉人的名額是有規定的，報名的考生歷來遠遠高於錄取名額。不過，一旦中了舉人，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正如《儒林外史》中所言：“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做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中舉的誘惑相當之大，對於一些沒有真才實學的人來說，想要擠過鄉試這座獨木橋，混上舉人的身份，就只能另想他法了。

來自浙江湖州苕溪的貢生（秀才）張漢沒有就近報名參加在本省省會杭州舉行的鄉試，而是千里迢迢趕到京師北京參加順天闈的鄉試。他本就家境不佳，湊齊路費已經是十分艱難，更不用說一路北上舟馬勞頓之辛苦。張漢如此費盡周折地報名順天鄉試，自然是有理由的。按照當時規定，每次鄉試，各省錄取的名額事先都有規定，且數量不一，根據各地文風、人口而定，如此，順天則高居各省之首。錄取名額多了，錄取的機率自然就大得多，因而全國各地不少士子像張漢一樣，寧可多花路費，也要參加順天的鄉試。

當時士子齊集北京，人頭簇簇，蔚為大觀。張漢到京師後，四下一打聽，才知道形勢嚴峻，來順天參加鄉試的生員有四千人，貢監生一千七百餘人。將近六千人的考生，錄取名額只有二百零六名。如此懸殊之比例，令不少報考者開始打起了考官的主意。而一些出身富貴的考生更是有備而來，輦金載銀，齊集京師，打算以財神開路，務求金榜題名。

張漢囊中羞澀，連食宿都成問題，不得不借宿在湖州同鄉李振鄴家，當然無力用金錢去賄賂考官。看到眾多競爭者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他不由得十分發愁。就在此刻，喜訊從天而降——張漢的朋友李振鄴竟然被內定為本屆順天闈鄉試同考官。

清朝對鄉試考官的任命有明文條例規定：各省正、副主考官分別以翰林、給事中、光祿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書評事等選任，各部衙門慎選報送後，由吏部擬定正陪，疏請皇帝任命；已充任會試同考、鄉試主考官者不得重送；順天同考官由吏、禮二部選用，各省同考官則由巡按御史從當地選用。

當年順天科場主考官為翰林侍讀曹本榮（湖北黃岡人）和侍講宋之繩（江蘇溧陽人），二人均是學問淵博的翰林，由順治皇帝親自選派。特別要強調的是，這兩位主考官均是南方籍大臣。之後興起的科場大獄之所以結果如此慘烈，開“科場作弊者死”之先例，其實就是南方籍大臣與北方籍大臣黨爭的結果。

歷來鄉試考生眾多，正、副兩名主考無法遍閱全部考卷，所以按照慣例還要另外選派十四名考官，稱為“同考官”，又叫“房官”，負責分房閱卷，先篩選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薦。同考官多為進士出身的閒散小京官，一般從各衙門中科舉出身而有才名的散官中選出。因為同考官向主考官推薦的試卷，十之七八會被錄取，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所以每到鄉試舉行前兩三個月要內定同考官人選的時候，就開始有京官竭力鑽營，以謀一席同考官之任。刑科右給事中任克溥便一直垂涎同考官的席位，但卻沒有被選中，心情很是鬱悶。大理寺的左評事李振鄴、右評事張我樸及國子博士蔡元禧、行人司行人郭濬等都是當時頗有才名的新進，因此在這一年被膺選入闈。尤其李振鄴、張我樸二人均年僅三十有餘，號稱年少輕狂，立即成為不肖士子們刻意鑽營通關節的目標。

李振鄴，浙江湖州歸安（今浙江吳興）人，順治九年（1652）進士。他是科舉正途出身，少年新進，一直在冷衙門中當一個閒官，官職不大不說，平日還清閒得發慌，毫無油水可撈。他早就有一肚子的窩囊氣，所以，這次意外被選為同考官後，就已經打定主意要大撈一筆，力爭宦囊大飽，滿載而歸。

剛好此時，李振鄴又遇上了一件煩心事，一直呆在家鄉的妻子來信告知，不日即將來京。而之前他曾瞞著妻子，在京城偷偷娶了一房小妾。李振鄴素來懼內，必須得趕在夫人到達之前，將小妾打發掉。但一日夫妻百日恩，要讓他就此將小妾掃地出門，他又有些捨不得。思來想去，始終沒有良策。剛好寄宿在自家的張漢進來，李振鄴突然心生一計，主動找到張漢，提出要將小妾無償相送，條件是在李夫人未到之前，他仍然有權佔有小妾。張漢對此飛來豔福，自然滿口答應。

這邊的問題解決了，那一邊的小妾卻覺得十二分的委屈，要她改嫁給一個窮酸秀才，無論如何她都不肯答應。李振鄴便告訴了小妾他已經被內定為同考官的事，他打算讓張漢做中間人，去聯絡三名急於中舉的考生，一名考生收取賄銀六千兩，張漢再加收兩成的中間費一千二百兩，這樣，小妾也就衣食無憂了。小妾聽了十分歡喜。於是，李振鄴透過小妾帶話，讓張漢出面，去向考生賣考場關節。

科場作弊手段花樣很多，但總的來說只有兩大類：一類是考生單獨作弊，只牽涉考生本人；第二類則是考生與考官通同作弊。

考生本人作弊最常見的就是挾書，即偷偷地把與考試內容相關的書籍或寫有文字的字條帶進考場。從唐朝開始，就開始禁止挾書。據《通典卷十五》記載：“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尋衣服，譏呵出入，以防假濫焉。”但挾書之禁終唐一朝未成為定製。一直到北宋時，才專門設監門、巡鋪等官吏，搜尋巡查考生是否挾書，一旦發現，便會嚴加處罰，即取消一次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南宋時加重為取消五次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明清時也一再申嚴挾書之禁，並進一步加重了處罰，如順治二年（1645）即明確規定：“生儒入場，細加搜檢。如有懷挾片紙隻字者，先於場前枷號一個月，問罪發落。搜檢官役知情容隱者同罪。”（《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七》）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規定：“凡考試，舉人入闈，皆穿拆縫衣服，單層鞋襪。止帶籃筐，小凳，食物，筆硯等項，其餘別物，皆截留在外。如違治罪。”（《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四一》）乾隆九年（1744），又進一步詳細規定：“士子服式，帽用單層氈；大小衫袍褂，俱用單層，皮衣去面，氈衣去裡，褲油布皮氈聽用，止許單層；襪用單氈，鞋用薄底，坐具用氈片。”至於士子考具：卷袋不許裝裡，硯臺不許過厚，筆管鏤空，水注用瓷；木炭止許長二寸；蠟臺用錫，止許單盤，柱必空心通底；糕餅餑餑，各要切開。至考籃一項：應照南式考籃，編成玲瓏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檢。士子點名時，頭二門內，令搜役兩行排立，士子從中魚貫而入。以兩人搜檢一人，細查各士子衣服，器具，食物，以杜懷挾之弊。若二門搜出懷挾，即將頭門不能搜出之官役，照例處治。”這些措施雖然難以杜絕懷挾之弊，但對於防弊顯然有重要的作用，如乾隆九年（1744）順天府鄉試，當場查出四十二名挾書者。乾隆皇帝為之震怒，特派遣親近大臣嚴密稽查，規定凡搜得一名挾書，給搜役銀三兩。頓時，有兩千八百名考生不等點名便聞風而散去。

考生單獨作弊除了挾書外，還有傳義之弊，即在考場中傳遞字條。宋朝在考場設有巡鋪官，明清設有巡綽官，均是為了防止傳義之弊。

與挾書、傳義相比，代筆更加隱蔽，更難以被發現，因此僱人代考之事時有發生。歷代都針對代筆採取了許多措施，歸納起來不外乎三類：一是鼓勵告發代筆之人，利用民間的力量起到監督、監察的作用。二是對比考生筆跡，以防假冒。鄉試前，讓考生親自書寫卷首家狀，等鄉試合格之後，再對照家狀與試卷的筆跡。三是採取複試之法。清朝鄉試、會試放榜後，在參加會試、殿試之前，均要進行復試，目的就是為了有效地杜絕冒名頂替。

清朝時，還採取了對考生相貌年齡記錄在冊的做法。由於沒有照相術，這種記錄只能靠文字描述，因而鬧出了不少笑話。清初有一胡姓考官督學監考，嚴格地按照名冊來仔細核對考生的相貌年齡。原造冊者將“有須卻不濃密”寫成“微須”。胡考官認為“微”的意思是“無”，因此將所有有須的考生都拒之門外。一考生據理力爭，胡考官怒斥說：“你難道不知道朱熹注‘微，無也’嗎？”該考生反唇相譏道：“《論語》中說孔子‘微服而過宋’，豈是說老夫子赤膊精光，身上什麼也沒穿嗎？”

以上三種作弊方式都只與考生本人有關，風險相對較高，容易暴露。另外一類考生考官聯合作弊的方式就相對隱蔽多了。最常見的手段就是考生賄買考官，讓考官預先洩露試題。歷史上，最著名的賣題作弊當屬明朝弘治年間的程敏政洩題事件，大名鼎鼎的江南才子唐伯虎也被牽連其中。

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三十歲的唐寅帶著江東人的殷殷期望赴北京會試。唐寅，字伯虎，十六歲時參加吳中地區院試（秀才考試），得第一名，轟動了整個蘇州城。二十九歲時，參加了在陪都南京舉行的應天府鄉試。南京及周圍地區素為人文薈萃之地，是明朝文化、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人才輩出，而唐寅以第一名考取舉人，聲名遠播，成了天下聞名的“解元公”。主考官梁儲認定唐寅是天下奇才，特意將他的答卷帶回京師，給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敏政看。程敏政十分讚賞，嘆息說：“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剛好次年會試由程敏政與李東陽主持，天下人均認為狀元公非唐寅莫屬，唐寅也自認為“功名富貴”指日可待。

在進京的路上，唐寅與江陰富豪舉子徐經（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的高祖）相遇，二人結伴同行。到達京城後，主考官程敏政的書童假通關節嚮應試者索取賄賂，暗中倒賣試題。徐經花重金買到了試題，預先做好了文章，還將試題之事告訴了唐寅。此事後來被諫官華昶等人揭發出來，交有關部門調查，程敏政、徐經、唐寅都被下獄，飽受皮肉之苦。而程敏政根本就毫不知情，出獄後憂憤而死。後來才知道這是傅瀚（也是當時的禮部右侍郎）想要得到程敏政的主考官位置，跟諫官華昶以及程敏政的書童一起設好的圈套，徐經和唐寅二人不過是其中的棋子而已。但唐寅由此前途盡毀，被取消科考資格，發往浙江為吏。孤傲不羈的唐寅受此打擊後，無意功名，拒絕到浙江上任，而是返回了吳縣老家，從此，開始了“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別人看不穿”的生涯，放浪形骸，縱情山水。民間將他稱為“江南第一才子”，流傳著“三笑姻緣”等風流佳話。

在此案未發前，明孝宗朱祐樘在宮中飲宴觀戲。一個優伶扮成個賣豬蹄的，用盤子端了熟豬蹄，邊走邊叫：“賣蹄（題）啊！”另一個優伶扮成買家上前問價錢。賣蹄的答道：“一千兩銀子一個！”買的人驚問道：“怎麼這麼貴？”賣的答道：“我這是熟蹄（題），並非生蹄（題）。”即暗喻京師有人向舉人賣會考試題。可見當時科考中，考生買題、考官賣題舞弊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買題作弊的要訣在於考生花錢買到了試題，事先做好了答卷，但即便如此，仍沒有百分之一百中榜的把握，因為考生各人文章才華不一，考官也有自己的口味，考生事先費盡心思做好的文章未必就是考官想要的。比買題更高一籌的，則是收買出題官員。

南宋時，丞相秦檜權傾朝野，朝中大臣無不對其趨炎附勢。有一年科舉，秦檜的族侄秦暄將要應試。臨考前，秦檜派人將中書舍人程子山召入相府，自己並不出面接待，只讓僕人用美酒好飯侍候。程子山獨自一人呆得無卿，看到桌子上有一篇寫著“進士秦暄呈”的札文，便翻看起來，由於瀏覽再三，幾乎能夠背誦下來。幾天後，程子山接到入闈典試的任命，並得知秦暄將參加考試，便立即想到之前秦檜刻意安排的苦心，於是以秦暄的札文作為考試內容。如此一來，秦暄自然高中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