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各方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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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新貽遇刺後，江寧將軍魁玉用六百里飛驛緊急馳奏朝廷。奏摺送到北京後，十五歲的同治皇帝看了大驚失色，深感駭異，將這一事件比喻為“武元衡盜起身旁”。

武元衡，字伯蒼。緱氏（今河南偃師東南）人。武則天曾侄孫，清雅俊逸如鶴，有唐朝第一美男之稱。曾任西川節度使，與名妓薛濤交好。薛濤所得“女校書”的稱號，就是他向朝廷奏請所得。唐憲宗時任宰相，因力主削藩，遭藩鎮忌恨。元和十年（815）六月初三早朝時，為藩鎮派遣的刺客暗殺，號稱“唐朝第一驚天大案”。

次日，清廷連發了四道諭旨：第一，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趕緊嚴訊，務得確情，盡法懲辦；第二，曾國藩著調補兩江總督，未到任以前著魁玉暫行兼署；第三，密旨安徽巡撫英翰加強長江防務和地方治安；第四，著魁玉督飭司道各官，設法熬審，務將因何行刺緣由及有無主使之人一一審出，據實奏聞。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在設立軍機處的同時，還建立了“廷寄”制度。“廷寄”與“明發”相對應。所謂“明發”，是指皇帝的諭旨由軍機處代起草後，先經過內閣，次及於部院，層層下發，無須保密，稱為“明發”。而對於需要保密的諭旨，則不經過內閣，由軍機處本處密封后，直接交給兵部捷報處，用寄信的形式發出，直達收件人，稱為“廷寄”（又稱“寄信”）。“廷寄”的內容一般均為機密要事，下發時，根據緩急程度，分為日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快幾種。凡給經略大將軍、欽差大臣、參贊大臣、都統、副都統、辦事領隊大臣、總督、巡撫、學政的叫“軍機大臣字寄”，凡給鹽政、關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叫“軍機大臣傳諭”。字寄、傳諭封口處蓋有軍機處的印信，封函的表面均註明“某處某官開拆”，只許受命者本人拆閱，不許別人代拆。“廷寄”制度的建立，減少了很多中間環節，加強了中央和地方的聯絡，大大加快了辦事速度；同時，也使得皇帝擺脫了內閣的約束，使皇帝的意志可以毫無阻礙地直達地方。

因一件事一天之內連發四道諭旨催辦，這在清朝的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四道諭旨的口氣越來越嚴厲，可見清廷一開始就意識到此案非同一般，懷疑張文祥背後另有主謀。

四道諭旨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第二道——重新命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這是恭親王奕訢的意思。第三道給安徽巡撫英翰的密旨也不容忽視。英翰是滿人，不屬於湘軍一系，而且他本人與馬新貽交好，可以說，是目前朝廷在兩江唯一信得過的實權人物。秘密交代英翰加強防務，實際上就是預防兵變。可見從一開始，湘軍就已經被朝廷放到了懷疑的天平上，現在就要看曾國藩的反應了。

對於曾國藩，執掌大權的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訢都對他沒有任何好感。曾國藩之掌握兵權，得力於咸豐朝御前大臣肅順的倚重和推薦。尤其是後來曾國藩得到夢寐以求的兩江總督，全仗肅順的居間運作。說肅順對曾國藩有莫大的知遇之恩，一點也不為過。

恭親王奕訢一向與肅順不和。奕訢為咸豐皇弟，才幹過人，差點被道光皇帝立為皇儲，所以一直被兄長猜忌。咸豐登上皇位後不久，勒令奕訢退出軍機處，改由肅順取而代之。咸豐皇帝重用肅順，明顯有牽制奕訢的意思。奕訢與肅順從此成為冤家對頭。咸豐皇帝病死於承德避暑山莊後，六歲的兒子載淳即位，是為同治皇帝。以肅順為首的八名“贊襄政務王大臣”受遺詔輔弼幼主，掌管朝政。奕訢在皇族宗室中名望最尊，竟然無緣於輔政大臣之列，由此勢必要與肅順等人展開一場權力之爭。

而慈禧太后與肅順的恩怨，則更加是你死我活的局面。昔日漢武帝臨死前擔心“主少母壯，女主幹政”，處死了太子劉弗陵的生母鉤弋夫人，肅順曾經以此故事遊說咸豐皇帝除掉載淳生母懿貴妃，也就是後來的慈禧太后。咸豐皇帝一時心軟，未能下手。後來慈禧太后知道究竟後，恨肅順入骨，務必除之而後快。

而肅順之前曾大力整頓吏治，懲辦貪官，得罪的人不計其數。戊午科場案中，力主將主考官、大學士柏葰斬首；又彈劾戶部寶鈔處與官票所官吏和不法商人因緣為奸，交通舞弊，籍沒官吏、商人數十家。他為人剛硬，辦事不講情面，加上恃寵而驕，目中無人，引起不少王公大臣的嫉恨。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爭相投奔到恭親王奕訢或是慈禧太后門下。其中，就包括手握重兵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和兵部侍郎勝保。

咸豐皇帝臨死前雖然將朝政交給肅順等八名輔政大臣，但為了防止重新出現清朝初年權臣鰲拜欺君專權的情況，又分授私章“御賞”和“同道堂”給皇后鈕祜祿氏和懿貴妃那拉氏（實際上是給了小皇帝載淳，但由懿貴妃掌管），即後來的慈安和慈禧太后。這兩枚私章作為皇權的象徵，代表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凡下達詔諭，必須有二章為印訖。由此杜絕了權臣專政，卻也撕開了後宮女人干政的口子。慈禧太后時年二十五歲，沒有年輕守寡的悲痛，反而野心勃勃，不甘心朝政大權落於肅順等人之手。剛好此時御史董元醇上疏，以皇帝年幼為理由，請求由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慈禧太后也一心想效法古人，垂簾聽政，遂聯合慈安太后，努力與肅順八大臣及恭親王奕訢爭權。董元醇上奏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見肅順八大臣，要求他們照董元醇所奏傳旨實行。肅順等“勃然抗論”，並聲稱自己“系贊襄皇上，不能聽太后之命”。雙方爭論激烈，嚇得同治小皇帝啼哭不止，以致“遺溺後衣”。這便是清朝著名的“垂簾之爭”。最後，肅順等以祖制無垂簾之禮為理由，駁回了董元醇的建議。但慈禧太后並未善罷甘休，開始在朝中尋找新的聯盟力量。

就在慈禧太后、肅順八大臣以及恭親王奕訢三方明爭暗鬥、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時，肅順心腹幕僚王闓運寫信給曾國藩，勸他與肅順聯手，率湘軍入北京，阻止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曾國藩表面對這封信沒有作出回應，但內心未必沒有大起波瀾。

就在這個時候，慈禧太后主動聯合恭親王奕訢，在北京發動了辛酉政變，搶先逮捕以肅順為首的八名顧命大臣。慈禧太后本想以貪汙罪置肅順於死地，不過抄家時才發現肅順各處家產加起來不到二十萬，連恭親王奕訢的十五分之一都不到，最後不得不定了個“假傳聖旨”的罪名。八名顧命大臣中，肅順處刑最重，被立即押赴菜市口斬首，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被迫自盡，其餘人則被革職。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初一，慈禧太后與慈安太后在養心殿正式垂簾聽政。由於慈安太后性情“和易少思慮”，不願多問朝政，朝廷大權遂落入慈禧太后一人之手。自此，這個少年喪父、青年喪夫的女人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在之後長達四十七年的政治生涯中，她還將經歷中年喪子、晚年喪國的不幸。

牆倒眾人推，肅順敗亡後，僧格林沁趁機將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天津的敗績諉過於肅順。曾國藩對此十分不滿，慨嘆說：“天下無真是非。”以他陰冷虛矯的性格，加上為人之謹慎，出此言語十分罕見，可見他對肅順並非如傳說中那樣沒有任何感情。

咸豐十年（1860），英法兩國政府為了在中國掠奪更多的特權，開始積極籌備侵華戰爭。當年春天，英法兩軍陸續開到中國。六月中旬，英法聯軍艦隊兩次在天津大沽口外集結。當時，清朝負責天津一帶防務的為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將全部重兵佈置在大沽，在北塘一帶只埋設了一些地雷，沒有佈置任何防務。此情況被先期到達渤海灣刺探清軍情的俄使伊格納切夫得知後，密報給英法聯軍。於是英法聯軍決定自北塘登陸，再抄襲大沽炮臺後路。六月十五日，英法聯軍順利登陸北塘，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大沽炮臺立即陷於腹背受敵的境地。七月初三，英法聯軍開始進攻大沽口。鎮守北岸炮臺的清直隸提督樂善率守臺將士頑強抵抗後，全部壯烈殉國，北炮臺最終陷落。駐守南炮臺的僧格林沁見大勢已去，率部撤往天津。直隸總督恆福在英軍的威脅下，將南炮臺及全部軍火物資拱手交給英法聯軍，自己也逃回天津。僧格林沁撤回天津後，認為天津“較之大沽，不啻天淵”，更難扼守，於是將天津炮臺大炮拆下，連夜運回北京，小炮及綠營官兵則撤至通州。此舉相當於將天津拱手讓給了英法聯軍。七月初八日，英法聯軍入駐天津，因與清廷談判無結果，又繼續向北京逼進。咸豐皇帝一面派人與英法聯軍議和，一面令僧格林沁在河西務一帶防堵。談判破裂的當日，僧格林沁兵敗，通州失陷，英法聯軍繼續向西推進。八月初八，咸豐皇帝自圓明園逃往熱河。八月二十一日，英法聯軍抵達北京城下，負責防衛的僧格林沁不戰自潰，退往西郊圓明園。英法聯軍尾追不捨，於次日佔領圓明園。在進行大肆搶掠後，侵略者放火焚燒了這座世界名園。

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後，不遺餘力地剷除肅順黨羽，對肅順一手扶持的曾國藩自然也沒有什麼好印象，不過當時湘軍勢大，清廷又需依賴湘軍剿滅太平天國，是以慈禧一直對曾國藩和顏悅色，除了示好籠絡外，別無他法可想。

慈禧太后派人抄肅順的家時，發現了一個大箱子，裡面裝的是全國各地官員與肅順的往來書信，各省督、撫、將軍、都統等地方政要無不在其中，卻偏偏沒有曾國藩的。之前肅順當權時，幕府中有著名的“湖南六子”，其中的王闓運更是與曾國藩交情匪淺。而肅順“平日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曾國藩）之識量”。這樣一個被肅順經常掛在嘴邊的人，卻沒有一封往來的書信，這是相當可驚可怖的，若非深謀遠慮、心機深沉之人，絕難做到。雖然曾國藩由此擺脫了與肅順的黨朋瓜葛嫌疑，但其心計與遠見，無疑更讓慈禧太后耿耿於懷、坐立不安。後來慈禧太后調曾國藩到直隸、派馬新貽到兩江，表現得迫不及待，就是不安的明證。

除此之外，清朝自立國以來，便嚴格防止漢人掌握實權。後來雖然不得已重用曾國藩等漢人官員，清朝顯貴心底深處卻依舊是漢人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只可使用、不可信用的觀點。尤其是對坐大一方的曾國藩，其人有野心獨步天下的謠言不絕於耳，怎麼能令慈禧太后睡得安穩？正因為她費盡了心機，好不容易才將曾國藩這條潛龍從兩江的深海中撈出，擱置到了直隸的淺灘上，但現在又要重新放龍入深海，這又是什麼道理？

馬新貽遇刺的訊息傳到北京時，慈禧太后剛剛喪母，正處於悲痛之中，身體也不是很好，政事由恭親王奕訢處理。奕訢與慈禧當時正處在面和心不和的時期，他也知道馬新貽是慈禧心腹，負有追查太平天國寶藏的秘密使命，因而不敢多說馬新貽一案，只是提議讓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

慈禧太后姓葉赫那拉氏，小名蘭兒，最初以秀女身份入選進宮。她父親長年在南方為官，那拉氏自幼隨父親生長在南方，擅長唱南方小曲，由此得到咸豐皇帝寵幸。咸豐五年（1855），時為懿嬪的那拉氏“遇喜”（即懷孕），咸豐皇帝欣喜若狂，破例下旨允許那拉氏之母入宮。那拉氏之母入宮照看孕中之女開了清代宮廷先例，後來更被寫進《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中《遇喜》一條：“內庭位有生母者，許進內照顧。”

以奕訢的才幹和眼光，自然一眼就看出了事情的關鍵——他知道被裁湘軍流落在兩江，多有不法之事，而馬新貽赴任兩江後認真辦事，得罪了一大批湘系的人。馬新貽之遇刺，湘軍決計脫不了干係。以兩江眼下的局面，只有曾國藩回任，才能鎮撫得住。

當時曾國藩正在天津處理教案，對洋人卑躬屈膝，殺害中國無辜良民取媚外國，身敗名裂，被國人稱為“賣國賊”，已經到了千夫所指、眾口唾罵的地步。就連一向以出了曾國藩為傲的湖南同鄉也將京師虎坊橋長郡會館、教子衚衕湖南會館等處由曾國藩所題的匾額砸爛焚燬，把凡有“曾國藩”之名者盡數刮掉，以此來表示對其人賣國的鄙夷和唾棄。

自咸豐十年（1860）《北京條約》簽訂後，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在天津望海樓設立了教堂。這種靠侵略強行進入的外來事物，在很長時間內都為有良知的中國人所抵制。尤其是教堂長期以來不斷強佔民田，拐騙人口，聲名很差，更加引發了民眾的怨恨。同治九年（1870）五月，設定在教堂附近的育嬰堂突然離奇死了三四十名嬰孩，教堂偷偷外運屍體時被民眾發現，引發了軒然大波。與此同時，天津不斷有用迷藥拐騙幼童的事情發生，傳說與教堂有關。五月二十一日，拐騙犯武蘭珍在用下有迷藥的紅薯糖誘騙幼童時，被民眾當場抓獲。武蘭珍被扭送到天津知府衙門，知府張光藻本不想問案，但見民眾群情激奮，不敢不接，只好當眾訊問武蘭珍及一干證人。武蘭珍供出了迷藥來自天主教民王三，所拐騙的幼童均交給了育嬰堂，王三付給報酬洋銀五元。又有親眼看見死嬰屍體的證人說屍體胸膛盡開，心肝俱無，眼珠也被挖去。張光藻懷疑有人藉機煽動民心，造謠鬧事，但還是同意去找洋人對證。隨後，天津知府張光藻與天津道周家勳聯名向法國育嬰堂發出照會，讓他們交出罪犯王三，但是遭到了拒絕。五月二十三日，張光藻、周家勳帶著武蘭珍和人證來到育嬰堂對質。結果，育嬰堂裡沒有王三這個人，武蘭珍在法國傳教士及教民的指責下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張光藻和周家勳只好當場向法國人賠禮道歉，訕訕而退。官府退走後，民眾依舊憤憤不平，與教士發生了口角，繼而演變成互毆。法國領事館離教堂不遠，領事豐大業（Victor Fontanier Henri）聞訊後勃然大怒，立即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鎮壓。崇厚不願意事態擴大，裝模作樣地派了幾名官弁應付了事。豐大業十分不滿，帶著秘書西蒙（Simon）闖入崇厚的衙門，向崇厚開槍恫嚇，幸好沒有射中。回去的路上，豐大業剛好遇上聞訊趕來的天津知縣劉傑一行。暴怒下的豐大業二話不說，拔槍就射，結果打死了劉傑的隨從高升。周圍的民眾怒不可遏，一擁而上，當場將豐大業及西蒙打死，接著鳴鑼聚眾，焚燬法國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先後打死二十名外國人。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發生後，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國聯銜向清廷提出抗議，並調集軍艦到天津、煙臺一帶，進行戰爭威脅。清廷先是派直隸總督曾國藩赴天津“查辦”，又改派李鴻章會同辦理。曾國藩、李鴻章判處中國民眾二十人死刑，緩刑四人，二十五人充軍，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也被革職遣戍，向外國賠款白銀四十九萬兩，並派崇厚為欽差大臣赴法國賠禮道歉。

其實，曾國藩之前主持平定太平天國時，就曾在日記中相繼記載了其處理洋務時的主張：“此前英法聯軍進入北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眼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幫助我大清王朝攻打太平軍和捻軍。二者皆有德於我。中國不宜忘其大德而計較小怨。”在他看來，英法聯軍打入北京燒殺搶掠，僅僅因為沒有推翻清廷，就是大德。而一系列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不過是小怨而已。

在這樣的思想原則指導下，曾國藩與外國人打交道時腰桿子就沒直過，天津教案只不過是他主張的一個小小體現而已。不幸的是，國人終於在這次教案中看清了他的嘴臉，他本人靠平定太平天國積累起來的聲名，最終在這次教案中毀於一旦。

更令曾國藩憂心的是，天津教案其實是因謠言和起鬨產生的暴力衝突，之所以鬧得一發不可收拾，是因為有直隸提督陳國瑞在其中挑撥離間、造謠生事，因而這件事還不僅僅是中國與法國之間的外交糾紛這麼簡單。陳國瑞當時正受醇親王奕譞（道光皇帝第七子，光緒皇帝生父，福晉為慈禧親妹）寵信，風頭極勁。臺灣著名史學家吳相湘（湖南常德人，於2007年病逝於美國，享年九十五歲）在其著作《晚清宮廷實紀》中指出：天津教案實為醇親王奕譞指使與曾國藩素有積怨的陳國瑞所為。自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為捻軍殺死後，八旗子弟自動集中在醇親王周圍，意圖恢復昔日八旗勁師雄風，與湘軍、淮軍抗衡。醇親王甚至還與僧格林沁的兒子布顏納謨詁結成了兒女親家。醇親王策劃天津教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擊曾國藩（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須常駐天津辦理洋務）。而醇親王背後的支持者，自然就是他的妻姐慈禧太后。

陳國瑞，湖北應城人。少年時曾被太平軍擄為童子軍，後改投湘軍將領黃開榜，被黃收為義子，因驍勇善戰、性嗜殺，成為轟動一時的勇將。陳國瑞有一句名言說：“戰要戰得穩，追要追得狠，退要退得緊。”後加入僧格林沁部，極得信任，與僧王情若父子。僧格林沁被捻軍殺死後，身負重傷的陳國瑞本已僥倖逃脫，聞訊後又冒死潛回，找到僧格林沁的屍體背上，晝伏夜行，七天後才回到軍營，在當時傳為佳話，因而“僧戰死，從將多獲罪，國瑞以驍勇獨留軍”（吳相湘：《近代名人小傳》）。不過陳國瑞為人桀驁不馴，喜鴉片，好美色，加上自恃功高，自僧格林沁外，罕聽節制，且不約束部下，時常與友軍爭奪軍餉槍械，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多有衝突，因而總被這些重臣刻意壓制。後來他出錢助修黃鶴樓，擬一對聯道：“黃鶴飛來複飛去，白雲可殺不可留。”時人均不解“白雲”之意。陳國瑞自己解釋說：“君未讀唐詩乎？‘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浮雲比安祿山，非其可殺者乎？”（清王之春：《椒生隨筆》）有一種說法，陳國瑞筆下的“白雲”即是指曾國藩，以致一度傳出他酒後持劍追殺曾國藩的故事。事見清人吳光耀所著《華峰庚戌文鈔》。吳光耀為湖北人，與陳國瑞同鄉，曾在四川為官。《華峰庚戌文鈔》主要是記載同治、光緒年間名將軼事，對曾國藩等湘人多有責言，而為鄂人鳴不平。

就在同治八年（1869）的七月，也就是刺馬案發生整整一年前，慈禧太后親信太監安德海奉差出京，到處招搖滋事，被山東巡撫丁寶楨逮捕後就地正法。這件事，毫無疑問是朝中另一主事者恭親王奕訢針對慈禧太后所為。安德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昭顯了慈禧太后在朝中的孤立。自那以後，這位秀女出身的太后開始全力扶持自己的妹夫醇親王奕譞，意在與恭親王奕訢和漢人重臣抗衡。有了慈禧太后的庇護，醇親王為所欲為；有了醇親王的支援，陳國瑞也敢在直隸境內興風作浪。後來法國人查清天津教案跟陳國瑞有關後，要求曾國藩交出陳國瑞，態度堅決而強硬。而曾國藩明明痛恨陳國瑞這種人，卻因為深知其背後有人，不敢得罪不說，反過來還要在洋人面前全力斡旋維護，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