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結案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關於刺馬一案，張之萬、魁玉、曾國藩、鄭敦謹四位大員反覆公開強調說：“毫無確供。”既然沒有準確的口供，為什麼明知不應為而為之，一定要用一篇漏洞百出的口供給張文祥定罪呢？

之前慈禧太后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大加訓斥，十分不滿，等看到曾國藩幾乎相同的奏結後，她終於明白了，刺馬案不可能再弄清了，這口氣必須得嚥下去。她將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以及稀裡糊塗的審案結果。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朝廷終於發出了諭旨，正式肯定曾國藩、鄭敦謹的奏結，以“張文祥潛通海盜圖謀報復”定案。這份漏洞百出的奏結最終成為官方認可的定讞，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同治十年（1871）二月十五日，曾國藩奉旨監斬，在江寧小營刑場將張文祥凌遲處死，並摘心致祭。馬新貽四弟馬新祐為了增加張文祥的痛苦，特命劊子手用鉤子鉤肉，鉤一下割一下，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才割完。在殘酷的處刑過程中，張文祥始終未出一言，視死如歸，頗有英雄氣概。他的名字卻在史籍中被刻意改為“張汶祥”，“文”字加水，表示其江洋大盜的身份，有蔑視他的意思。

受到牽連的還有不少人。張文祥的兒子張長福時年十二歲，也受到牽連，被閹割後發往新疆為奴。其女張寶珍、張秀珍因許嫁已定，並不知情，各歸本夫。督標中軍副將喻吉三因疏於防護，被革去提督銜，降二級呼叫。把總唐得金等人均因失職罪名被斥革。

馬新貽被運回山東菏澤老家安葬。對於他的身後事，朝廷也極盡隆重之能事——同治皇帝親賜祭文、碑文；諡“端敏”；恩加太子太保，入賢良祠，以總督陣亡例議恤；在江寧、安慶、杭州、海塘、菏澤等地為其建造專祠，春秋官為之致祭。其子馬毓楨加恩賞給主事，分刑部學習行走。如此生榮死哀，實為晚清督撫中前所未有的待遇。但無論如何，隨著馬毓楨扶柩離開，馬氏在兩江再沒有任何勢力。

隨後，曾國藩具摺奏請為已故督臣馬新貽於本籍建祠，奏摺中稱讚馬新貽“家世謹厚，矜式鄉閭。生平踐履篤實，亦自卓然可傳”。曾國藩為人謹慎，從不輕易褒貶人，對一個從來就沒喜歡過的人，突然出這番讚語，實在叫人起疑。因為他和他的湘軍是刺馬案中唯一的受益者，因此也一度被懷疑是刺殺馬新貽的主謀。

空前絕後、轟動一時的刺馬案以張文祥一人之死落下了帷幕，但流言反而愈演愈烈。朝野議論紛紛，均說刺馬一案必定別有隱情，不能公宣於眾。從始至終參加會審的孫衣言為馬新貽寫了一篇神道碑銘，裡面寫道：“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公然指責結案太過草率，背後隱情尚未查清。

孫衣言碑銘一出，輿論大譁。然而，即使是慈禧太后，此刻也無力迴天。審案已經長達八個月之久，前後介入審訊的官員多達五十餘位，依舊是最初模稜兩可的結果，再追查下去，局面實在難以預料。只有息事寧人，才是最好的選擇。

最令人玩味的是刑部尚書鄭敦謹的行為。他在張文祥未明正典刑之前，已經決意離開江寧，明顯表示出對定讞結果的不滿。曾國藩贈送他二百兩白銀作為路費，以曾之為人，這已經是很慷慨了，還特意宣告這銀子出自廉薪。不料鄭敦謹一點都不念舊情，分文不取，銀子全部退回。倒是隨行的兩名郎中伊勒通阿、顏士璋每人各自收了一百兩銀子。鄭敦謹離開江寧之時，曾國藩率眾地方官員到江邊相送。從來喜怒不形於色的鄭敦謹一改常態，憤然登船，頭也不回地揚帆而去，只留給江寧人一個蕭然而蒼涼的背影。

離開江寧後，鄭敦謹的心緒並非就此平復下來，心頭百般複雜滋味，又是痛心，又是慚愧，又是不甘。他到達清江浦後，會見了新任漕運總督張兆棟，便刻意停留了幾日。不久，張文祥被凌遲處死的訊息傳來。鄭敦謹勃然變色，聲稱自己得了重病，要立即回老家長沙去養病，不能回京，只打發兩名郎中代他回京交旨，並代他辭官。

鄭敦謹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按照清制，不回京師交旨要重重治罪。兩名郎中極力勸阻，卻絲毫不得要領。追問鄭敦謹辭官的原因，他只答了八個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這句話，正是當日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招致朝野唾罵之時有感而發的話。

當日，鄭敦謹不計後果，堅持坐船回了長沙。他本是帶著雄心壯志和朝野上下的殷殷期望而來，然而形勢始終比人強，儘管他有“鐵面無私”的美譽，卻最終不得不無奈地屈服在形勢下，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滿腔憤懣地離去。鄭敦謹歷有名績，《清史稿》對此評論說：“江寧之獄，論者多謂未盡得其情，敦謹未覆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於衷歟？”（《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

慈禧太后知道鄭敦謹離開後一度十分惱怒，自己派出去的人，只有去的，沒有回來的，馬新貽是一個，鄭敦謹又是一個，這還像什麼話。還是恭親王奕訢代為圓場，慈禧太后這才沒有追究鄭敦謹的責任。此後，鄭敦謹始終不再出仕為官，孤燈衾影中，只剩下綿綿不盡的自慚與嘆息，直至最後終老於鄉里。

鄭敦謹的兩個隨員回到北京後，結局也令人困惑。滿郎中伊勒通阿奉旨回鄉，“給全俸”頤養餘年；漢郎中顏士璋則被外放到蘭州做替補知府，不久即回籍賦閒。

顏士璋回到老家後，寫了一本《南行日記》，記述了跟隨鄭敦謹赴江寧審案的全部過程。他的曾孫顏牧皋曾經看過這本日記，說其中白紙黑字地寫著：“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

當時也有不少人認為刺馬案肯定與湘軍有關。曾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的郭柏蔭對孫子郭公鐸說：“張文祥行刺有幕後慫恿者，應是這一類人物，最初有意製造流言的，也是他們。”二話如出一轍——馬新貽表面死於流浪漢張文祥之手，其實是死於湘軍之囂張氣勢。

對於馬新貽被刺的原因，李鴻章曾感嘆說：“若七年秋不妄更動（指同治七年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一事），或谷山（馬新貽字）僻在海濱（馬新貽原任閩浙總督），竟免斯厄。每讀負乘致寇之語，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極威重，不足銷無形之隱匿也。”（《李文忠公全書》）大概的意思是說，馬新貽接了本不該屬於他的兩江總督位置，這就是他必須死的原因。可謂一語道破了天機。

而一度被懷疑是刺馬案最大主謀的曾國藩則穩坐兩江總督寶座，直到兩年後死去。兩江總督寶座從此長期掌握在湘軍一系手中，其他人絲毫不敢染指問津。儘管曾國藩及其繼任者最終並未割據分權，但“重地方、輕中央”政治局面的形成已經不可避免。

自太平天國興起，朝政大權逐漸落入漢人重臣之手，清廷的權威極大地被弱化。能令這些漢族重臣在朝中立身保命的並非所謂的蓋世奇功，而是其手中直接或間接掌控的龐大的地方軍事力量，曾國藩如此，李鴻章也是如此。湘軍和淮軍的出現確實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令其統治多苟延殘喘了幾十年，但湘軍、淮軍首腦人物也藉此進入了中央要津，開始左右政局，由此開近、現代軍閥割據的源頭。直到民國初，割據中國的軍閥無不與湘軍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關係。

無論馬新貽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來歷，案發後的審訊調查過程和結局卻充分彰顯了中央皇權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無可奈何。從始至終，刺馬案的本質不過是清朝中央集權和地方軍事集團的較量，而最後還是以朝廷的公開退讓而告終。

但慈禧太后也不是沒有絲毫的報復行為。最初鄭敦謹到達江寧主持審理刺馬案，有人趕來暗示他，萬一張文祥胡亂指認湘軍將領該怎麼處理，其中特別提到了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黃翼升的水師軍紀極壞，但有曾國藩的庇護，一直安然無事。曾國藩死在兩江總督任上後，慈禧太后急不可待地拿黃翼升開刀。不過這次她學乖了，沒有派出什麼心腹股肱之臣，而是選派了另一湘軍將領彭玉麟出馬，以湘制湘。

彭玉麟幼年曾與親戚之女梅姑有白頭之約，但後來梅姑被父母逼迫另嫁他人，梅姑為此殉情而死。彭玉麟痛不欲生，此後雖然仕途顯赫，但一有閒暇，便要畫梅花。“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即使在戎馬倥傯之時也是如此，表示無忘梅姑。這個習慣保持了一生，到死之時，他一共畫了十萬多幅梅花圖。

彭玉麟為人頗有正義感。跟鄭敦謹一樣，有“鐵面無私”之稱。他奉旨巡視水師，發現長江水師確實問題嚴重，首當其衝的就是提督黃翼升。黃翼升自知曾國藩一死，靠山已倒，只好以傷病為名，主動上疏請求辭職。上諭不久即到，嚴厲斥責黃翼升，準其革職，黃翼升從此失意於官場。直到光緒十八年（1892），慈禧太后歸政於光緒皇帝，黃翼升才由光緒重新起用為長江水師提督，不久便死於任上。此刻，清朝滅亡的腳步已經越來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