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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不回去？你賴在這兒又有什麼用啊！只有你在死纏爛打。”

“你怎麼老是這麼囉囉唆唆的，之前也是，我再怎麼勸都聽不進去，你再這樣，以後就再也接不到活了。你啊，就再也沒法在這一行混下去了。你要是堅持這種態度，我也會奉陪到底。要不我找上百來個小混混，去你們公司的工地大鬧一場？”還有人一把揪住他的胸口。

他被眾人包圍、指責，臉色蒼白，只得兩手扶地，低頭下跪說：“拜託了，拜託大家了！”

“這事兒說‘拜託’有用麼？要是有用，那我們還談什麼啊。”

“哎呀，哎呀，別這麼說。”有人來當和事佬了。

“我說你啊，你還年輕，這次的工程就讓給別人吧？我和市政廳的局長、議員老師們都很熟，只要你這次肯退出，下次我肯定給你面子。你們公司接不到這項工程又不會倒閉。”

“這項工程關乎我們公司的生死，拜託大家了！”

“你怎麼就不聽勸呢？我都說到這個份兒上了，你還不肯相信我嗎？”

“下一次，下一次我一定報答各位的恩情！”

“說什麼呢！我們談的是這次的工程，誰還管得了下一次！”

“拜託大家了，求求大家了，我給大家跪下了！”

味岡想起，跪下的，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

之後，味岡本著“你追我趕”的精神，命令年輕的部下也學自己當年的樣子。公司的命令絕對要服從，拼上一條小命也要拿到工程。

他還吩咐部下說，實在不行，還有最後的殺手鐧，你們聽好了，就對那些幹部和老面孔這麼說：“好吧，我這就給總公司打電話辭職。但我不能白白辭職。我要把一切都說出來。既然我已經辭職了，也不會給公司添麻煩了，要死要活都是我一條人命。我可不能一個人去大牢，讓我們大家一起抱成團，和和氣氣地去牢裡開會吧。部長啊，局長啊，市長啊，知事啊，那些踏著紅地毯的老師們啊……統統去大牢。”

只要這麼一說，那些瞎摻和的人就會退出了。

他們就會說：“哎呀，哎呀，別這麼生氣嘛，有話好好說，既然這樣，我們就好好商量……”

味岡坐在新幹線回聲號的綠色車廂中段，追憶往昔。頭頂的架子上放著高爾夫球袋。那是美國的名牌產品。

那時，日星建設和自己還年輕。

圍標進入尾聲，可有一家公司就是不肯讓步，還狗急跳牆威脅其他公司。那麼其他公司要怎麼辦呢？

幹事召集剩下的六位公司代表說道：“我也說過他了，可就是不管用，要是就這麼放他回去，我們的處境就不妙了。沒辦法，拿到投標權的公司能不能多多包涵……”

談判大致告一段落。狗急跳牆的那位代表也知道該什麼時候收手。他雖然撂了些狠話，但那並不是真心話。如果得罪了其他人，這家公司就會被在場的其他公司，以及整個業界排擠，走向滅亡。

幹事一聲令下，眾人便開始進出各個房間，悄悄收拾殘局。於是三組中有三家公司脫穎而出，再加一家“輪空”的公司，一共四家。再將四家公司分成兩組，四選二。最終選定一家公司。一般的圍標就是這個流程。

有時也會透過投票和抽籤的方法決定工程的走向。然而，那表面上雖然是碰運氣，結果其實是事先商量好的。

圍標本來就不是能夠簡單談出結果的事情。投標前一天開始的圍標，會從上午一直談到下午五點，然後再從會館的房間轉移到料理店接著談，偶爾甚至要進行到深夜。有時眼看著就要投標了，還沒談妥。這時就需要拖延時間了。

怎麼個拖延法？

如果預算價格是一億日元的話，就用兩億日元的價格投標。發訂單的政府官廳肯定會說：“重新來過！給你們三十分鐘時間，好好想想！”

於是建築公司們就會利用這段時間繼續圍標。

然而，總是擾亂圍標秩序的“煩人公司”，就會成為其他公司的眼中釘。他們會想方設法除掉障礙。

有一個方法就是，其他公司合謀誹謗這家公司，向議員和官員們說它的壞話。

“那傢伙的態度特別橫，總讓我們把工程讓給他，破壞了整個圍標的秩序。”

“那家公司找了一群人胡作非為，企圖破壞秩序，從中漁利啊！”

“他說是老師（議員們）讓他加油爭取專案的，那簡直就是把責任推卸給各位議員老師嘛！”

“那傢伙到處宣揚自己跟課長的關係好，還說自己認識課長的情婦呢，滿口胡言。要是讓這種人參與競標，課長的名聲都毀了。”

“那傢伙到處參加圍標，向其他公司的代表要錢，還去圍標現場攪局，從獲得投標權的公司那裡收取‘封口費’，那些錢都進了他自己的腰包，我看他又是造房子，又是出錢讓女人開店……”也有這樣的密信。

列車往東駛去，關原山間的風景掠過窗邊。這是一條下坡路，車速更快了。人家越來越多，看來離大城市越來越近了。頭頂的高爾夫球袋隨著列車的搖動發出低沉的響聲。味岡身旁坐著一個打扮入時的女子，戴著一副墨鏡，用手撐著頭打起了瞌睡。時尚的無袖夏裝底下，露出一雙曬成小麥色的手臂，莫非她剛去做過海水浴不成？她也是京都站上車的，但沒有和味岡說過一句話，也沒有人與她說話，看來是獨自乘車。

味岡依舊看著窗外的風景，回憶往事。那些風景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只是映出他過去經歷的螢幕罷了。

在其他同行的厭惡與排斥下，能走到這一步真不容易啊……

味岡一邊收起回憶長卷，一邊反省自己這半生。正是這些辛苦，讓日星建設成長成了一流企業。味岡不斷教育自己的年輕部下，將“積極主義”刻進他們的腦種。同甘共苦的社長星井英雄已經六十五歲了，他曾說過，過個一兩年，自己就要退居二線當會長去，把社長的寶座讓給味岡。

他又從這些經驗裡學到了什麼呢？

在參加地方公共事業投標的過程中，味岡逐漸明白，地方公務員聽地方自治體（比如町、村）議員的，自治體議員聽縣議會議員的，縣議會議員又聽國會議員的，上下級關係非常明確。

地方的建築公司，又和自治體的官員有關係。畢竟官員們就是發訂單的人。這些官員表面上受到議員們的牽制，但又不會唯命是從。如果工程夠大，中央官廳也會參與進來。建設省與自治省會接觸工程，但是工程費用的補貼就是大藏省的管轄範圍了。地方自治體的議員自然說不上話，即使是國會議員，也必須是對大藏省有很強影響力的人才能發揮得了作用。然而，能有如此影響力的國會議員，寥寥無幾。

沒有比官員更有權力的人物了。尤其是大藏省的官僚，明治維新以來，他們心中一直懷有一種精英意識，覺得自己比其他官僚高出一等，從不把別人放在眼裡。編制預算的時候，各省高階官僚對待大藏省的態度，就是大藏省地位的最佳寫照。他們對待主計官

<sup>【42】的態度，簡直可以用“卑微”和“殷勤”來形容。某省有一位局長，據說他的實力比次官還強，可他竟然會為深夜工作的主計官揉肩——一切只是為了多要一些預算罷了。

如此一來，普通的國會議員根本沒有出場的餘地。在地方自治體的市政廳部長、課長桌上威風凜凜的名片，在大藏省官員眼裡與廢紙無異。中央省廳的官僚都有口蜜腹劍的毛病，大藏省官僚尤甚，他們甚至敢偷偷和大臣對著幹。

預算在手，地方自治體的公共事業的生殺大權也握在手中。不僅如此，他們還有權批准自治體發行債券。自治省、建設省等省廳會為自治體撐腰，但他們無權干涉債券發行權。自治體與建築公司對於這些老師（議員們）也很無力。

這時，巨勢堂明粉墨登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