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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岡肯定是需要用到月票，才會去買的。

三原警部補喝了口熱咖啡，繼續思索。

峰岡要把那月票用在哪兒呢？西鐵的營業範圍以福岡為中心，而峰岡需要往返於哪兩個車站之間呢？

不對勁，怎麼想都不對勁。峰岡平時住在東京，也在東京工作。既然要用到月票，就說明他要經常來福岡。可他每年只會來福岡出差幾次，每次都是去大東商會談生意。

莫非，峰岡其實是在幫別人買月票？

三原忽然想起了從相模湖畔逃走的那名女子。她與被害人土肥武夫在湖畔的旅館共進晚餐，出門散步之後，便不知所蹤。

直覺告訴三原，她與峰岡不可能毫無干係。警方至今未能在東京找到有關該女子的線索，這是否說明，她其實不是東京人？

倘若那名女子住在福岡市附近，那峰岡就有可能為她購買月票。當然，這一猜想建立在“峰岡與她是殺害土肥武夫的共犯”這一基礎上。

不過，這就產生了另一個疑問：

峰岡為何要親自為她購買月票？

相模湖畔的殺人案發生在六日晚上，也就是峰岡購買月票的前一天。倘若那名女子真是共犯，她當晚應該會住在東京，並乘坐第二天早上的火車離開。可這樣一來，她就不可能在七日下午兩點半左右來到博多的西鐵售票視窗。

但如果坐飛機的話……

三原取出筆記本，檢視飛機時刻表。羽田機場有一班八點五十分的日航班機，於十二點三十分到達板付機場。從機場坐車去天神西鐵站大概需要四十分鐘。這樣她就能不慌不忙地去見站在月票視窗的峰岡了。

然而警方早已調查過峰岡的女性關係，並沒有發現類似的女子。不過那女子若是住在福岡，峰岡的朋友與熟人可能就不會注意到她的存在。

假設峰岡為那名女子買了月票，那麼女子的身份必須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①住在福岡市附近。

②有固定工作。

③工作單位在西鐵列車沿線附近。

④月票有上學用月票、上班用月票與普通月票三種。她看起來不像是學生，那就可能是上班用月票——也許她的工作需要頻繁乘坐西鐵列車。

⑤相模湖畔的旅館女傭說她像是個賣笑女，那麼她極有可能在福岡市內的飯店或酒吧工作。

如果峰岡為這位女子申請了月票，那麼應該能在西鐵營業所的申請表格里找到她的名字。三原知道購票日期，至少能將搜查範圍縮小一些。

“這件事就拜託福岡縣的鳥飼刑警調查一下吧。”

先查清這些再說。三原將杯中的咖啡一口飲盡。

這時，某個困擾三原已久的問題再次浮上心頭——關於那捲膠捲。

峰岡週一站在西鐵售票視窗前這件事暫且不論，那捲拍到和布刈神事的底片，還沒有搞清楚呢。

這卷膠捲成了峰岡週一完美無缺的不在場證明。從照片的順序來看，二月六日半夜至二月七日凌晨，他應該的確身在和布刈神社。

但三原轉念一想：如果神事的照片是別人拍攝的呢？

也就是說，峰岡還有個幫手。

峰岡協同那位幫手共同作案，幫手拿著峰岡的照相機拍攝了和布刈神事的照片，使用的也是峰岡用過的膠捲。

峰岡在相模湖行兇之後，乘坐七日凌晨一點半起飛的紅眼班機從羽田機場出發，於五點十分到達板付機場。幫手在門司或小倉等待峰岡的到來。峰岡下飛機後，在博多站乘坐列車，於七點到七點半之間到達小倉。兩人見面之後，幫手便將照相機交給峰岡，峰岡拿著照相機，於八點左右進入小倉的大吉旅館，並用剩下的膠捲為女傭拍了照。

如此想來，膠捲之謎便能迎刃而解。

只是這名幫手的身份又成了另一個問題。

他幫助峰岡完成了不在場證明，也就成了共犯。有人會為了峰岡如此盡心盡力嗎？

三原雖然考慮到了共犯的可能性，但直覺告訴他，這並非事實。雖然講得通，但總覺得……

三原認為峰岡應該是單獨犯案。不，他有一個同夥，那就是從相模湖逃走的女子。她在土肥殺人案中扮演著助手的角色。犯人只有他們兩個。

那麼，和布刈神事的照片是她拍的嗎？

不可能。二月六日晚上七點半左右，她與被害者土肥武夫身處相模湖畔的旅館，絕對趕不上當天半夜在門司舉行的神事。這一點和身在門司無法趕來相模湖的峰岡有著類似之處。

那拍攝神事的，真的是峰岡本人嗎？

單獨作案與膠捲的矛盾，仍然是擋在三原面前的一堵高牆。

有沒有“人不在照相機邊，卻能遙控攝影”的方法？哪有這麼好的事啊。

三原一頭霧水。但他依然鬥志昂揚，堅信自己馬上就能解開這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