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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年輕的刑警，鳥飼低頭致謝。

鳥飼與他帶來的倉田，加上三原的兩名部下，四個人換了個地方交談。稻村將出差時買的名古屋市內地圖攤在桌上。

名古屋的調查交給鳥飼絕對沒有問題，他也許，不，他極有可能找到決定性的證據，證明峰岡與須貝之間存在關係。

然而三原又想到，即便查清了峰岡和須貝的關係，警方還需要解決另一個問題——那就是證明峰岡不在相模湖殺人案現場的底片。

和布刈神事的照片究竟是誰拍的？肯定不是須貝。三原也不覺得峰岡還有其他共犯。可峰岡一個人又絕對無法完成這項不在場證明。

照片如果不是峰岡拍的，那拍照的必定另有其人。可要是沒有共犯，就只能認為是峰岡自己拍的。從時間上看，他又不可能做到這一點。莫非照片是翻印的？但警方沒有查到將照片借給峰岡的人，也沒有任何地方舉辦過和布刈神事照片展，也不可能是從新聞電影或電視節目翻拍的……

只有底片的問題沒有任何進展，依然原地踏步。

當晚，三原前往東京站，將鳥飼重太郎送上前往名古屋的火車。鳥飼幹勁十足地出發了。他冒出汗水的臉油光光的，看上去更是精力充沛。

三原還有工作沒有做完，決定回警視廳去。從東京站打車回去太浪費錢，於是他選擇了巴士。巴士沿著丸內昏暗的赤煉瓦街往有樂町開去，有樂町的盡頭閃耀著五光十色的霓虹燈。開過日比谷十字路口之後，周圍又變回一片漆黑。皇居的石牆上亮著一盞昏暗的孤燈。

三原見巴士馬上就要到站了，趕忙站起身來。他前面還有四五個乘客要下車，其中一個好像是學生。那名學生出示月票後走下了車。

看見月票，三原又想起，峰岡週一曾出現在巖田屋百貨商店樓下的西鐵月票視窗附近。他是在等待須貝的到來，還是真的買了前往都府樓遺址的車票？

三原低著頭，晃進警視廳，回到了辦公室。

一位刑警正在審問其他案件的嫌疑人。嫌疑人二十四五歲，好像是剛帶來警局的。他穿著設計誇張的格紋襯衫，留著長髮，垂頭喪氣地坐在刑警面前。

三原開始翻閱需要整理的資料，無意間聽到了審訊的對話。

“你就偷了這八樣東西是吧？”

“對。”

“其中三樣，你已經賣給熟人了是吧？”

“是的。”

“都賣給誰了？”

年輕男子不情願地說出了兩個人的資訊。刑警記下了兩人的姓名和住址。

“還有五樣東西呢？”

“當了。”

“哪兒的當鋪？”

“在神田的錦町那兒，叫佐藤當鋪。”

“錦町的佐藤當鋪是吧。你是那兒的熟客？”

“不，那是頭一回去。我就想找個地方當了，走著走著，看見了他們家的招牌，就進去了。”

“他們居然會收新客人的東西啊，你拿什麼證明身份的？”

“呃……我身上也沒有帶米殼存摺<sup>[33]之類的，只能用月票……”

“是公司發的吧。他們看到月票，就讓你當了是不是？”

“對。”

“你用的是公司給的月票，當東西的時候肯定要寫真名，你就沒想過會被查出來嗎？”

“呃……沒有想過。”

“哼，就知道你沒想過，不然也不會寫真名了。”

對了！三原突然想道，月票不僅能用來坐車，還能當作證明身份的材料。他立刻丟下手頭的資料。

莫非峰岡週一真的買了月票？可他並不是用來坐車的，而是用來證明身份的……

如果真是如此，到底是什麼需要他用月票證明身份呢？

從當天西鐵視窗收到的申請表來看，月票上填寫的必然不是他的真名——其中並沒有署名“峰岡週一”的申請表。

峰岡雖然出門在外，但他也沒必要像剛才那名嫌疑人那樣，為了湊齊旅費，去當鋪典當東西。

峰岡週一的月票，能在“證明身份”這一方面發揮多大的作用呢？

峰岡週一於下午兩點半左右出現在西鐵視窗附近，獲悉這一情報後，三原曾委託鳥飼重太郎調查二月七日下午巖田屋百貨商店的西鐵視窗收到的月票申請表。

三原翻開筆記本。鳥飼當時回答說，總共有十三張學生月票，二十張通勤月票，十六張普通月票。他根據申請表上的地址一一確認，發現申請人用的都是真名。

當時三原以為與峰岡週一在福岡見面的是個女人，所以讓鳥飼重點調查了女乘客。

然而，現在情況不同了。峰岡的“女人”，其實是化名“芳子”的同志酒吧服務生須貝新太郎。所以調查女乘客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三原後悔了，早知如此，就不該把鳥飼送去名古屋……

他只得默默等待明天從名古屋打來的電話。

峰岡週一也許是把月票當身份證明用用，這一猜想給了三原莫大的啟發。

然而他的面前還擋著兩座高山。其一，峰岡為什麼需要月票來證明身份？其二，當天在視窗申請月票的人，都能確認身份資訊完全真實。這是鳥飼經過縝密調查得出的結果，可信度很高。

也就是說峰岡週一並沒有虛構人名，也沒有用真名“峰岡週一”購買月票，說明他借用了別人的名義。可他又沒有須貝新太郎以外的共犯……用其他人的身份購買月票，又有什麼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