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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天交易所的情況也並沒有好轉，連續兩天的下跌讓更多的人陷入恐慌，他們似乎意識到了總清算的日子即將到來，那些不正當的企業和投機行為如同亂七八糟地生長在陰暗處的青黴，已經滋長到了難以忽視的程度。據說總理已經召見了呂西安可能的替代者，並要求現任的財政部長辭去職務——如今已經不是“要不要換人”的問題，而是“怎麼換”和“如何換”的問題，而這些東西都詳細地刊登在這天晚上的晚報上。

這一天的下午，呂西安的確收到了一封來自總理的便條，總理用彬彬有禮卻堅決的語氣要求他“立即考慮一下之前的提議”，並且要求他在一週以內予以答覆——這也就意味著，總理已經給他下了最後通牒，要求他在一星期內辭職，否則就只能被不體面地解職了。

呂西安冷笑著將這張便條撕成碎片，扔進了壁爐裡，他看著這些紙片逐漸捲成一團，然後變得焦黑。一週之後是下個星期四，到那時一切都已經塵埃落定了，他自然會辭去職務，只不過是和內閣的其他成員一起，不過這對於他來說這是以退為進，對於其他人而言可就真是遭遇了政治生涯的滑鐵盧了。

他走到窗邊，看著外面飄灑下來的小雨，看著街道上那些狼狽躲雨的路人，這時他心裡突然醞釀起某種惡劣的趣味：他想要見一見自己手下的這些人，看看他們的反應——畢竟真正的忠誠只有在逆境當中才能看得出來。

夏爾·杜布瓦知道整件事情的內情，因此呂西安跳過了這位副手，他在筆記本上寫下幾個名字：部裡的常務秘書，自己的私人秘書，助手，政治顧問等等。寫完這些名字以後，他將鋼筆塞進抽屜，嘴角微微上揚，“一個一個來。”

一個半小時以後，當所有的會見結束以後，呂西安大失所望：每個人都表現的像是要上斷頭臺一樣，他們坐在他的對面，神經質地地用手帕擦著額頭，把臉上的面板摩擦的通紅。而當呂西安要求他們公開支援他時，每一個人都低下頭不敢看他，就像是猶大在最後的晚餐上一樣坐立不安。

他叫夏爾進來辦公室，但當副手進來以後，他卻並沒有說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這間巨大的辦公室像是被某位女巫施了咒一般完全靜止了。

“在政治上根本不存在忠誠，是吧？”終於，呂西安一臉冰冷地開口了。

“如果您是他們，您也會這麼做的。”夏爾不置可否。

“我在想，如果他是我，他會怎麼做？”呂西安抬起手指向紅衣主教黎塞留的畫像，“他受到孔奇尼元帥的提攜進入宮廷，可當孔奇尼倒臺以後，他又毫不猶豫地改換了門庭，成為路易十三國王的鷹犬；他對貴族嚴厲而殘忍，把他們送上斷頭臺時毫不猶豫；對普通民眾也同樣無情，將他們比作騾子，要他們忍辱負重。當他活著的時候，每個人都詛咒他；而當他死了之後，人人都說他是偉人。”他的眼睛裡燃燒著火焰，“其實他說的一點也沒錯，不是嗎？民眾就是騾子，他們被人用鞭子抽了幾十個世紀，以至於會崇拜任何一個願意用鞭子抽他們屁股的人！”

“歷史對於大人物總是仁慈的，”夏爾說，“如果您在乎的是後世對您的評價的話——只要您能贏，歷史就會對您露出微笑。”

“而我一定能贏，”呂西安看著夏爾，臉上的表情顯示出他十分渴望對方能確認一下這句話，“我們一定能贏。”

“我們當然能。”夏爾走到呂西安身邊，將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我們為什麼不能呢？”

第二天8月30日是星期五，這是本週的最後一個交易日，也是這個月的最後一個交易日。這一天裡，交易所裡的賭徒們比平常更顯得焦慮，早在開市之前，交易大廳裡就擠滿了人，陽光從頭頂上骯髒的玻璃天窗射進來，照亮了這些人黃瘦的臉龐，他們和金子打了太久的交道，於是現在他們的臉看上去也越來越像金幣上的頭像了。

在開市之前一刻鐘的時候，阿爾方斯·伊倫伯格先生的出現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不緊不慢地來到自己平時所站的地方，這個地方位於一扇拱形大門的柱子下方，他喜歡在這裡斜靠著柱子，慵懶地打著哈欠。每當他出現在交易所時，他總是站在這裡，如同一尊神像一般俯視著場子裡的每個人，讓他的職員和跟隨他的投機者們只要抬頭看一眼，就能夠覺得安心。

社會上如今正在流傳一種謠言，認為阿爾方斯·伊倫伯格先生正在透過秘密買進的方式維持巴拿馬運河公司的股價。這是一種嚴厲的指控，但並沒有證據能證明它的存在，因此這隻能被當作是交易所裡從不停歇的風言風語當中的一條，有人承認，同樣也有人否認。多頭自然對這樣荒謬的說法嗤之以鼻，而空頭則神神秘秘地互相咬著耳朵——說到底，人還是會相信自己本來就傾向的結論。

大量的投機者和小銀行家圍住了阿爾方斯，熱情地給他捧場，試圖握一握金融巨人的手，彷彿這樣拉一下手就能給他們賜下一天的運氣。而阿爾方斯也握了每個人的手，他握手時候的樣子，就好像給每個人都許下了一個發財的諾言。他讓所有人都感到光榮，感到滿意，感到信心十足。例如杜·瓦利埃先生吧，這位投機商的信用因為兩位女兒排場豪華的婚禮有所恢復，可這些天來又出現了新的危險，他的身家性命如今已經完全和巴拿馬運河公司的命運連在一起，只要運河公司的股價稍一下跌，他便感到好像有人在拿刀子割他身上的肥肉一樣。而阿爾方斯輕輕拍了一下他的肩頭，就讓他再次充滿了信心，充滿熱情地迎接新一天的開盤。而更多的人則僅僅是站在遠處，和阿爾方斯交換了一下目光，他們都是他的人，他們也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了賭桌上，這樣的狂熱症傳播起來簡直比中世紀的鼠疫傳播的還要快。

下午一點了，電鈴聲在人頭形成的巨浪上掠過，鈴聲的餘音還未完全散去，一陣獅子般的吼聲就已經在場內響起——這是羅斯柴爾德夫人用的一位經紀人，他要賣巴拿馬運河公司，牌價則是六千四百法郎——比前一天的收盤價還要低了二十法郎。

一個經紀人立即提高了價格，“六千四百二十法郎，我要巴拿馬！”

“六千四百三十我也要！”杜·瓦利埃先生大喊道，“照六千四百三十法郎給我把巴拿馬送來吧！”

“送多少？”那位賣出的經紀人問道。

“五百股！”

兩個人分別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記下了這一筆交易，交易所的牌價登記員記錄下了這個價格——這就是巴拿馬運河公司的開盤價，比前一天的收盤價上漲了十法郎。這個價格引發了不小的震動，那些預言巴拿馬運河公司的股價會一瀉千里的看空方被扇了一個響亮的巴掌。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牌價始終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新的籤條和外地來的電報不停歇地湧入交易所，羅斯柴爾德夫人的黨羽依舊在不斷賣出所有的證券，而以杜·瓦利埃先生為首的多頭則不停歇地買入。下午一點半鐘，巴拿馬運河公司的股票價格又下跌了十個法郎，如今是六千四百二十法郎一股了。這是一個危險的訊號，然而阿爾方斯卻依舊氣定神閒，沒人分得清他究竟是胸有成竹還是故弄玄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