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還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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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自歸國到任職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為止，一直以無任所公使的待遇閒居。在朝鮮的所作所為是他的大失策，所以他從不談論。

竹添是幕府末期三大文人之一木下韡村的得意門生，據說十八九歲時就代師講課，是當時第一流的漢文高手。幕府末期，他出仕熊本藩。該藩的“萬里號”輪船損壞，需要到中國上海修復，但當時日本閉關鎖國，同中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能正式出洋。竹添出主意，裝作遇難，漂流到上海。他被派往上海，是因為能流暢地書寫漢文。

“萬里號”在上海浦東船塢維修時，竹添曾寫了一首漢詩：

浦東維纜落潮時，

來往帆檣如織絲。

舟子無眠夜相警，

緣江辮髮半偷兒。

太平天國戰爭剛剛平息，上海正處於窮困之中，人心惶惶。“辮髮”指中國人，意思是說有一半兒人是盜賊，夜間不得不防範。

其後，竹添或作為漢學者，或作為政府官員，數次到過中國，看到落潮時的中國，那種“半偷兒”的觀念似乎是無法從頭腦中抹掉的。

竹添的門生松崎鶴雄寫過一篇《竹添井井翁軼事》，有如下一節：

先生任朝鮮公使失敗，辭去現職，後為無任所公使，長時間閉居在家。此事曾有所聞，唯不知其失敗究竟，餘嘗問及先生，先生答曰：“吾實不明，但被袁世凱所敗。”僅此一語，不做任何辯解。餘深感先生態度之坦蕩，以後不復問。

竹添只說“被袁世凱所敗”，其實，失敗的最大原因是他過於貪功。那年，竹添四十四歲，袁世凱只不過二十六歲。

某些史家責難竹添，說他完全沒有考慮在朝鮮的中、日兩國軍隊的兵力差別。竹添之所以不把兵力差別放在眼裡，是因為他想抓住中法戰爭這一機會，更何況他從來就有“緣江辮髮半偷兒”的蔑視，自然要過低估計清朝兵力。

其後數年，竹添對朝鮮事件的沉默，恐怕與金玉均在日本的厄運有關。金玉均等人那麼信賴日本，而日本竟沒有徹底保護他們。當朝鮮政府要求引渡金玉均時，日本政府為難萬狀，一會兒把他移到小笠原的父島，一會兒把他移到北海道的札幌。金玉均後來終被刺客誘走，在上海殞命。

袁世凱也絕非一帆風順，他從朝鮮宮廷清除了親日勢力，得意揚揚，但逃不脫清軍內部的人事傾軋。提督吳兆有比袁世凱資深年高，在這次平亂中卻被袁世凱掌握了主導權，他只有聽命而已。他心想：這個黃口小兒……

如果袁世凱為人謙遜，或許能避免正面衝突。但是，他極不謙遜。年輕氣盛，平素已是傲氣凌人，平亂有功，就更加目中無人了。

叔父袁保齡每次寫信都教導他：“要謙虛、自制。”同時寫信給吳兆有：“袁世凱年幼無知，或惹仁弟不快，請勿介意，善為照拂……”

被金玉均殺害的親清派人物同袁世凱情深意厚，他覺得應當給遺族以撫卹，便下令從軍餉中支付。

軍餉只限用於駐防軍的直接開銷，即糧食、武器彈藥的補充等。用來撫卹他國要人的遺族，是不妥當的。吳兆有將此事報告李鴻章。

袁世凱沒有別的財源，只有先挪用，以後再“做正開銷”。

然而沒等他上報申請，吳兆有便揭發了。不管有何打算，被告發後就構成公私不分、賬目混亂的罪名。李鴻章下令：“所借錢款，著由個人償還。”

袁世凱只好拿出私人財產。正當趾高氣揚之時，這件事給他當頭一棒。

“這就是過分逞能逞強的結果”，袁世凱自己得出結論。他終於明白了。袁保齡也在信中批評他：“你此次在朝鮮的功績，舉世矚目，竟為吳某所算，乃‘闊’字之病。”

所謂“闊”字之病，即疏忽大意，或者說警惕性不高。

“甲申政變”之後，袁世凱成了“眾矢之的”，敵方、我方一齊攻擊他。吳兆有的暗算不過是挑錯整人，還不為重，而敵人的箭矢來勢兇猛，並塗滿毒藥。

日本方面強調，這次兩國衝突的責任在清軍指揮者身上。

“壬午軍亂”時，日本人死了十幾人；而“甲申政變”中，磯林大尉等四十多人死亡。竹添感到，自己發動這場政變死了這麼多人，責任重大，於是使勁兒往袁世凱身上推。

竹添後來對自己的門生總保持沉默，但在回國之初，卻向日本朝野人士辯駁，說：“此次諸事，皆因袁世凱不善。”

日本政府派遣外務大臣井上馨為赴朝特命全權大使，同朝鮮政府開始交涉。朝鮮方面的全權代表為金宏集。

次年（1885年）1月9日，日、朝兩國之間達成如下協議：

第一，朝鮮國修國書致日本國，表明謝意。

第二，為撫卹日本遇難者之遺族及受傷者，賠償商民因搶掠所毀損之貨物，由朝鮮國支付十一萬元。

第三，查捕殺害磯林大尉之兇手，從重正刑。

第四，為新建日本公使館，朝鮮提供地基、房屋，須足以容納公館及領事館，並支付兩萬元，以充工費。

第五，日本護衛軍隊之營舍，應在公館附近，按《壬午條約》第五款執行。

特派全權大使從三位勳一等伯爵 井上馨

大日本國明治十八年一月九日

特派全權大臣左議政 金宏集

大朝鮮國開國四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此協議還附有下列兩款：

一、協議第二、第四條，須按日本銀幣計算，為期三個月，於仁川撥完。

二、第三條兇手處刑事，以立約後二十日為期。

對此，日本輿論界大喊過於寬大，表示不滿。1月18日《朝野新聞》說：“漢城暴動之時，朝鮮政府未曾與其事，再則，朝鮮窮困，無賠償能力，故不得不寬大處理。”接著又說：

以吾輩所見，我國政府向朝鮮政府要求之金額，僅為支付罹害者及公使館新建築所需錢款。至於因事變，我邦前後所蒙受之損害，竟未賠償。查今日立於談判主位者，實為中國而非朝鮮，故應向朝鮮索取適當償金，然後再與北京進行正式談判，使其賠償一切損失，豈非良策乎？試看今日朝鮮條約書中，列有嚴懲殺害磯林大尉兇手一條，如不要求處分包圍王宮、攻擊我軍者，將以為此條約書只不過是保全我邦同朝鮮之關係而已。

對於貧窮的朝鮮當然要給予寬大政策，但對清政府卻要狠狠地勒索，要求處罰責任者。“包圍王宮，攻擊我軍者”，意指袁世凱。襲擊磯林大尉的是朝鮮民眾，日本也承認這一點。

到了二月，朝鮮依約向日本派遣了謝罪使。正使為禮曹參判徐相雨，副使為德國人穆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