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歸國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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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1884年）年末，朝鮮發生武裝政變。清廷在年初也曾有政變，軍機大臣全部被更換。根據清代制度，軍機大臣是掌管國政的最高官職，負責輔佐皇帝，把決定的事情下達給行政機關。然而，這個時候，光緒帝還未成年，後來雖然成年了，在位三十四年間卻全由西太后獨掌大權。

當時的首席軍機大臣是恭親王奕訢。恭親王是咸豐皇帝的胞弟，道光帝的第六子。西太后是咸豐帝的皇后，她生的同治帝無嗣而終，遂讓醇親王奕譞的兒子即位，就是光緒帝，甲申年剛剛十三歲。醇親王也是咸豐帝的弟弟，道光帝的第七子。西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政權，主要是由於恭親王的支援。然而，對於西太后來說，這正是一個令她不安的因素。

“中法戰爭擺在面前，需要新的政府成員。”以此為理由，恭親王被攆下權力寶座，代替他的是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西太后覺得醇親王比恭親王好支配得多，而且醇親王之妃又是西太后的親妹妹。

“老太爺”，這是對道光皇帝第七子醇親王的稱呼。他為人謹慎，自己兒子即位後他便辭官告退，於此可見一斑。為人謹慎的另一面，就是沒有一貫的抱負。西太后看中他的也正是能聽話這一點。果然，後來任海軍衙門總理，負責新海軍建設，西太后對他說：“把買軍艦的款子撥一部分來，我要修一處園林！”他便按照西太后的意圖，挪用了海軍經費。西太后就用這筆買軍艦的錢款，修建了頤和園。

清廷的政變給予朝鮮政界以微妙的影響。

醇親王是光緒皇帝的生父，這一事實，使朝鮮要人們聯想起大院君。因“壬午軍亂”被清廷禁閉在保定的大院君，就是朝鮮國王李熙的生父。

“設身處地，醇親王會同情大院君的。”這個想法倒也合乎情理。起用醇親王是在三月，訊息傳到朝鮮，便有人散佈：“大院君即將被釋放回國。”

往壞裡說，大院君是野心家，但從另一個角度說，他是個熱情的好鬥者。他的兒媳閔氏也是有這種傾向的女性。也許可以說，兩人是前生註定的競爭對手。對於閔妃及其一族來說，大院君永遠被幽禁在中國才是最理想的。

金玉均等人的“新黨”企圖抵制飛揚跋扈的閔氏一族，在武裝政變後建立新政權時，他們分明知道僅靠自己一邊的人，無法組成新政府，因此才聯合大院君一派。一時間，大院君的名望高漲起來。“新黨”想同大院君一派組織聯合政府，正是要利用這種名望。

閔妃是不希望大院君歸國的。但是，就國王李熙來說，大院君是生身之父，而朝鮮是極端重視儒教倫理的國家，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爭取生父的釋放，一定要遭受猛烈的譴責。所以，他多次派出使臣，懇請釋放生父大院君。然而，清政府認為大院君是“壬午軍亂”的“罪魁禍首”，必須嚴加處置，豈能釋放。朝鮮國王為了盡孝心，便派遣閔種默為“問候使”，僑居保定，以慰藉大院君。在甲申的前一年，又派親兄，即大院君的長男李載冕來保定探望。

“這可不妙！”李鴻章心想。大院君是鼎鼎大名的陰謀家，“問候使”來往倒可以，但只怕藉此醞釀陰謀。李鴻章決定，除了侍奉的少數僕從，禁止外來人見大院君。

“太嚴厲啦！”大院君一派大失所望。

遭受閔氏家族壓迫的大院君的黨徒們，夢想有朝一日擁戴大院君奪取政權。李鴻章並不是杞人憂天。清政府當局禁止大院君會客之後，大院君一派的希望彷彿斷絕了。但是，第二年醇親王被起用，他們又躍躍欲試。

“處境相同的醇親王成了首席重臣，大院君極有可能被釋放。”大院君一派有意製造這樣的謠言。不久，又傳開“雲峴宮的古玩開賣了，統統被日本人買去”之類的謠言。

雲峴宮在漢城的大院君宅邸之內，主人被押解到國外之後，親族處理著家產。現在謠傳，雲峴宮裡秘藏的為數甚多的古代美術品，被悄悄地賣給了日本人，恐怕是得到了大院君的允許，不，就是根據大院君的命令賣的。那麼，為什麼呢？“那還用問！為了湊錢買通清廷的醇親王和李鴻章他們……看著吧，局勢就要變了……”

當然，醇親王和李鴻章不會被收買而釋放大院君。但是，在朝鮮，這個謠言為人們所相信。大概是因為朝鮮賄賂之風盛行，凡事都要靠賄賂。

“聽說醇親王已經點頭，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

“聽說立夏以前……”

謠言被添枝加葉，活靈活現，這當然是為了刺激反大院君派。

反大院君派並不全是閔妃一族人。例如，先王正妃趙太妃的兩個外甥趙成夏和趙寧夏，在“壬午軍亂”中勾結閔氏一族反對過大院君。誘騙大院君時，趙寧夏出了不少力。後來大院君知道了這件事，恨得咬牙切齒。

一旦大院君歸國復權，不僅閔氏一族，趙氏兄弟也將遭到報復。於是，趙氏兄弟又同閔氏家族勾結起來，反對釋放大院君。

他們的工作物件就是李鴻章，因為漢城的街頭巷尾傳說：“醇親王贊成釋放大院君，而李鴻章似乎是反對的。”

禁止“問候使”會面，所以，人們認為李鴻章對大院君是相當嚴厲的，想利用李鴻章來反對釋放大院君，然而，從朝鮮悄悄溜進中國的密使，卻發回了使閔氏一族悲觀的情報：“李鴻章在對法外交上很不得手，正受彈劾，因此，他的發言毫無力量，完全依靠他是危險的。”

閔氏一族又開始向日本做工作。他們想，李鴻章下臺了，還有日本。

“清廷若釋放大院君歸國，慶尚道等地將發生動盪，在釜山等地居住的日本商人和家屬將受到威脅。請勸告清廷停止這種不明智的做法。如清廷不聽勸告，就請日本出兵，保護僑民。”

但是，日本方面表現冷淡。

關於釋放大院君的訊息，後來就自消自滅了。反對派的策劃一無成效，而大院君派也毫無進展。醇親王是個消極人物，不會堅持自己的意見，正因如此才被西太后起用。只有其他重臣徵求他的意見時，他才會參與討論，總是處在被動地位，從不主動提出問題。

“靠醇親王解決不了問題。”大院君也終於覺察到這一點。醇親王雖然是首席重臣，但他絕不是實權者。最高實權者，還得屬直隸總督李鴻章。於是，大院君改變了戰術，派遣使者直接向李鴻章乞求赦免。

李鴻章對大院君的使者李益瑞說：“這樣的奏摺，應呈交都察院。”但都察院拒不受理。這一事實，使漢城的反大院君派放下心來。

“在目前情況下，既定方針不能變。”李鴻章透過幕僚說明了不受理的理由。這個說明，當然不是官方的。都察院不受理並沒使大院君陷於絕望的深淵，因為有個“在目前情況下”的註解，就是說將來有可能變更。李鴻章是個現實主義的政客，情況一有變化，隨時都準備改變方針。

將來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情況，作為對策，也可能“釋放大院君”，李鴻章把大院君當作策略上的一個棋子，總是牢牢地記在心上。

我不會被遺忘的！——大院君得到了這種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