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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1887年，朝鮮得以保持穩定狀態。英、俄兩國在阿富汗達成妥協，英國因而失去了繼續佔領巨文島的理由，只好撤出。

這年，袁世凱在朝鮮的主要任務是阻止俄國同朝鮮簽訂陸路通商條約。

反對簽約的根據是中國同俄國的國境問題尚未解決。

同俄國談判東部邊界問題的中國代表仍是吳大瀓。他認為“從延秋到海洋一線”才是中國的邊境線。如果中國方面的主張得到承認，那麼，俄國同朝鮮在陸地上就沒有接壤之處。國境不相接，還談什麼“陸路通商”？可見，袁世凱的反對是有道理的。不過，《俄朝陸路通商條約》拖到第二年，由於俄國的堅持，到底透過了。

當然，一個外交官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在這件事情上，與其說袁世凱缺少力量，毋寧說他故意鬆了勁兒。

近來，袁世凱也摸到了李鴻章的脈搏。清廷的軍備，有西太后在，就不得不原地踏步，無法向前。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必須靠外交手段突破難關。

“大敵是日本”，這就是李鴻章的看法。袁世凱還記得，在天津閒談時李鴻章說起過這件事。

當時，袁世凱問道：“為什麼是日本呢？日本這麼小。”

李鴻章攤了一下雙手，答道：“日本雖小，卻能擰成一股繩，全力以赴。日本要活動，就只有朝鮮這一條路，別無他途。俄國雖大，但與土耳其、阿富汗、中國等國接壤，對朝鮮使不上兩隻手，只能用腳尖。就像用腳尖輕輕地踢一踢似的，沒有多大勁兒。樣子像有勁兒，其實不然，可用來威懾卻最合適。我們要很好地利用。”

最後一句話意味著什麼？當時不十分理解，現在總算清楚了。就是說，打算把俄國當作看門狗，用來抵禦可能全力向朝鮮撲來的日本。

在袁世凱看來，陸路通商不可能有太大的規模，不致損害中國利益。首先是因為朝鮮的購買力極弱，更何況袁世凱的外交本來就不重視經濟方面，他也沒有專門知識。

甲申年，即1884年，英商的怡和洋行在上海和仁川之間開闢了一條定期航線。如前所述，日、朝間貿易的主要商品是英國製造的棉布，日本從上海輸入，然後再向朝鮮輸出。從上海直接運到仁川，要比經日本轉運有利得多。

然而，有一種更有利的“生意”，為袁世凱所掌握，所以他不關心別的生意。這個“生意”就是利用水師搞走私。主要是從中國往朝鮮運鴉片，從朝鮮往中國運人參，由於不付稅金，簡直是一本萬利。後來袁世凱所用的政治資金，據說就是在朝鮮任上積蓄的。

袁世凱在朝鮮，日本和美國對他的評價很壞，英國比較好。日本憎恨袁世凱，是因為有“甲申政變”的前隙，而美國憎惡袁世凱，是因為他對朝鮮政府傲慢無禮。

“朝鮮是自主獨立的國家，不從屬於任何國家。”美國這麼看朝鮮。

與之相反，英國卻主張中國對朝鮮應當更強硬地行使宗主權，因為它的夙敵俄國對朝鮮的滲透越來越厲害。

“朝鮮是中國的屬國，不能讓俄國在朝鮮為所欲為，中國應當更強硬些。”這是英國的態度。

關於朝鮮問題，各國的態度不一致。上述只是個概略。因時因事，各國態度也發生著微妙變化。

那麼，朝鮮政府的情況如何呢？

“完全獨立！”顯然，這是朝鮮的悲壯心願。隨著列強的踏進，中國的宗主權漸趨暗淡，這對於朝鮮來說，當然是值得慶幸的。袁世凱硬要把本來只是名義上的宗主權變成實質性的東西，必然引起朝鮮政府的抵制。靠攏俄國，就是這種抵制之一。

1887年，朝鮮所採取的最為明顯的抵制，就是向列強派遣使節。列強已經在朝鮮開設公使館和領事館，按理說朝鮮也應向列強派遣外交官。這一年的八月十八日，朝鮮政府決定派樸定陽赴美國，派沈相學赴歐洲各國。後沈相學患病，又改派趙臣熙。

袁世凱對國際政治力學非常敏感，可能要超過他的師傅李鴻章，但國際政治學方面的專門知識卻很少，甚至不大清楚涉及外交官身份的原則。他雖然聽說了朝鮮向外國派遣使節，卻沒有放在心上。

“對方來了人，我方若不去，顯得太冷淡了。交際嘛，就該如此！”他的認識程度不過如此。

“只有獨立國才能派遣外交官，而非獨立國沒有外交權，屬國沒有外交權。”唐紹儀給袁世凱講了一通國際政治學入門。聽了他的話，袁世凱轉動著眼珠子大叫：“不行，這可不行！”

朝鮮政府派遣使節，初時袁世凱以為只不過是一般的交涉罷了，當唐紹儀講了這一行為背後重大的政治意義之後，他有些狼狽了。

朝鮮對外派遣使節，並非沒有先例。以前往日本派遣過閔泳駿，事後報告清政府，袁世凱完全沒有當回事。

“似乎還要搞先派後諮（先行派遣，事後再取得承認）。”袁世凱一直沒接到正式通知，只是偶爾從情報網得到一些訊息。

“這麼說不讀國際公法是不行了……你能不能給我翻譯出來？只揀緊要的部分，簡單一些，最好是一讀就懂。”袁世凱對唐紹儀說道。

“我給你分條寫出來吧！”

唐紹儀整理了國際公法的要點，讓袁世凱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