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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見，出於職業本性，慣性的把嘴湊了過來。我還未回過神來，霎時湧出一股被侵犯的錯覺，一手把她推開。她尖叫一聲，滾到了床下。

我看著她慢慢往床上爬，但只露出上半身就停住了。眼神充滿惶恐，有點顫抖的聲音不停的說對不起。我有點過意不去，但又不便表露。索性將被子把頭一蒙，說，你就乖乖睡在旁邊可以了。然後她躡手躡腳的躺了過來。

不知為何，我腦子變得很亂，想，理論上應該是做錯事的人道歉的。剛剛很明顯是我的錯，但是她向我道歉的話，說明錯在她身上。或者說她的錯導致我也做錯，這樣也可以說我也是受害者，但她做錯什麼呢……

我就在胡思亂想中睡著了。

關於誰對誰錯，往往很容易糾纏不清的。但有些情況下卻很容易理清。好比說村民的兒子跟村長的兒子打架，錯的必定是村民的兒子。歸根到底，錯的是村民。有時候，你自以為自己錯了，才是錯。

睡醒後，我發現房間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下意識的摸了下口袋，發現東西依然安在，鑰匙也在桌上，只是旁邊的人不見了。我排除了姍姍偷東西潛逃的可能性，馬上將其升級為密室失蹤事件。不由得警惕起來。

突然，咔一聲，門鎖被扭開。我下意識預感這是密室搶劫事件。大叫一聲，誰！門外傳來一聲尖叫，顯然是被我嚇到了。我正疑惑這一聲尖叫怎麼這麼熟悉的時候，門外的人已經戰戰兢兢走了進來，是姍姍。

我問到，你在幹嘛。

她很愧疚的說，我……我在開門。

我又問，你剛剛跑哪裡去了。

她說，我……我餓了，我買……。

看見她驚魂未定的樣子，我心一下子軟了。從錢包夾起一百塊錢，說，拿著，你可以走了。她拿了錢，走到門口，回頭說了一句：先生，我叫姍姍，38號。

獨唱團-為了破碎的雞蛋 作者:林少華

“beeen a high, 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もしここに硬い大きな壁があり、そこにぶつかって割れる卵があった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の側に立ちます）

“假如這裡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2月15日在“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大會上，面對以色列總統佩雷斯、耶路撒冷市長尼爾·巴卡特和七百多名聽眾所做演講中的一句話，也是其演講的靈魂和向以色列傳達的最重要的資訊。無須說，此乃以巴之爭的隱喻，高牆暗指以色列。但不僅僅如此，高牆還是體制（syste）的別名。“體制本應是保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統性地（systeaticlly）。”村上說道。

那麼體制又指哪些呢？村上最近接受了日本有名的綜合性雜誌《文藝春秋》的獨家採訪，以《我為什麼去耶路撒冷》為題談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談了他在那裡的演講（見《文藝春秋》4月號）。作為體制提及這樣兩種。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天皇制和軍國主義曾作為體制存在。那期間死了很多人，在亞洲一些國家殺了很多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須承擔的事，我作為日本人在以色列講話應該從那裡始發。”村上說他不曾正面向父親問起戰爭體驗，或許應該問，卻未能問，父親大概也不想說，但戰爭改變了父親的人生這點是確切無疑的。“雖然我是戰後出生的，沒有直接的戰爭責任，但是有作為承襲記憶之人的責任。歷史就是這樣的東西，不可簡單地一筆勾消。那是不能用什麼‘自虐史觀’這種不負責任的說法來處理的。”

其二，村上認為體制還包括原教旨主義等其他多種因素。“我們考慮巴勒斯坦問題的時候，那裡最大的問題點就是原教旨主義同原教旨主義的針鋒相對，就是猶太復國主義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對峙。……人一旦被捲入原教旨主義，就會失去靈魂柔軟的部分，放棄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地聽命於原理原則。因為這樣活得輕鬆。不會困惑，也不會受損。他們把靈魂交給了體制”。村上認為奧姆真理教事件即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案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開庭審理期間他一直去法院旁聽，覺得那些案犯也是邪教教義的受害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較之個人，針對的更是體制”。

應該指出，被村上視為高牆的體制還不止他在這次採訪中說的這兩種。眾所周知，村上是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討厭所有束縛個人自由的東西——討厭日本中小學整齊劃一的校服，討厭強迫學生做同一種運動的體育課，討厭使得員工不忙也必須裝出忙的樣子的公司，討厭指手劃腳自命不凡的官僚機構，討厭“網無所不在”的資本主義體制。在他看來，日本是個扼殺個性無視自由的“封閉組織”，個人很容易在這一封閉體制中“作為無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殺”。一句話，高牆仍在。

既然作為高牆的體制仍在，就必然有撞牆破碎的雞蛋，於是產生了小說家的職責或者寫小說的理由。村上在講演中說道：“我寫小說的理由，歸根結底只有一個，就是為了讓個人靈魂的尊嚴浮現出來，將光線投在上面。經常投以光線，敲響警鐘，以免我們的靈魂被體制糾纏和貶損，這正是故事的職責。對此我深信不疑。”這使我想起2003年初他當面對我說的幾句話：“我已經寫了二十多年了。寫的時候我始終有一個想使自己變得自由的念頭。……即使身體自由不了，也想讓靈魂獲得自由——這是貫穿我整個寫作過程的念頭”。而在他寫作滿三十年的時候，又從耶路撒冷傳來了“站在雞蛋一邊”的聲音。“讓靈魂獲得自由”和“站在雞蛋一邊”在實質上是同一回事。因為二者都是針對高牆而言，兩支箭一齊射向高牆。但也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有了更明確的社會責任感——寫作的目的是為了破碎的雞蛋。準確說來是為了推倒高牆以免雞蛋破碎。“假如小說家站在高牆一邊寫作——不管出於何種理由——那個作家又有多大價值呢？”

問得好！這大概也是村上向我們所有人出的一道難題，一道看似容易而實則再難不過的難題。

當然，最理想的社會是沒有高牆的社會，沒有高牆也就無所謂破碎的雞蛋。整個社會好比一個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隻雞蛋都有新的生命破殼而出—— 孵化自由，孵化個性，孵化尊嚴，孵化和諧。但作為現實問題，恐怕仍要不時面臨這樣的選擇：在高牆與雞蛋之間站在哪一邊？而最為怵目驚心的場景，無疑是所有人都站在高牆一邊，最後所有人都淪為破碎的雞蛋……

獨唱團-髒話到底髒在哪兒 作者:蔡康永

中國人的髒話，常常原始到讓人汗顏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