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辣手神探 第三案 民女被害多方偵查 疑竇叢生終成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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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鈴……”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為了減小對家人的驚擾，我立即抓起床頭櫃上電話機的聽筒，裡面傳來值班室老尹急促的聲音：“北皋市江防鄉發生兇殺案，要求支隊領導和技術人員去現場指導、支援。”

我看了看錶：時間是1995年1月3日凌晨1時。我吩咐老尹通知法醫沈連宗、痕檢張根平等人，立即到局裡集中，隨我去江防鄉案件現場。

汽車在農村公路上不停地顛簸，雪白的車燈跳躍著，照亮了前方的路面和路旁田野裡的麥苗，泛出一層薄薄的霜氣。寒風從車門的縫隙裡鑽了進來，使人感覺到在冷峻中增添了一絲麻木。

一個多小時過去了，前面的路旁停了幾輛警車，我知道目的地到了。

這是一座南向的三間平瓦房，當地的“鎖殼式”建構，東、西房門相對而開。屋裡燈火通明，中間內廊沿下，聚集著北皋市公安局政委張武、分管刑偵的副局長陳玉林、刑警隊長薛明春等人。由於這時正在凌晨，為了不影響周圍村民休息，我們決定在中心現場初步勘查後，將屍體運出，由法醫先行解剖檢驗，現場走訪和外圍現場的系統勘查，待天亮後進行。

死者是個薛姓女子，二十七歲，從事農業勞動。丈夫是個木匠，長年在南方打工。一個小孩平時由婆婆帶養，因而大部分時間都是她一個人單獨居住。

法醫解剖檢驗的結果很快出來了，致死原因是機械性窒息死亡，頸部有卡壓傷痕，頭部有多處被尖利的銳器刺破，頂部顱骨內嵌有斷裂的鐵質尖頭，取出後分析為裁縫用的大號剪刀的刀頭。下yin部有性交痕跡，提取到男性分泌物。

天亮以後，痕檢技術人員開展了由外圍向中心逐步深入的現場勘查。根據現場痕跡分佈，很快推斷出作案者的作案過程。

首先，作案者從室外壓破東房門上的氣窗玻璃，伸手從內拔開插梢，從氣窗鑽入室內，隨後摸上了床。死者警覺後，可能發出了驚叫，作案者用左手按住了死者頸部，右手操起事先帶來的剪刀，向死者頭部猛戳。死者沒有聲息後，作案者拉嚴了窗簾，在櫥內找到一塊花布，將死者血肉模糊的頭面部裹好，掀起死者的上衣到肩部，拉下死者已被尿液浸溼的內褲，對死者實施了強姦。然後再開啟了電燈，在屋內尋找財物。在後牆的牆洞裡找到一隻小鐵皮罐，倒出了裡面的物品（死者丈夫回來後，經核實，罐內有三枚清代銀元），然後關掉東房的電燈，取走中屋櫃上的錄音機，拉開大門的木栓，逃離現場。

這是一起在作案現場留下很多痕跡的案件，但作案者在作案的過程中戴著粗紗手套，地面鋪著砌牆用的紅色磚塊，表面非常粗糙，能作個體鑑別的痕跡物證一件皆無。當然，屍檢時提取的男性分泌物除外。由於還有這麼一件，我們心裡總算踏實了許多。

北皋市公安局偵破重大案件的力度是很大的，刑偵力量傾巢而出，還抽調了不少派出所有經驗的民警，參加排查。刑警大隊除技術人員外，還派出了五、六名偵查員，隨同我在案發地參加偵查。過了兩天，耐不住寂寞、業已退休的馮忠也來到了案件偵查指揮部。

指揮部設立在一家鄉鎮企業閒置的二層小樓裡，為了照顧馮老，指揮部在樓上一個房間裡臨時放上兩副鋪蓋，由我和他一起居住。當時，馮老的身體情況已大不如前，患有較為嚴重的心臟病，並伴有氣喘，我安排他在指揮部看看調查材料，提提工作意見，一般不同意他外出走動。偵查員們則住在房屋比較寬裕的老百姓家裡，鋪上稻草打地鋪。恰逢那段時間陰雨連綿，道路泥濘，地上也溼乎乎的。在天寒地凍的冬夜，躺在冒著潮氣的地鋪上，除去極度疲憊的偵查員，一般人恐怕是難以入眠的。

江防鄉南臨長江，地處偏僻，交通不便，人們聚水而居，非親即故。村裡哪一家夫妻吵架，或者是有親友來探訪，幾乎戶戶皆知，一幅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的典型景象。在這樣的地區發生的命案，毫無疑問，偵查的地區範圍都不會很大。

偵查工作雖說緊張而艱苦，但按部就班地展開後，每個人都充滿了信心，這起案件一定能夠破獲，而且時間不會太長。

可是，事情的發展，時常遊離於預期，在人們的熱望中，二十多天過去了，我們沒有獲取一條象樣的線索。偵查人員在言談之間流露出焦急，指揮部領導也感到壓力在增大，我常常看到張武政委站在那裡面無表情地默默沉思。他是一個非常敬業而又善於思考的年輕人，案發後，他第一批趕到了現場，並在現場住下，與偵查員們同甘共苦，依然保持著他刑警出身的本色。我也看到陳玉林副局長在深夜大家睡去後，一個人坐在桌前，對著酒杯抽菸。當然，我也有些著急，這個案子遲遲不破，縱然不談工作成效，北皋的財政本就比較吃緊，這麼多人的後勤保障，在財務上就是一筆很大的負擔！

然而，世界上的萬物都有它自身的規律，有急自有緩，有伏必有起。在我們把焦慮的情緒壓抑在心底時，江防鄉派出所黃所長給我們帶來了一條好訊息。他在鄰村一個黃姓住戶家走訪時，問及他兒子現在去了哪裡，這位目不識丁的大媽從房裡取出一封信，告訴黃所長，她兒子已去蘇州打工，具體地點信封上有。黃所長抽出信紙一看，上面有這樣一段字樣：“我三號下午出門，在沙洲港轉車時，順便到姐姐家看望了一下。現在到工地已有多天，一切都好，請不要掛念。家鄉發生的事，可能有人來調查，你們一定要說我是二號下午出門去蘇州，不要說是三號。切記，兒子黃元斌。”

這個黃元斌為什麼要把出門時間前移一天呢？很明顯，二號下午出門，說明他沒有作案時間，三號下午出門就證明他有作案時間。他極力迴避這一點，又有什麼原因呢？

我們立即組織了一個調查小組，對黃元斌一、二號活動情況開展專門調查。

調查結果表明，黃元斌確係一月三日外出。

一月三日下午二時左右，黃元斌與一個同學在路上相遇，這位同學看到黃元斌提拉著一卷棉被和兩個大旅行包，問他到哪裡去，黃元斌回答說是去蘇州打工，兩人抽了一支菸，才互相告別離去。被調查者肯定這天是一月三日，他記得很清楚，這天他是去參加一個亡人週年的紀念活動，而在途中相遇的。

一個孫姓婦女，是黃元斌的鄰居，也證實這天下午她去張王港碼頭送一位親戚乘船，在候船室裡看到黃元斌斜倚在長椅上，等待班船。這兩人的證言足以證實黃元斌在三號下午才外出，他並非不具備作案時間。

此外，調查中還發現，黃元斌酷愛錄音機，到鄰居、朋友家串門時，只要發現有錄音機，總能長久地站在那裡擺弄或聽歌。在案發前，還有人看到，黃元斌兩次騎著腳踏車經過死者門前的小路。

黃元斌為什麼要在時間上弄虛作假、掩蓋具備作案時間條件呢？

只能說他心中有鬼，具有作案嫌疑。

偵查指揮部決定，派人去蘇州將黃元斌帶回審查。

審查地點安置在距現場五公里的江堯農場農科所。由於馮忠主動請纓，訊問工作由馮忠和薛明春負責。

兩天後，黃元斌被帶了回來。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個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高高的個子，上身穿著一件肥厚的灰暗色棉襖，敝開著對襟，泛著暗黃的襯衫衣領上，扎著一條佈滿紅色圓點的領帶。方方的臉盤，一雙細長的眼睛微微有些凹陷，眼珠轉動很快，目光迅速從我們在場的人身上一一滑過。一看便知道這是個追求時髦而不脫土氣、反映機敏而又輕浮好動的浪當仔。

在訊問中，他和別的被審查者大相徑庭，表現得既輕鬆又活躍，甚至有些反客為主。在審訊人員未開口說話前，他搶先說道：“我知道你們是幹什麼的，這個案件破不了，你們不光是不能向你們的領導交差，獎金恐怕也拿不到。我可以幫助你們，你們有什麼要求，我一定幫助配合。你們說吧。”面對這個油腔滑調的青年人，審訊人員不得不多次向他提出嚴厲的警告。以後，他雖然收斂了嘻笑的神態，但始終未正面回答過一次重要的問話。每逢在這種時候，他總是反問：“你們希望我怎麼回答？”、“你們這樣問的意思是什麼？”訊問就這樣相持了三天，到第四天凌晨，他忽然一改常態，抽泣著說道：“我犯了罪，我殺了人，我對不起你們，我願意交待。”

黃元斌交待的作案過程，和我們案情分析時的推斷完全相符。

一月一日上午，他騎車路過死者門前的小路，看到死者在外面掛曬剛洗的內衣，他為死者白皙的面板所吸引，便下車拐進了場上，假說腳踏車鏈條脫落，需要借用一把螺絲刀，和死者搭訕起來。言談中得知死者丈夫也在外地打工，家中就是死者一個人居住，遂心生了歹意。

一月二日晚上，先到家北端路旁一家裁縫鋪裡，拉開窗戶，偷了一把剪刀揣在懷裡，走向死者住處。到死者家時夜色已深，周圍的住戶已沒有燈光。他戴上手套，擠碎東房氣窗玻璃，開啟氣窗，鑽進室內。見死者熟睡，就脫掉外衣，掀開被子，想鑽進被內。不料死者驚醒，大呼捉賊，他急忙捂著死者的嘴巴，掏出剪刀威脅。但死者亂蹬亂踢，掙扎著呼救，慌亂中他用剪刀向死者頭部扎去，並用手緊緊卡住了死者的脖子，直到死者沒有了聲息。隨後他在木箱上摸到一塊折迭著的布，覆蓋在死者的頭上，拉下褲子，實施了*。然後，拿起窗前桌旁一根木棒，將窗簾挑緊蓋嚴，拉開了房內的電燈。開啟櫥門，見裡面裝的都是衣服，就轉到床後，看到牆上有一處沒有封嚴的小洞，伸手進去，摸到一隻小小的鐵皮筒罐，開啟一看，是三枚銀元，就隨手裝在口袋裡。轉出來後，用被子把死者蓋好，拉滅了電燈，從中屋房間出來時，順手將櫃上的收錄機拎起，走出大門回了家。

回家後，他將收錄機和剪刀、手套裝進旅行包，準備第二天離家去蘇州建築工地打工。在張王港至沙洲港的客輪上，想到這些東西不能久留，雖對丟掉收錄機心生不捨，但為了毀贓滅跡，仍悄悄將裝著收錄機、剪刀等物品的旅行包丟棄在長江裡。

到沙洲港後，在嫁到這裡的姐姐家吃了晚飯，把三枚銀元交給姐姐保管，第二天一早，乘班車去了蘇州。

我在作以上述說時，歸納得很簡明順暢，其實，黃元斌在交待時卻並非如此。他每說一句話便停了下來，思考的時間多於說話的時間，如果沒有追問，他便不再言語。例如談到鐵皮罐子的事，他和馮忠便有以下一段對話，這也是在以後引起歧議的一段對話。

黃說：“我開啟了衣櫥，裡面盡是被單和衣服，沒有值錢的東西。”

馮問：“後來呢？”

黃說：“後來我轉到床後。”

馮問：“轉到床後幹什麼？”

黃說：“看看有沒有值錢的東西。”

馮問：“看到了沒有？”

黃說：“看到後牆壁下有一個小洞。”

馮問：“什麼樣的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