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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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紐約待了兩三天，我們繞著這個主題談了三四次，最後的結果是在公園大道與第46街的交叉口決定的。比爾跟我正站在那裡等著紅燈轉綠燈，注視著計程車駛進隧道中，然後比爾說道：“我想先出《二次降臨》好了。”

正好，我自己也比較喜歡這本——可是他的口氣有點奇怪，好像不太情願，於是我抬起頭來問他是怎麼一回事。“沒什麼，不過如果前一本書是寫一個能以心靈力量移動物體的女孩，接著又出這本關於吸血鬼的書，你可能會被定型。”他說道。

“定型？”我問道，真的是一頭霧水，我實在看不出吸血鬼與能隔空移物的超能力之間有什麼相同的地方。“什麼型呀？”

“專寫恐怖小說的作家。”他說道，口氣更勉強了。

“喔！”我說道，大大鬆了一口氣，“就這樣啊！”

“再過幾年看看，”他說道，“到時候，看你還說不說‘就這樣啊！’”

“比爾，”我說，心中頗覺有趣，“在美國，沒有人能專靠寫恐怖小說謀生。洛夫克萊夫特洛夫克萊夫特（H.P.Lovecraft，1890—1937），恐怖與奇幻小說作家，斯蒂芬·金稱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古典恐怖小說作家”。長期餓肚子，布洛奇布洛奇（RobertBloch），著名作品為《驚魂記》（Psycho）。後來根本放棄而改寫懸疑小說和不知算什麼型別的戲謔之作。你看吧，電影《大法師》掀起的熱潮只是曇花一現。”

轉綠燈了，比爾輕拍我的肩膀說道：“你會非常成功，但我覺得你還是不明白。”

他比我更清楚真實狀況，後來事實證明，在美國還真能靠寫恐怖小說賺錢。《二次降臨》後來改成《午夜行屍》這個書名，出版後銷售奇佳。當時我跟家人已遷往科羅拉多州，著手寫一本新的小說，內容是關於一間鬧鬼的旅館。有一次在赴紐約時，我和比爾在一家名為“嘉士伯”的酒吧裡聊到半夜（一頭淡灰色的大雄貓顯然把點唱機據為己有，你得把它抱起來，才能看見有哪些歌可點），並將小說的情節說給他聽，聽到最後，他把手肘撐在桌上，頭埋在手中，活像他得了嚴重的偏頭痛。

“你不喜歡這個故事？”我問。

“我很喜歡。”他言不由衷地說道。

“那麼有什麼不對嗎？”

“先是一個有超能力的女孩，再來是吸血鬼，現在又是鬧鬼的旅館跟能通靈的小男孩，你會被定型的。”

這一回我比較認真地思考了一下，我想到許多恐怖小說作家，例如洛夫克萊夫特、克拉克·A·史密斯、弗蘭克·貝爾克納普·朗恩、弗里茲·雷伯、羅伯·布洛奇、理查德·麥西森、秀蘭·傑克森（是的，即使她都被歸為恐怖小說作家）等，多年來他們都讓我得到不少樂趣。於是在嘉士伯酒吧裡，看著貓睡在自動點唱機上，而坐在我身旁的編輯把頭埋在手中，我明白，我的情況也可能更糟。例如，我可能成為像約瑟夫·海勒那樣的“重要”作家，每七年左右才出版一部小說；或變成像約翰·加德納這類作家，作品較艱澀，不那麼大眾化，讀者全是些優秀學者，他們吃健康食品、開著舊紳寶汽車（車子後面的保險桿還貼著“支援金恩·麥卡錫擔任總統”的褪色貼紙）。

“沒有關係，比爾，”我說，“如果讀者喜歡，我就繼續寫恐怖小說好了，這樣也不錯。”

我們再也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比爾仍然做他的編輯，我則繼續寫我的恐怖小說，我們兩人都不需要看心理醫生。這是一筆好交易。

於是我被定了型，但我並不是很在意——畢竟大多時候，我寫的確實是恐怖小說。不過我寫的只是恐怖故事嗎？如果你讀了前面的故事，就會知道並非如此……不過每個故事裡都包含了一些恐怖的元素，不僅僅是《呼—吸—呼—吸》而已——《屍體》中吸血蟲那檔子事就頗嚇人的，《納粹高徒》裡的夢中意象也同樣可怖，天曉得為什麼，我的腦子好像遲早都會轉回那個方向。

這裡的每篇稍長的故事都是我在完成一部長篇小說後寫成的——似乎我每完成一項浩大的工作後，瓦斯桶中殘留的燃料都剛好足夠我寫一篇中篇小說。最早完成的《屍體》寫於《午夜行屍》之後，《納粹高徒》則是《幽光》完成後，花了兩個星期寫成（《納粹高徒》寫完後，我精疲力竭，停筆了三個月）；《肖申克的救贖》寫在《再死一次》就緒之後，《呼—吸—呼—吸》則是四個故事中最慢完成的作品，在《燃燒的凝視》寫竣之後動筆。

這些故事以前都不曾出版過，甚至不曾交付出版商評估，為什麼呢？因為每個故事都在二萬五千字到三萬五千字之間——雖不是非常精確，但大致差不多吧。我得告訴你：即使最大膽的作家，碰到二萬五千到三萬五千字這個數目，也會心驚膽跳。我們很難明確劃定某一部作品究竟是小說還是短篇故事，至少不能以字數來界定，不過當一個作家寫出近二萬字的東西時，他知道這已經接近短篇故事的上限了。同樣的，如果他寫的故事超過四萬字，就比較接近一篇小說。但是，在二萬字以下與四萬字以上這兩塊較明確的區域之間是個模糊地帶，作家寫到這個地方時，才猛然發覺自己來到小說中可怕的三不管地帶——“中篇小說”。

從藝術的角度而言，中篇小說並沒有什麼不對；當然，馬戲團裡那些畸形怪胎也沒什麼不對，只是在馬戲團以外的世界裡，你就難得看到這類人；我的意思是，偉大的中篇小說很多，可是傳統上總是隻能在型別小說迷的小眾市場上銷售（這還是客氣的說法，比較不客氣、但更正確的說法是：幾乎乏人問津）。你可以把一部很好的中篇推理小說賣給《艾勒裡昆恩推理雜誌》、《麥可仙恩推理雜誌》，或把中篇科幻小說賣給《驚愕》、《類比》等雜誌，甚至《全知》或《科幻小說雜誌》。諷刺的是，好的中篇恐怖小說也有市場：前面提過的《科幻小說雜誌》是其中一個例子，《陰陽魔界》是另外一個例子，其他還有許多原創恐怖小說的選集，例如由雙日書屋出版、葛蘭特編輯的“幽影”系列。

但是對於只能用“主流”二字來形容的中篇小說（這個形容詞和“型別”一樣令人沮喪）……就市場性而言，你的麻煩可大了。你憂愁地看著自己二萬五千字到三萬五千字的手稿，開啟一瓶啤酒，在腦中聽到一個很重的外國腔問道：“先生，您好，歡迎搭乘革命航空公司的飛機，旅途愉快嗎？應該還不錯吧！先生，歡迎加入中篇小說的行列，我猜您會很喜歡這趟旅程！來根便宜雪茄吧！把腳翹起來休息休息，我想您的小說還會放在這裡很久、很久……對不對？哈—哈—哈—哈—哈！”

真令人沮喪。

從前，這類故事真的有市場（他哀嘆）——例如《星期六晚郵報》和《柯立爾》、《美國水星》等雜誌，不管長篇或短篇故事，都是這類刊物的主要內容。如果故事太長而無法在一期內刊登完畢，他們就會採取連載方式，分三期、五期或九期登完。當時還沒有人想到“濃縮”或“摘要”小說的可怕方式（《花花公子》和《柯夢波丹》尤其喜歡這種糟糕的做法，你現在可以在二十分鐘內讀完整本小說），雜誌會提供充分的篇幅來刊登小說。我還記得從前我會花一整天在家裡等郵差送信，因為最新的《星期六晚郵報》即將出刊，而之前曾經預告本期將刊登雷·布萊德伯利的最新小說，或因為凱倫的連載小說將於本期刊出完結篇。

（那種迫不及待的焦慮心情，讓我成為醒目的目標。郵差終於出現了，當他穿著短袖夏季制服、揹著郵包、踏著輕快步伐走來，我會在走道盡頭等他，身體動來動去，好像急著要上廁所的樣子，一顆心簡直快跳到胸口。他臉上冷然一笑，遞給我一張電費單，其他什麼都沒有。我的心陡地下沉。最後他於心不忍，終於把《星期六晚郵報》遞給我，封面是由洛克威爾所繪、滿臉笑容的艾森豪威爾，裡面有一篇關於索菲亞·羅蘭的報道，還有由派特·尼克松執筆的文章《我說他是個很棒的人》，她說的是誰呢，你猜，當然是她的先生尼克松啦。還有很多故事，有長篇、有短篇，還有凱倫連載小說的完結篇。謝天謝地！）

而且這樣的情形還不是偶爾為之，而是每個星期都發生！每當《星期六晚郵報》送來的時候，我猜我簡直是整個東岸最快樂的小孩！

現在還有一些雜誌會刊登長的小說——《大西洋月刊》和《紐約客》特別同情寫出三萬字小說的作者所碰到的出版問題，不過這些雜誌並不特別歡迎我寫的故事，因為我寫的東西比較平淡，文學性不太強，有時又太冗長累贅（雖然要我承認這點是非常痛苦的事）。

但就某種程度而言，我猜我的小說之所以如此暢銷，還得歸功於這些特質（儘管這些特質似乎不太值得讚賞）。我的小說大多是發生在平凡人身上的平凡故事，就好像文學界的麥當勞推出麥香堡和大包薯條一樣。我懂得欣賞優雅的散文，但是發現自己很難或根本不可能寫出那樣的文章（所以我欣賞的作家大都是像西奧多·德萊賽或諾里斯之類的寫實作家）。如果把“優雅”這個元素抽離了作家的文筆，他就只剩下一條強壯的腿可以立足，那條腿就是“分量”。結果，我總是努力寫出有分量的作品。換句話說，如果你發現你無法像純種馬一樣賓士，還是可以拚命發揮腦力（陽臺上傳來一個聲音：“你說什麼腦子？”哈！哈！很幽默，走開吧，你！）。

結果就是，當談到你剛剛閱讀的這幾個短篇故事時，我發現自己的處境令人困惑。人們說我的小說受歡迎的程度，已經到了即使我想拿送洗衣物單去出版都成（在批評家口中，過去八年來，我寫的東西不過就是又臭又長的洗衣單），但是我卻無法出版這幾篇故事，因為這些故事的長度說長不長，說短又不短，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了，先生！脫掉鞋子！喝點廉價的朗姆酒！等會平庸革命鋼鐵樂團就要為我們演奏幾首千里達歌曲。我想你會喜歡的。還有很多時間，先生。時間還有很多，因為我想你的小說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