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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快到午飯時間了,在開往滑鐵盧的列車裡,兩個女人坐在羅賓對面大聲聊天,膝蓋間放著大包小包的聖誕節物品。地鐵的地面又溼又髒,又一次充斥著潮衣服和人體的氣味。羅賓一路上大部分時間都試著在手機上看邁克爾·範克特的採訪片段,但始終沒有看到。

布里德靈頓書店位於帕特尼的幹道上,古色古香的玻璃窗,從上到下堆滿五花八門的新書和二手書,全都橫著放。隨著鈴鐺的輕響,羅賓邁過門檻,步入一種溫馨的、散發著淡淡黴味的氛圍。書架裡塞滿橫放的書,一直堆到天花板,兩把梯子斜靠在書架上。屋裡亮著幾個燈泡,燈泡懸得很低,斯特萊克如果在肯定會撞到腦袋。

“早上好!”一位年邁的紳士穿著一件過大的花呢夾克衫,從一間玻璃門已不平整的辦公室裡走出來,幾乎可以聽見他的關節在吱嘎作響。他走近時,羅賓聞到一股濃濃的體味。

她已經準備好簡單的問話,便立刻向他詢問店裡有沒有歐文·奎因的書。

“哈!哈!”他會意地說,“我想,不用問為什麼大家突然對他感興趣!”

這是一個自以為是的男人,離群索居、不諳世事,他領著羅賓往書店的裡面走,不等羅賓提問,便自顧自地大講特講奎因的寫作風格和他越來越差的可讀性。只認識不到兩秒鐘,他就似乎斷定羅賓想買一本奎因的書只是因為奎因最近被害了。雖然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羅賓還是感到惱火。

“你這兒有《巴爾扎克兄弟》嗎?”她問。

“看來你知道得蠻多,不光想要《家蠶》,”店主說,用衰老的雙手挪動梯子,“我已經接待了三位年輕記者,都想要那本書。”

“記者上這兒來做什麼?”羅賓假裝不解地問,店主開始往梯子上爬,舊粗革皮鞋上方露出一截深黃色的襪子。

“奎因先生遇害前不久到這裡來過,”老人說,打量著羅賓頭頂約六英尺上方的那些書脊,“《巴爾扎克兄弟》,《巴爾扎克兄弟》……應該就在這兒……天哪,天哪,我肯定有一本的……”

“他真的來過這兒,來過你的店裡?”羅賓問。

“沒錯。我一眼就認出他來了。我特別崇拜約瑟夫·諾斯,他倆有一次同時出現在乾草藝術節的活動上。”

他從梯子上下來,每跨一步雙腳都在發顫。羅賓真擔心他會摔倒。

“我查查電腦,”他說,重重地喘著氣,“我這裡肯定有一本《巴爾扎克兄弟》。”

羅賓跟著他,心想,如果老人那次見到歐文·奎因是八十年代中期,那麼他再次認出奎因的可信程度就要打問號了。

“我想你不會不注意到他的,”羅賓說,“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提洛爾大衣,看上去非常顯眼。”

“他兩隻眼睛顏色不一樣。”老人說,看著一臺早期麥金塔經典款電腦的顯示器,羅賓估計這臺機器已有二十年曆史:粗笨的米黃色大鍵盤像一顆顆太妃糖。“你湊近了看就會發現,他的眼睛一隻褐色、一隻藍色。估計警察會對我的觀察力和記憶力感到驚訝。我戰爭年代在情報部門幹過。”

他看著羅賓,臉上帶著得意的笑容。

“我沒說錯,我們確實有一本——二手的。這邊來。”

他踢踢踏踏地朝一個亂糟糟的、堆滿書的箱子走去。

“那對警察來說是個很重要的情報呢。”羅賓跟在他身後說。

“那還用說,”老人得意地說,“死亡時間。沒錯,我可以向他們保證,他八號那天還活著。”

“我想,你大概不記得他進來想買什麼書吧?”羅賓輕聲笑一下問道,“我真想知道他讀些什麼。”

“噢,記得,記得,”店主立刻說道,“他買了三本小說:喬納森·弗蘭岑42的《自由》,約書亞·菲里斯43的《無名者》和……第三本我不記得了……他告訴我,他打算出門散散心,需要讀點東西。我們談論了數字出版現象——他對電子閱讀裝置的容忍度比我強……好像就在這裡。”他嘟囔著在箱子裡翻找。羅賓也心不在焉地幫著一起搜尋。

“八號,”羅賓說,“你憑什麼這麼肯定是八號呢?”

她想,在這光線昏暗、散發黴味的環境裡,是很容易把一天天日子過混了的。

“那天是星期一,”店主說,“有個愉快的小插曲,談到約瑟夫·諾斯,奎因對他有一些非常美好的記憶。”

羅賓仍然不明白他憑什麼確信那個星期一就是八號,但沒等她繼續追問,店主就得意地大喊一聲,從箱子底部抽出一本平裝本的舊書。

“找到了,找到了。我就知道店裡有嘛。”

“我對日期永遠記不清,”他們拿著戰利品返回收銀臺時,羅賓言不由衷地說,“既然來了,順便問一句,你這兒有約瑟夫·諾斯的書嗎?”

“只有過一本,”老人說,“《朝著路標》。對,我知道店裡有,是我個人最喜歡的書之一……”

說著,他又一次朝梯子走去。

“我總是把日期搞混。”羅賓面對再次顯露的深黃色襪子,頑強地繼續說道。

“許多人都是這樣,”店主得意地說,“但我最擅長推斷事情的前後次序,哈哈。我記得那天是星期一,因為我總是在星期一買新鮮牛奶,那天我剛買了牛奶回來,奎因先生就進了店門。”

羅賓等著店主在她頭頂上方的書架上搜尋。

“我向警察解釋說,我之所以能確定那個星期一是幾號,是因為那天晚上我去我的朋友查爾斯家了,我幾乎每個星期一都要去他家,我清楚地記得我跟查爾斯說了歐文·奎因到我店裡的事,並且還談到那天五個聖公會主教叛逃到羅馬的事。查爾斯是聖公會教堂的非神職牧師。他對此感觸很深。”

“明白了。”羅賓說,暗自計劃查一查主教叛逃的日期。老人找到諾斯的書,正慢慢從梯子上下來。

“沒錯,我還記得,”店主熱情勃發地說道,“查爾斯給我看了幾張精彩的照片,是德國施馬爾卡登一夜之間出現的大坑。戰爭期間我就駐紮在施馬爾卡登附近。沒錯……我記得那天晚上,我說起奎因光臨小店的時候,我的朋友打斷了我——他對作家沒什麼興趣——‘你當年不是在施馬爾卡登嗎?’他說,”此時,瘦弱的、骨節突出的雙手在收銀臺上忙碌,“然後告訴我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弧坑……第二天報紙上就登出了非凡的照片……”記憶真是個神奇的東西。“他得意洋洋地說,把裝著兩本書的一個牛皮紙袋遞給羅賓,接過她的十英鎊鈔票。”

“我記得那個大坑。”羅賓說,這又是一句謊話。她從口袋裡掏出手機,一邊按了幾個鍵,一邊認真地點了點找回的零錢,“沒錯,找到了……施馬爾卡登……真是驚人,憑空出現那麼大的一個坑。”

“可是,”羅賓說著,抬起頭來看著他,“那發生在十一月一號,不是八號。”

老人眨了眨眼睛。

“不對,就是八號。”他說,因為不願意承認自己弄錯而格外斬釘截鐵。

“可是你看,”羅賓說,把手機的小螢幕拿給他看,店主把眼鏡推到額頭上,仔細看著,“你清楚地記得是在同一次聊天裡談到歐文·奎因光臨小店和那個大坑的?”

“可能弄錯了。”他嘟囔道,不知是指《衛報》網站、他自己,還是羅賓。他把手機塞還給羅賓。

“您不記得——”

“還要買別的嗎?”他慌亂地大聲說,“那就請慢走,再見。”

羅賓看出一位以自我為中心的老頭受到冒犯時的那份倔強,便隨著鈴鐺的一聲輕響離開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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