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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妻子的男人迷失靈魂,有兩個家的男人迷失神智。

——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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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或許除了較晚近的《永恆的園丁》外,《完美的間諜》一直是我最喜愛的小說,我嘔心瀝血,因此也報償最豐。

直到那個時候,我的寫作生涯始終揮之不去的是我未曾表白的回憶:異於常人的童年,以及我那位異於常人的父親帶給我的折磨與偶有的樂趣。我虛構的瑞克·皮姆,也就是我的主角馬格納斯的父親,正是我父親離奇生活的寫照。在真實生活裡,親戚們倘有機會讀這部小說,多半都會覺得我筆下描繪的他很有趣,也覺得很寬慰,儘管我們每個人都知道還有黑暗的不可告人的事,在小說中隱晦不明,至今仍與我如影隨形。

不算太久以前,《永恆的園丁》剛完成,我曾經有過一個後來胎死腹中的構想:我要寫一部自傳,實驗性質的那種。整本書左右對照。在左頁,我會寫我所記得的生活點滴,包括我們記憶中的種種逃避與自我辯白——相信我自己的記憶也必然如此。在右頁,我會記載所有能找到的歷史記錄,因為我父親留下許多鮮明足跡可供追蹤:從他第一次定罪的法庭記錄與剪報,到遠至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香港、瑞士與奧地利的警方與監獄記錄。除此之外,還有尚待挖掘的其他人的回憶,包括那些為數不少的懷念他、愛他的人,以及為數甚多因他而蒙受財物損失的人。這些人不盡然是不同的兩批人,因為他們必然都同意:羅尼,康威爾是最迷人,也最具說服力的行騙藝術家。

如是之故,我長期聘請兩位聲譽良好的私家偵探,因為我覺得他們比我更有辦法取得從未公之於世的檔案,儘管那些檔案可能塵封在某個遭人遺忘的檔案室格架上,甚至可能已準備銷燬,但在我充滿渴望的想像當中,它們仍然在生死之間徘徊。

至於其他人的回憶,我更有理由相信是燦爛豐富之極。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香港,我接受賈汀·馬斯森——當時的香港富商——貿易洋行的招待,到跑馬地的公司包廂看賽馬,一位身材魁梧,看似公務員的英國紳士羞怯地拉我衣袖。

他是我父親當年在香港等待被遣返時的獄吏,他低聲對我坦承,他從沒見過比我父親更好、更激勵人心的紳士,遑論囚犯。

“我不久要退休。”

他說,“等我回英國老家,你父親會在公司裡幫我安排工作。”我警告那位老好人要小心了嗎?

我懷疑。我父親不理會那些沒有信心的人,他的門徒也一樣。在他們內心深處,多少也對自己的受騙上當難辭其咎。那位獄吏現在人在何方?即使我曾寫下他的名字,那張紙也早就不見了。但我想,我的偵探一定能透過香港警方追查到他的下落。

另一次,我住在哥本哈根的皇家飯店(當時是叫這個名字),經理召我進他辦公室,有兩位丹麥特別警察分隊的警探找我問話。他們說,我父親在北歐航空(SAS)兩名資深駕駛員掩護下非法入境丹麥,此後便消失蹤影。我知道上哪兒找他嗎?我不知道,但他們不太相信。原來,羅尼在紐約的酒吧搭上那兩個倒黴的SAS駕駛員,打牌贏了他們不少錢。但羅尼沒拿他們的錢,只要他們帶他飛到哥本哈根。那兩個人很不明智地照辦。丹麥警方推斷當時羅尼在紐約因欺詐被通緝,此時則因非法入境和其他五六項違法之事被丹麥警方通緝,罪名有賄賂、逃避關稅,其他的我不記得了。當然,我的偵探仍然可以追查丹麥的檔案,甚至,或許可以追蹤到那兩個不走運的駕駛員——我是這樣相信。

還有一次,我在芝加哥替“英國周”活動進行協助宣傳時,收到一封緊急電報,是英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吉爾克利斯特,透過總領事哈利來問我願不願意付幾千塊錢把我父親弄出雅加達的監獄。他從新加坡被驅逐出境之後,又在雅加達因觸犯貨幣法被捕。

在他去世前不久,有一次,羅尼從蘇黎世地區監獄打對方付費的電話給我,用哽咽的聲音說:“我真的不能再坐牢了,兒子。”老天垂憐,我已故的文學經紀人雷納·休曼當時正好在蘇黎世附近,靠著他的支票簿,羅尼幾個小時之後就重獲自由。出了什麼問題?欺詐旅館!這在瑞士是可以問吊的罪行。

“但那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兒子,不是現在。”羅尼晚年頗像《虎豹小霸王》裡那對亡命之徒,他不知道,自他第一次玩弄花招之後,通訊速度已大幅提升了。瑞士警方的記錄一向無懈可擊。再一次,我相信我的偵探搞定瑞士的事遊刃有餘。

只是他們不能,也不會。由於我缺乏耐心,我賦予他們通常不會也不該有的權力。羅尼對他們而言,是一座無法征服的山,如同對我一樣。大把時間花在他身上,追索他的花費是天文數字,但就算我們終於抵達終點——無論終點是在哪裡——我們也不可能找到我所夢想的豐富寶藏。

他的入伍記錄也是如此。

雖然已達入伍年齡,體格也符合標準,但羅尼卻輕輕鬆鬆地逃過1939年到1945年問的大戰,幾乎完全沒碰上徵召入伍的困擾。沒錯,有幾次,他奉召到布拉福德的皇家通訊部隊接受基礎軍訓,但每一次都能想辦法讓軍方的規劃無法得逞。起初,他拿身為單親父親的辛苦當理由。他倒是有憑有據,因為我母親很明智地沒留下轉信地址就從我們的生活中抽身離去。但這並不表示羅尼自己受過任何單親之苦。相反,母親我們從來不缺,而且還不時更新。萬一苦傷的愁雲迫近羅尼的地平線,我哥哥和我就會被打包送往朋友家或假期學校,等待雨過天晴。單親的訴求無法軟化軍方的心,羅尼創意十足地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國會補選的候選名單,讓他們不得不放他去行使他的民主權利。他代表獨立進步黨在切姆斯福德參選失利之後——一點也不意外,因為他根本就沒展開競選活動——他提著公文包回到布拉福德,又從頭開始接受基礎軍訓,因為軍方的做法就是這樣。

儘管如此,他依然無法抗拒英國國會的魅力。

1950年,他代表民主黨在大雅茅斯參選——這次是大選。在這本書裡,你們會讀到他競選的虛構情節,與實情稍有差距。保守黨的代理人害怕羅尼會瓜分選票,挖出他錯綜離奇的過往,當面向他攤牌:退選,否則就揭發他。羅尼沒退選,所以保守黨揭發他。但他仍然瓜分了選票。最後幾年,羅尼魂牽夢繞的只有一件事。那是位於倫敦郊外開發商禁入的所謂“綠帶”的土地。靠著我們只能猜想的原因,羅尼的那一片綠帶取得當地議會的開發許可。憑著這份許可,羅尼和當地最大的幾家建設公司談成一大筆生意,授權他們在那片不開發就成為公有地的土地上蓋天曉得多少幢的房子。談成的金額非常龐大,但我相信羅尼早已累積了同樣可觀的債務,因為他的政策就是在今天花掉你打算在明天賺的錢。

但天不從人願。當地的抗議團體很不高興,大聲疾呼。議會自覺理虧,於是讓步,撤回開發許可,建設公司隨即拒絕支付原先談成的天文數字。接下來好幾年,羅尼數度想說服我支付訴訟費,將他們告上法庭,但就像他每次要我投資他的計劃時一樣,我拒絕了,堅持只負擔他的生活費用。但這樣的提議向來對他不起作用。

“你花了錢就想騎到我頭上啊!”他會毫不客氣地抗議,而我的確也是。然而,他還是籌到錢提出上訴,很可能是答應讓律師分一杯羹,這在當時是違法的。他贏了,但在親眼目睹勝利之前就死了。

反正這也只是曇花一現。法院剛宣判羅尼勝訴,一直默默無語的律師就站起來宣稱自己代表國稅局,把所有的補償金拿得一文不剩。

格雷厄姆·格林有句話我引用過不下千遍:“童年是小說家的存款。”羅尼最愛吹噓他這輩子沒看過半本書,包括我的,但格林的這句話一定很討他歡心。羅尼老是說,如果沒有他,我就什麼都不是。很可能,在我寧可不去想的某些方面,他是對的。

約翰·勒卡雷

200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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