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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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四七年，博勒才相信戰爭已經結束，那之前他常常說：“那僅僅是宣傳，只是用來欺騙黑人的謊言。”

一九四七年，美國人開始拆除喬治五世公園裡的兵營，為此許多人感到失落。

一個週日，我去找博勒，他一邊給我剪髮，一邊說：“聽說戰爭結束了。”

我說：“我也聽說了，可還是有些懷疑。”

博勒說：“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些人是宣傳的行家，但我是這樣看待的，如果他們要繼續打仗，就會保留這些兵營的。”

“可他們拆除了兵營。”我說。

博勒說：“確實。二加二等於幾？告訴我，等於幾？”

我說：“四。”

他若有所思地為我剪了會兒頭髮。

然後說：“好，我很高興戰爭結束了。”

理完髮，我一邊付錢一邊說：“你認為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你覺得我們要去慶祝一下嗎？”

他說：“彆著急，夥計。彆著急。這是件大事，我還得好好想想。”

於是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

我還記得那個晚上，當停戰的訊息傳到西班牙港，人們瘋狂不已，街上就像在過狂歡節。一首新的卡里普索小調不脛而走，街上的每個人都隨歌而舞：

<blockquote>

日日夜夜，瑪麗·安小姐

伴著男友漫步河邊。

</blockquote>

博勒看著舞蹈的人們，說：“愚蠢！愚蠢！黑人怎麼這麼愚蠢？”

我說：“可你沒聽見嗎，博勒先生？戰爭結束了。”

他吐了口唾沫說：“你知道什麼？你去打仗了？”

“可收音機已經播了，我也在報紙上看到了。”

博勒大笑。他說：“任何人都會把你當孩子看。你自以為長大了，但你居然還相信報紙上的一切？”

這話以前我也聽過。博勒活了六十歲了，他發現的唯一真理就是：不能相信報紙上的任何東西。

這是他全部的哲學，但這並沒有使他高興。他成為這條街上最悲傷的人。

我認為博勒生性就是悲傷的。十一年來，我每週至少見他一次，但確信從沒見他笑過，除了冷笑。他個子高挑，不胖不瘦，卻面帶苦相，嘴角下撇，眉毛下掛，兩眼大而無神。

令我吃驚的是，博勒不做理髮師後還能維持生活。我猜他是一個登記在冊的搬運工，他的手推車是我見過的最小的。

那不過是兩個輪子上架了一個小盒子，他獨自推著。那高大的身軀，帶著一副聽天由命、無所謂的架勢，讓你覺著他這麼做是何苦呢。小車上只裝了兩三包麵粉或糖。

每逢週日，博勒又變回理髮師。如果他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事，那就是會理髮。

博勒經常對我說：“你知道塞繆爾嗎？”

塞繆爾是我們這兒最成功的理髮師。他很富有，每年都會花一週時間去度假，而且喜歡讓每個人都知道這事。

我說：“是呀，我知道塞繆爾。可我一點兒也不喜歡他碰我的頭髮。他根本不會理髮，只會在我頭上亂抓一氣。”

博勒說：“你知道是誰教會塞繆爾理髮的嗎？知道嗎？”

我搖了搖頭。

“我，是我教塞繆爾的。他剛開始學理髮時，連自己的鬍子還不會刮呢。他哭著求我說，‘博勒先生，博勒先生，教我怎麼給人理髮吧，我求你了。’好，我教了他，瞧他現在怎樣了，嗯？塞繆爾是越來越發了，但我仍舊住在這間破爛的老房子裡。塞繆爾有一間專門理髮的屋子，而我還得在那棵芒果樹下露天理髮。”

我說：“可是在外邊挺好的呀，比在悶熱的屋子裡坐著好。可是你為什麼平常不給人理髮呢，博勒先生？”

“哈，孩子，這是個大問題。事實是，我就是信不過自己。”

“不對。你理髮理得非常好，比塞繆爾強。”

“我倒不是這個意思，孩子。當一個人坐在你面前的椅子上，你呢又不喜歡這個人，手裡還捏著一把剃刀，這個時候什麼怪事都可能發生。這些天，我只在喜歡一個人的時候給他理髮，我可不願意隨隨便便給誰理髮。”

※

儘管在一九四五年時，博勒並不相信戰爭已經結束。但在一九三九年，他是最大驚小怪的人之一。當時西班牙港僅有的三份報紙，《特立尼達衛報》、《西班牙港新聞報》和《晚報》，他每期都買。戰爭爆發後，《晚報》開始發行特刊，他也買。

那些日子裡，博勒老說：“有許多人自以為可以擺佈別人的生活，他們以為我們窮，我們就無知。可我偏不信這個邪，你們聽著，我會每天坐下來讀報紙，天天這麼做。”

博勒對《特立尼達衛報》特別感興趣，有段時間，他每天都要買下二十多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