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竊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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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所恨莫過於機靈過頭。

——塞內加

18××年秋，一個涼風陣陣的傍晚天剛黑之際，在巴黎聖熱爾曼區迪諾街33號4樓我朋友那間小小的後書房，或者說藏書室裡，我和朋友C.奧古斯特·迪潘一道，正在享受著雙重的愉悅，一邊沉思冥想，一邊吸著海泡石菸斗。至少有1個小時，我們保持著一種完全的沉默。當時在任何偶然矚目者的眼中，我倆說不定都顯得是全神貫注地沉浸在汙染了一屋空氣的繚繞菸圈之中。可就我自己而論，我當時是正在琢磨黃昏初臨之時我倆所談論的某些話題；我指的是莫格街事件，以及瑪麗·羅熱謀殺案之不可思議。所以，當我們的房門被推開並走進我們的老熟人、巴黎警察局長G先生之時，我認為那真是一種巧合。

我們對他表示了由衷的歡迎，因為此君雖說討厭，但也頗有風趣，而且我們有好幾年沒看見過他了。我倆一直是坐在黑暗之中，此時迪潘起身想去點燈，可一聽G的來意便又重新坐下，G說他登門拜訪是要就某件已引起大量麻煩的公事向我們請教，更確切地說是想徵求我朋友的意見。

“如果是件需要動腦筋的事。”迪潘忍住沒點燃燈芯，並說，“那我們最好還是在暗中來琢磨。”

“這又是你的一個怪念頭。”那位警察局長說，他習慣把凡是他理解不了的事情都稱之為“怪”，而且就那樣生活在一大堆“怪事”當中。

“非常正確。”迪潘一邊說一邊遞給客人一隻菸斗，並推給他一把舒適的椅子。

“這次是什麼難題？”我問，“我希望別又是什麼謀殺案？”

“哦，不，不是那種事。其實這件事非常簡單，我相信我們自己也能處理得夠好，不過我認為迪潘會喜歡聽聽這事的詳情，因為這事是那麼古怪。”

“既簡單又古怪。”迪潘說。

“嘿，是的，可又不盡然。實際上我們都感到非常棘手，因為事情是那麼簡單，而我們卻束手無策。”

“也許正是這事情的非常簡單使你們不知所措。”我的朋友說。

“你胡說八道些什麼!”警察局長一邊應答一邊開懷大笑。

“也許這個秘密有點兒太公開。”迪潘說。

“哦，天哪!誰聽說過這種高見？”

“有點兒太不證自明。”

“嘿嘿嘿!呵呵呵!哈哈哈!”我們的客人樂不可支，縱聲大笑，“哎喲，迪潘，你早晚得把我笑死!”

“你要說的到底是什麼事？”我問。

“嘿，我就告訴你們，”局長答道，隨之沉思著慢慢吐出長長的一口煙，並在他那把椅子上坐了下來，“我三言兩語就可以告訴你們，但在我開始之前，請允許我提醒你們，這是一件需要絕對保密的事，要是讓人知道我向誰透露了此事，我眼下這個位置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講吧。”我說。

“要麼別講。”迪潘道。

“這個，好吧，這訊息是一名地位很高的要人親口告訴我的，王宮裡一份絕頂重要的檔案被人竊走。竊件人是誰已經知道，這一點確鑿無疑；他是在有人目睹的情況下竊走檔案的。另外還知道，那份檔案還在他手裡。”

“這何以得知？”迪潘問。

“這顯然是根據檔案的性質推斷而得知，”警察局長回答，“根據檔案一旦被竊賊轉手便會立即引起的某些後果尚未出現這一事實，也就是說，根據他正按照其最終必然會利用那份檔案的計劃在對其加以利用這一事實。”

“請稍稍講明白一點。”我說。

“好吧，我可以斗膽說到這個程度，那份檔案會使竊件人在某一方面獲得某種權力，而這種權力之大不可估量。”那位警察局長愛用外交辭令。

“我還是不大明白。”迪潘說。

“不大明白？好吧，倘若把那份檔案洩露給一位我們不便稱名道姓的第三者，那有位顯要人物的名譽就將受到懷疑，而這一事實使檔案之持有者現在能擺佈那位名譽和安寧都如此岌岌可危的顯要人物。”

“但這種擺佈，”我插話道，“大概得依賴於竊件人確知失竊者知道他就是竊賊。可誰敢……”

“這個竊賊，”G說，“就是D大臣，他什麼事都敢做，不管那是不是一個男子漢該做的事。他這次偷竊手段之巧妙不亞於其大膽。我們所說的那份檔案，坦率地說，是一封信，一封那位失去它的要人獨自在王宮時收到的信。她正在讀信，突然被另一位要人的出現所打斷，而這個高貴的人物正是她最不想令其見到那封信的人。慌亂中她未能將信塞進抽屜，只好把已拆開的信放在了桌面上。不過朝上的一面是姓名地址，因此信的內容並沒有暴露，從而沒引起那位高貴人物的注意。在這個節骨眼上D大臣走了進來。他目光銳利的眼睛一下子就看到了桌上的信件，認出了寫地址姓名的筆跡，覺察到了收信人的惶遽，並揣摩出了她的秘密。在按他通常的方式匆匆辦完幾件公事之後，他取出一封與桌上信件有幾分相似的信，並將其拆開假裝讀了一陣，然後把它放在桌上那封信旁邊。接著他又就公務談了大約有15分鐘。最後告辭之時，他從桌上取走了那封不屬於他的信。那信的合法所有人眼睜睜看他把信拿走，可當著那位就站在她身邊的第三者，她當然沒敢聲張此事。那位大臣溜了，把他自己的那封信(一封無關緊要的信)留在了桌上。”

“那麼，”迪潘對我說，“這下正好有了你剛才所要求的那種實現擺佈的先決條件，即竊信人確知失信人知道他就是竊賊。”

“是的，”警察局長答道，“而憑這種擺佈所獲取的權力，幾個月來一直被用於政治上的意圖，已經到了一種非常危險的地步。失信的那位要人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認識到收回那封信的必要性。但是這事當然不能公開進行，最後被逼得走投無路，她就把這事託付給我來處理。”

“除了你，”迪潘在一大團繚繞翻卷的煙霧中說，“我看再也找不到，甚至再也想不到更精明能幹的辦事人了。”

“你是在奉承我，”警察局長答道，“但說不定有人一直持有這種看法。”

“顯而易見，”我說，“正如你所言，那封信依然在那位大臣手裡，因為正是這種佔有，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用，使他獲得那份權力。信一旦另作他用，那份權力也就失去。”

“的確如此，”G說道，“我著手此事也正是基於這種確信。我首先考慮的就是要徹底搜查那位大臣的宅邸；而在這點上，我主要的為難之處就在於搜查必須在不為主人所知的情況下進行，我事先就已經警覺到，要是落下把柄，讓他懷疑到我們的意圖，那將會招來危險的後果。”

“可是，”我說，“你在這方面是真正的專家。巴黎警方以前也經常進行這類調查。”

“那倒也是，因此我沒有喪失信心。那位大臣的習慣也給了我可乘之機。他常常整夜不在家。他的僕人並不太多。他們睡覺的地方離主人的房間有一段距離，而且他們大多是那不勒斯人，很容易被灌醉。正如你們所知，我有能開啟巴黎任何房間或任何櫥櫃的鑰匙。3個月來，沒有一天晚上我不是大部分時間都在親自參加對D家宅邸的搜查。這件事關係到我的名譽，而且，實不相瞞，那筆酬金數目很大。因此我一直沒放棄搜尋，直到最後我終於相信這個竊賊的確比我機靈。我認為我已經搜遍了那座宅邸裡能藏匿那封信件的每個角落。”

“但是，有沒有這可能，”我委婉地啟發道，“儘管那封信也許在那位大臣手裡，正如毫無疑問的那樣，可他說不定會把信藏在別處，而沒有藏在他自己家裡？”

“這幾乎不可能，”迪潘說，“照眼下宮中的特殊情況來看，尤其是從已知有D捲入的那些陰謀來看，那封信應該藏在他身邊，以便他伸手可及、隨時可取，因為這點與佔有那封信幾乎同樣重要。”

“它得隨時可取？”我問。

“也就是說，隨時可銷燬。”迪潘說。

“完全正確，”我說，“由此可見那封信顯然是在他家裡。至於那位大臣隨身帶信，我們可以認為這毫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