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比·天/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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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像器官，實實在在地長在我的身體裡；把我的肚子剖開，它會掉出來滑到地板上，多肉且黝黑，讓你盡情地踩。它在天家的血液裡。天家的血統大有問題。我從小就不乖，在那件兇殺案後更是越來越愛使壞。小小年紀就成了孤兒，被爸媽的親友丟來丟去，有時住表姐家，有時住姑媽家，有時住爸爸的朋友的朋友家；我在堪薩斯州四處為家，在各種活動式房屋、鄉間平房裡長大，長成陰鬱又沒骨氣的個性。我穿著死去姐姐的舊衣服上學，襯衫腋下都已泛黃，長褲後面太寬，所以臀部鬆垮垮的，只能用一條有裂痕的皮帶扣住最後一格孔洞。照片裡，我的頭髮總是亂成一團，髮夾歪歪地卡在糾結的髮絲中間，好像頭上沾著髒東西；而且眼睛下方總有眼袋，像酒鬼一樣泡泡腫腫的；原本應該上揚的嘴角，也似乎總是不滿地下垂。一副很哀怨的樣子。

我從小就不得寵，長大後更是沒人愛。如果要畫我的靈魂，大概會是一張滿是獠牙的塗鴉。

悽慘的3月，天氣陰溼到骨子裡，我躺在床上，一心想著要自殺。我的嗜好是在午後的白日夢裡縱情徜徉：獵槍，我的嘴巴，砰，頭顛一下，兩下，血飛濺到牆壁上，唰，唰。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她要土葬還是火葬？應該請誰來參加葬禮？”沒人知道答案。前來觀禮的人（天知道有誰會來），一個個盯著彼此的鞋尖，或者拼命看著對方的肩膀。禮畢，一切歸於沉默，有人煮水，泡咖啡，動作輕快，器皿乒乒乓乓。咖啡跟猝死真是絕配。

我從棉被底下伸出一隻腳，卻沒辦法把腳踩到地板上。大概我有抑鬱症。這二十四年來，我每天都為抑鬱症所苦。我覺得在我這發育不良的幼小身體裡還藏著另外一個善良的麗比，她可能躲在肝臟後面，或是脾臟底下，她要我站起來，做點事情，她要走出陰影，快快長大，但最後還是卑鄙佔了上風。七歲那年，大哥殺了我們全家。媽媽死了，兩個姐姐走了。從此以後，我再也不用努力，反正沒人指望我會有任何成就。

十八歲那年，我繼承了321374美元，這是各地善心人士多年來的捐款，這些大善人讀了關於我的報道，得知我悲慘的境遇，對我感到由衷的同情。每次我聽到這句話（我還是能經常聽到的），我就會想象一顆顆大大的愛心，中間畫著花哨圖案，兩邊是小鳥的翅膀，撲扇著飛往我童年住過的各個破屋；小小的我倚在窗邊，揮著手，抓住一顆顆鮮豔的愛心，花花綠綠的鈔票從天上灑下來，謝謝，謝謝，感激不盡！

我還小的時候，大人幫我把捐款存在戶頭裡，只要每過三四年哪個雜誌或電視臺報道我的近況，戶頭裡的數字就會暴增。譬如：“小麗比嶄新的一天：堪薩斯大屠殺的生還者出落成青澀甜美的十歲少女”（照片上的我梳著兩條辮子，站在黛安阿姨的房車前面，四周是散發著負鼠尿騷味的草坪。黛安阿姨難得穿裙子，站在我後面，一雙象腿紮根在黃色草堆裡，跟我一起入鏡）。或是：“勇敢的麗比·天，甜美的十六歲！”（生日蠟燭照亮我的臉龐，我的個頭仍然嬌小，但上衣胸前鼓脹，豐滿的罩杯讓我就像漫畫裡的美少女：滑稽而色情）。

這十三年來，我都靠著這筆財產生活，但也花得差不多了。我下午要見一個人，以確定我還有多少錢可用。多年來有個總瞪大眼睛、氣色紅潤，名叫吉姆·傑弗裡的銀行員，專門負責管理我的賬戶，而且每年都堅持要請我吃一頓午餐，說是“例行察看”；我們通常都吃二十美元左右的餐點，邊吃邊聊近況。他可是從我“這麼高”的時候，就認識我直到現在，至於我，我對吉姆·傑弗裡一無所知。我從來不問他任何問題，一直還是用小時候的眼光看待我和他之間的約會。我告訴自己要有禮貌（但通常事與願違），快點吃完快點了事。我通常只用一個字回答他的問題，或是不耐煩地嘆氣（我只對吉姆·傑弗裡的一件事感興趣，那就是我猜他是基督徒，而且很虔誠。他很有耐心，又很樂觀，因為他相信“上帝正在看著”）。雖然“例行察看”是八九個月後的事，但吉姆一直來電嘮叨，還留了好多語音訊息，用正經八百的口氣壓低嗓子說他已經儘量妥善利用“賬戶裡的存款”，但現在是進入“下一階段”的時候了。

說到這裡，我卑鄙的一面又顯露出來：我想起另一個也常上報紙的小女孩，叫什麼婕米的，也是在1985年成了孤兒。她爸爸那時放了一把火，燒死了除她以外的其他家人，害得她區域性毀容。每次我去提款的時候都會想起這個叫婕米的女孩，想當年要不是她搶了我的風頭，我的存款一定比現在多一倍。該死的婕米現在一定拿著我的錢在百貨公司裡購買珠寶和名牌包，順便買化妝品遮蓋臉上的燒傷。有這種想法實在很可怕，至少我還明白這點。

我呻吟了一聲，終於、終於、終於讓自己從床上爬起來，慢吞吞地踱到房子前面。我住的是平房磚塊屋，左鄰右舍也都是；這一整排平房磚塊屋整齊劃一地蹲踞在一塊峭壁上，俯瞰底下的堪薩斯城[1]，以前這整片都是廣袤的放牧場。我說的堪薩斯城，是指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城，不是堪薩斯州的堪薩斯城。這兩者可不一樣。

我住在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連個地名也沒有，路人提到這裡都說“就是那邊再過去”。這裡是個詭異的次級城區，佈滿死衚衕和狗屎。一堆上了年紀的老人家挨挨擠擠地住在其他平房磚頭屋裡，他們在磚頭屋完工的那一年就住進來了。老人們坐在紗窗後面，灰撲撲的，如木偶一般，一雙眼睛整天往外面看。有時，他們會蹣跚地踩著小碎步，小心翼翼地走到車子旁邊，這讓我過意不去，總覺得好像該扶他們一把才對，但他們偏偏又不要人扶。

這些老人一點也不和藹可親，個個癟著嘴，滿臉不高興，不歡迎我當他們的鄰居，嫌棄我這個新來的。整個社群流傳著對我不以為然的耳語，還有那幫老人的輕蔑。隔壁人家的那條狗會狂吠，瘦巴巴的，一身紅色毛皮，早上汪汪叫，晚上常哀號，這不變的叫聲總是吵到你快瘋掉了才停止。

小區裡唯一令人歡喜的聲音，是一大早我在睡夢中聽到的咿咿呀呀：一群臉蛋圓滾滾的幼童，身上裹得密不透風，搖搖擺擺地從我的屋子後面走過。他們要穿過比老鼠窩還髒亂的街道去上託兒所，大家排成一路縱隊，手上拉著繩索，跟著最前面的大人。每天早上，他們都像企鵝似的左搖右晃地經過，但我從沒見過他們折返。我想他們應該是環遊世界一圈後，在隔天早上同一時間回來，剛好又從我窗戶外面經過。呵呵，想太多了。

總之，我很喜歡這些小朋友。有三個女孩和一個男孩，他們都很喜歡穿紅色外套。如果我早上睡過頭，沒有看到他們經過，我的心情就會很“藍”，比平常還“藍”。我媽媽不喜歡“憂鬱”這麼嚴肅的字眼，她喜歡說“心情有點藍”。我的心情已經“藍”了二十四年了。

我換上襯衫，套上裙子，準備赴約；成年女裝對我來說總是太大，穿在身上感覺好像小矮人。我號稱身高一米五，實際上只有一米四六，但，四捨五入嘛。我今年三十一歲，但大家總愛用娃娃音跟我講話，把我當成是手上沾滿顏料的小朋友。

我走下屋前荒草遍地的斜坡，鄰居的狗又多管閒事地狂吠起來。我走到車子旁，地上有兩具被車碾過的雛鳥骸骨，鳥嘴和翅膀都被壓扁了，看起來倒像是爬蟲類的屍體。這兩隻幼鳥已經橫屍在這裡一年了。我每次上車前都會忍不住瞥一眼，希望哪天發大水，把它們的屍體沖走。

街對面有兩個老太婆站在屋前的臺階上聊天，我感覺她們故意不往我這邊看。我不知道那兩個老太婆叫什麼，要是哪天其中一個死了，我才不會假惺惺地說：“查林斯太太過世了，真是可憐。”我一定會說：“對面那個老傢伙終於完蛋了。”

我覺得自己像個小幽靈，悠悠地坐上我那輛雜牌車；不論怎麼看，這輛車都像塑膠做的。我一直等著哪天製造商跑過來，開門見山地說：“不好意思，這車根本不能開。”

我出神地開著我的玩具車，到市中心與吉姆碰面。十分鐘後，我駛進一家牛排館的停車場，遲到了整整二十分鐘，我知道吉姆只會慷慨一笑，對我的遲到不予置評。

本來我到了以後應該給他打電話，讓他衝出來護送我進餐廳。這家老式牛排館附近都是人去樓空的建築，這讓他很擔心，彷彿這些空屋裡長年盤踞著一群強姦犯在等我上門。吉姆誓死保護麗比，不讓她受到任何傷害。麗比好勇敢，這個紅頭髮藍眼睛的七歲小女孩逃過了“堪薩斯瘋狂殺人事件”（又稱“牧場大屠殺”“魔鬼活人祭”），孤苦伶仃地活了下來。我媽和兩個姐姐都慘遭班恩毒手，只有我逃過一劫，跳出來指認元兇。大家都說我是好孩子，將我那崇拜魔鬼的哥哥繩之以法。我那時紅得不得了，照片曾經登上《國家詢問報》的頭版，標題是“天使的面孔”。

我瞥了一眼後視鏡，鏡子裡反射出我兒時的輪廓：雀斑淡了，牙齒也矯正過了，但我的鼻子還是很塌，眼睛也還是像貓咪的眼睛一樣圓。我把頭髮染成白金色，但根部的紅髮已經長出來，在夕陽餘暉下我的頭皮好像在流血。挺嚇人的。我點了一支菸。我好幾個月沒抽菸了，但這時突然覺得：我需要煙。我就是這樣，一點恆心也沒有。

我大聲說：“走吧，寶貝。”每當我厭惡自己時，就會這麼叫自己。

我下了車，往牛排館走去；右手拿煙，這樣就不用看我殘廢的左手。天快黑了，浮雲像水牛，成群結隊地飄過天空；夕陽西斜，給萬物塗上一層粉紅。往河邊望去，在千迴百轉的交流道中間，荒廢舊穀倉外牆的升降機黑壓壓一片，大而無當。

我獨自走過停車場，腳下的碎玻璃像天上星斗一樣閃閃發光。我沒有遭受任何襲擊。畢竟現在才剛到下午5點。吉姆晚餐吃得很早，而且引以為傲。

不出我所料，我走進牛排館時，他正坐在吧檯喝汽水，一看到我就馬上把手機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來，盯著螢幕使勁看，好像疑心手機壞了。

“你給我打電話了嗎？”他眉頭緊鎖。

“沒有，我忘了。”我騙他。

他笑一笑：“那，好吧。人來了就好。準備好要談正事了嗎？”

他大手一蓋，把兩美元錢留在吧檯上，然後帶我走進一間包廂。裡頭的紅色真皮座椅上，黃色海綿從破損處爆出來。我坐上去，剛好坐在裂口上，破裂的表皮刮擦我的大腿後側，椅墊散發著陳年的煙臭味。

吉姆從不在我面前喝酒，也不會問我要不要來一杯，不過侍者來點餐的時候，我故意點了一杯紅酒，然後瞟了他一眼，看他有沒有強裝鎮定、失望透頂，或是有任何不像他會有的反應。侍者追問：哪一種紅酒？我對酒沒有概念，真的！我向來記不住那些紅酒白酒的名字，而且永遠搞不清楚那些簡稱，所以我隨便點了一杯。他點了牛排，我點了雙餡焗烤馬鈴薯，然後侍者帶著選單離開，他便像醫生似的嘆了一口氣說：“呃，麗比，我們要一起邁向嶄新的人生階段了。”

“那麼，到底還剩多少？”我一邊問，心裡一邊默唸一萬一萬一萬。

“你看我寄給你的財報了嗎？”

“有時候會看。”我又撒了謊。我喜歡收信，不喜歡讀信。那疊財報應該是堆在我家的某個角落。

“你聽我的留言了嗎？”

“我覺得你的手機好像怪怪的，訊號時斷時續。”（我聽是聽了，但一聽到有麻煩三個字就立刻掛掉電話，通常他一講完那千篇一律的開頭我就掛掉了：我是吉姆·傑弗裡，麗比……）吉姆不滿地噘著嘴，左手指尖與右手指尖對碰，又彈開，再回碰，彈開。

“餘額只剩九百八十二美元十二美分。我跟你說過了，如果你肯找份全職工作，定期存款，可能還撐得下去，可是……”他雙手一攤，扮了個鬼臉，“看來事情沒有想象中順利。”

“那本書呢？那本書不是……”

“麗比，對不起，那本書一點幫助也沒有。我每年都這樣跟你講。這不是你的錯，但那本書就是沒用。唉，算了。”

前幾年，我滿二十五歲時，有家出版社想借機大撈一筆，寫信來問我願不願意出書，談一談我如何克服“往日的陰霾”。雖然我根本沒擺脫任何陰霾，但我還是一口答應，反正有個在新澤西州的女人會幫我捉刀，我只要透過電話口述就行。書在2002年聖誕節出版，封面上的我頂著一頭據說是充滿動感的隨興短髮，但看起來跟鳥窩沒兩樣，書名叫《嶄新的麗比！她不只克服了兒時創傷，甚至超越了自己，開創新生活！》。書裡有我和我家人的合影，還有兩百多頁瑣碎的廢話教讀者如何正向思考。

出版社付給我八千美元的酬勞，之後陸續有一些生還者互助會邀我去演講。我曾飛去俄亥俄州的托萊多市，聽眾跟我一樣從小就是孤兒。我還飛去俄克拉何馬州的塔爾薩市，臺下來參加聚會的青少年都很特殊，他們的媽媽都是死在自己的爸爸手中。

我幫一群張大嘴巴的笨小孩籤書，他們問的問題都讓人心頭一緊，譬如我媽會不會烤蘋果派。我幫一群銀髮老先生籤書，他們的目光從老花鏡後面射出來，嘴巴張開就可以聞到胃酸和咖啡焦掉的味道。我在書上寫下“開創美麗的一天！”或是“美麗的明天近在眼前！”

我很慶幸我的姓可以有各種變化。我的書迷都神色憔悴，一副走投無路的樣子，個個裹足不前，零零落落地圍在我身邊。來聽演講的觀眾很少。後來我發現演講沒有酬勞可領，就再也不肯出席了，反正書的銷路那麼差。

我嘀咕道：“出書應該很賺錢才對啊。”我真的很希望那本書可以幫我大賺一筆。我跟小孩子一樣死腦筋，以為只要天天禱告，上天就會實現我的願望。上天應該實現我的願望啊！

“我知道。”吉姆苦口婆心地勸了我六年，勸到現在已經無話可說了。他靜靜看著我喝酒。“不過，麗比，換個角度想，這個時間點很妙，正好是你步入下一階段的契機。也就是說，你現在長大了，有沒有想要做什麼？”

我知道他是一番好意，但一談到工作我心裡就有氣，因為他媽的我就是什麼也不想做。

“真的沒有錢了嗎？”

吉姆哀傷地搖搖頭，拿起鹽巴往剛送來的牛排上撒，紅色的肉躺在血泊裡，跟櫻桃汁一樣紅豔。

“會不會有新的捐款呢？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就快到了。”我再次感到怒火中燒，惱火他為什麼要逼我把心裡的盤算說出來。

1985年1月3號凌晨2點，班恩噬血狂歡，這是我們一家慘遭殺害的日子，而我卻期待這一天到來。誰會像我這麼沒良心？為什麼賬戶裡面連五千美元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