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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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91年夏天見到傑克・佩裡[1]的。

我對南極探險和探險家的興趣由來已久。早在1957年到1958年的國際地球物理年活動上，我就產生了興趣。當時美國還在那裡建造了幾座永久基地。說實話，南極探險讓當時只有十歲的我特別嚮往，大約1990年的時候，我隱約覺得應該寫一本以南極為背景的小說。可是，一晃十五年過去了，我才正式動筆，出版了一本跟北極（不是南極）有關的災難小說，也就是2007年出版的那本《極地惡靈》（The Terror），但1991年夏，我又向出版社推薦了一套三部曲的新書。其實，本人主要對南極探險感興趣，對北極則興致寥寥（可造化弄人，我這套書終究沒有寫成）。又過了很多年，這期間我一直在看歐內斯特・沙克爾頓、羅伯特・法爾肯・斯科特、艾普斯雷・切瑞・格拉德等英烈在南極的探險故事，因此我對南極的興趣也日漸濃烈。

1991年夏天，妻子的一個朋友說她認識一個真正的南極探險家。不過那人年紀可不小了，住在科羅拉多西斜坡區德爾塔小鎮的一個特護養老院中。20世紀30年代，他曾跟隨海軍少將理查德・伯德的美國探險隊前往南極。

最後卡倫表示，反正瑪麗就是這麼跟她說的。其實，我懷疑那位老人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就是信口開河，要麼就是他吹慣了牛皮。說不定三種說法都對。

可根據瑪麗的說法，這個八十九歲高齡的老人名叫雅各布・佩裡，他曾於1934年參加美國南極探險隊。當年，那次探險可謂麻煩不斷，而伯德少將總喜歡一個人出風頭，結果，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他獨自在一個高階氣象站的冰洞裡待了五個月，因為爐子通風不好，他差點兒死於一氧化碳中毒。伯德還打算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一本暢銷書來著，書名倒也不難猜測，名為《孤獨》。

瑪麗告訴我妻子卡倫，那是1934年的一個冬天，整個南極伸手不見五指，暴風雪肆虐，佩裡和另外三人艱難跋涉了100英里[2]，去營救伯德少將。後來，所有人都被困住了，不得不等到十月，也就是南極洲的夏天來臨才被救起。“聽起來他正是你要找的人，可為你提供有關南極的資訊。”卡倫說，“估摸著你專寫這位佩裡先生，就能寫出一本書了。沒準兒他跟到達北極的第一人皮裡少將是同一個人呢！”

“佩裡，”我說，“即便他去過南極，也不會是那個聲稱在1909年到達北極的羅伯特・皮裡少將啊。”

“為什麼不能？”卡倫說，“這可說不準。”

“首先，他們的名字就不一樣，一個叫佩裡，一個叫皮裡。”我說。瑪麗非要和我較真兒，我有點兒不高興了，也有可能是因為無論誰對我的寫作內容指手畫腳，我都會來氣。於是我特地強調，“皮裡少將”和瑪麗說的那個住在德爾塔的小老頭兒“佩裡”先生，根本不是同一人。

“還有，”我說，“皮裡少將現在應該一百三十歲左右了。”

“行了，行了。”卡倫說著舉起雙手，在幾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我們早已對這種訊號有了共識，意思是夫妻雙方誰也別不依不饒，緊盯對方的錯誤不放了。“我承認我錯了還不行嗎？可這位佩裡先生沒準兒真有精彩的故事講給你聽呢……”

“還有，”我打斷他的話，老實說，我還真有點兒一根筋，“羅伯特・皮裡少將1920年就死了。”

“這個雅各布・佩裡仍在德爾塔活得好好的，”卡倫說，“不過也是個行將就木之人了。”

“行將就木？你是說因為他這麼大年紀了嗎？”在我看來，如果一個人活到八十九歲或者九十歲了，大可歸類為“行將就木”的範疇。見鬼，1991年的時候，要是誰超過六十歲了，我都會認為他來日無多。（不怕告訴你們，我承認，2011年我寫這篇愚蠢的前言時，已經六十三歲了。）

“不，不只是因為他的年齡，”卡倫說，“瑪麗在電郵中還說他得了癌症，當然，他還能四下走動，不過……”

之前卡倫進來的時候，我正坐在電腦旁浪費時間，把候選書名敲進電腦裡。現在我已經關掉電腦了。

“瑪麗真說過他在1934年時跟伯德去過南極？”我仍不放心。

“是啊，她真這麼說了，”卡倫說，“我知道你對他有興趣。”雖然我的心思被妻子猜中了，但她說話的時候並沒有自鳴得意。“其實你離開辦公室幾天也好。從這裡走州際公路到大章克辛只要五六個小時的車程。到了德爾塔，你可以跟蓋伊和瑪麗一起過夜。”

我搖搖頭。“我開那輛馬自達去。到時候我過了I-70高速公路，穿過卡本代爾，再翻過麥克盧爾山口。”

“你那輛馬自達能翻越麥克盧爾山口嗎？”

“等著瞧好了。”我說，假如我在第二天早上就跟佩裡先生聊上，當天就可以回家了，這樣看來，這次行程就是兩天，我思忖著該在旅行包裡塞什麼衣服。我有一件樂斯菲斯旅行袋，正好可以放在那輛馬自達的小行李箱裡。我心裡盤算著還得帶上我的尼康相機。（當年數碼時代還沒開始呢，至少沒有數碼相機這玩意兒。）

幸虧我一心想著要駕駛我那輛嶄新的1991年產馬自達車走山路，這才有幸見到了雅各布・佩裡先生。

*

科羅拉多的德爾塔是個大約六千人口的小鎮。我按照之前計劃的路線來到那裡，從哥倫伍德溫泉離開I-70高速公路，往南行駛，然後拐入卡本代爾的65號公路，沿著那條狹窄的雙車道，翻過高高的隘口，路過馬貝爾和佩奧尼亞偏遠的居民點，不由得感覺這座小鎮被群山環抱。德爾塔位於格蘭德臺地南部的寬闊河盆中，當地人還稱那座山為“世界上最大的平頂山之一”。

傑克・佩裡在德爾塔所住的地方壓根兒就不像養老院，更不像二十四小時特護的養老院了。在幾筆聯邦補助金的幫助下，瑪麗將曾經輝煌、現已破敗的酒店翻修了，並跟隔壁一個空蕩蕩的倉庫合併。看上去就像一個1900年的四星級酒店，怎麼看也不像是養老院。

我發現雅各布・佩裡在三樓有自己的房間。（瑪麗對養老院的一項翻新便是安裝了電梯）瑪麗向他介紹，並解釋我前來採訪他的原因——丹是名小說家，準備寫一本與南極有關的書，聽說了傑克的事，她如是說——佩裡先生邀我進去。

房間和老人似乎很搭調。佩裡的房間很大，屋子裡有張雙人床，整理得十分利索，往窗外望去，掠過屋頂和小鎮低矮的商場，北邊便是群山和格蘭德臺地。高至天花板的書架上滿滿當當地放著硬皮書，我注意到許多書都是介紹世界各地的山脈的，書架上還有不少紀念品：卷在一起的老式登山繩、北極探險者經常佩戴的克羅克斯玻璃護目鏡、一個破損的皮質摩托車頭盔、一個老式的柯達相機，還有一把舊冰鎬，木柄要比現代的冰鎬長得多。

至於傑克・佩裡，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有八十九歲的高齡了。

當然，歲月在他身上有了明顯的痕跡，過去近九十年的歲月壓得他的脊椎有點兒彎曲、變形，讓他矮了一兩英寸[3]，但他的身高仍然超過6英尺[4]。他穿著一件短袖斜紋粗棉布襯衣，我發現他的二頭肌也因為年齡的關係萎縮了，但它們仍然十分健碩強壯。儘管歲月不饒人，但他的上半身依舊充滿力量，呈倒三角形，看起來孔武有力，看來當年沒少鍛鍊過。

幾分鐘後，我注意到他左手的小指和食指不見了。看起來像是舊傷了，指關節骨頭殘根上的肉已經變成棕色，跟他手上其他部分和前臂上的面板一樣飽經滄桑。儘管如此，這一點也不影響他手的靈活性。後來，我們聊天的時候，佩裡先生還玩起了兩根細細的皮鞋帶，每根都有18英寸長，我驚訝地發現他能系很複雜的結，一隻手拿著一根繩子，兩隻手同時打結。那樣的結應該是航海結或是專業攀巖結，而我用兩隻手都沒辦法打出這樣的結來，再借我支童子軍也不行。佩裡先生無所事事地打著手中的結，均是單手完成，接著他又心不在焉地用左手剩下的兩根手指和大拇指把結解開。看起來像是老習慣了，可能是為了讓自己平靜下來，他既沒有注意完成的結，也沒有注意打結的過程。

我們握手時，我感覺我的手指消失在了他那雙有勁的大手裡。不過，他可沒像地頭蛇那樣，想故意給我個下馬威，用力捏我的手。他握手的力度恰到好處。他的臉在高緯度和空氣稀薄的日光下曬過多年，紫外線已經進入他的表皮細胞——讓傷疤留下了永久的褐斑，而在這些褐色的傷疤中，還有一些可能是做黑素瘤小手術時留下的。

老人仍然有頭髮，只是剪得特別短。我能透過他那稀鬆的白髮看到褐色的頭皮。他笑起來的時候，露出了兩排牙齒，只是下面和後面掉了兩三顆而已。

佩裡那雙湛藍的眼睛給我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來，那雙眼睛似乎沒有留下歲月的痕跡，全然沒有快九十歲的人那種渾濁、無神的感覺。佩裡的藍眼睛充滿好奇，眼神專注、勇敢無畏，像是有幾分……孩子氣。我跟初出茅廬的作者一起合作時，無論他們多大，都會提醒他們，描述筆下角色時，不要跟電影明星或者名人比較。這樣的方法是偷懶，也會耗費時間，實在老套。不過，我當時沒辦法向妻子卡倫描繪佩裡先生的那雙湛藍的眼睛。五年後，我們一起觀看電影《皇家賭場》，那是新的007系列電影的第一部，丹尼爾・克雷格飾演詹姆斯・邦德，我當時興奮地小聲說：“看，佩裡先生那雙湛藍的眼睛就有那麼藍。事實上，丹尼爾・克雷格活脫脫就是一個年輕版的佩裡。”

卡倫在漆黑的電影院裡瞥了我一眼，說：“噓。”

再回到1991年，我在德爾塔的特護養老院時，不知為何，我非常羨慕佩裡架上和桌上的那些老古董，一時半會兒沒有回過神來，才發現角落裡放置了一個長木柄冰鎬和一些石頭樣品。他後來告訴我，這些是從各種不同的山峰下收集來的。架子上還有被歲月侵蝕後失去光澤的黑白照片，以及一臺小型照相機——那是一款柯達相機，拍照之前需要展開，十分古老，但並未生鏽，看起來保管得極好。

“裡面還有膠捲……有些年頭了，”佩裡先生說，“但從沒沖洗過。”

我摸著那個小相機，轉身看著老人。“難道你不想看看裡面的照片嗎？”

佩裡先生搖搖頭。“照片不是我拍的。事實上，這個照相機不是我的。但德爾塔那個藥房老闆說裡面的膠捲也許仍然能夠沖洗出來。也許有一天我想看看裡面的照片。”他向我指了指內建式桌子旁邊的一把椅子。我看到桌子上散落著一些頗為用心的畫作，畫的是植物、岩石和樹。

“我很久沒接受過採訪了。”佩裡先生說，臉上像是露出自嘲的笑，“即便是在幾十年前，我在媒體面前幾乎也沒話說。”

我以為他在談論1934年伯德的那次探險。我搞錯了，真是蠢得可以，而且，我當時甚至沒有去求證。如果我有記者最基本的刨根究底的本能，那無論是我的生活還是這本書都會大為不同。

我居然又把話題扯到自己身上，謙虛地說（對我這麼一個自我主義者來說，確實如此）：“我很少採訪別人。我自己寫書通常都會求助圖書館，包括那些學術圖書館。你介意我記筆記嗎？”

“請便，”佩裡先生說，“你只對我在1933年到1934年間跟伯德的那次南極探險感興趣嗎？”

“是的，”我說，“我很想寫一本以南極為背景的懸疑驚悚小說。你若能跟我說說南極的探險故事，肯定會對我有幫助。特別是那種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佩裡又笑了，“驚悚小說？除了寒冷、黑暗和孤獨外，你的小說中會有邪靈之類的元素嗎？”

我微微一笑，但不由得有些尷尬。如果沒有冗長的文字為背景，書中的情節往往會很荒謬。說實話，有些情節即便將背景交代清楚了，也會顯得很愚蠢。沒錯，我想過在書裡安排一些恐懼的大傢伙，讓它們去追趕、殺戮，然後吃掉書中的角色。只不過我還沒將這種恐怖的傢伙設定好。

“差不多吧，”我承認道，“就是那種大傢伙，會讓主人公的生命受到威脅的玩意兒，比如從又黑又冷的地方突然冒出來的東西。那玩意兒會將爪子伸向主人公的南極小屋，或者被凍住的船等等。反正就是那種飢腸轆轆的怪物。”

“比如殺人企鵝。”佩裡建議道。

我倆不約而同地笑了。雖然我的妻子、經紀人、編輯也曾問過這樣的問題，每次，我說會寫一本南極驚悚小說時，他們都會問：“寫什麼呀，丹？你書中的怪物是那種身形巨大、變異的殺人企鵝嗎？”這點子夠爛的，大家都想一塊兒去了。（直到現在我才承認，我真想過把它設計成大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