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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領袖，聖名不容玷汙。

我在歐洲待的那一年裡，從沒踏足德國，大部分時間都在法國和瑞士登山。不過我們倒是在瑞士碰到了不少來自德國的登山者：有些德國人很友好，有些則不。我第一次見到讓-克洛德和理查的時候，我們三個人望著艾格爾峰北壁，一致認為憑藉當今的登山技巧和技術，壓根兒就不可能登上這一面山壁，當時附近有五個非常緊張、非常嚴肅而且非常不友好的德國人在高談闊論，彷彿他們真的要去攀登艾格爾峰的北壁。當然啦，他們不會這樣做。他們就連山周圍的冰隙都過不去，估計在那道斜坡上爬100英尺左右就該放棄他們大膽的探索了。

為了準備我們的德國之旅，我和理查先回了法國，他必須去那裡結束一些金融業務，後經由瑞士去了蘇黎世，又向北到了邊界地區，從那裡換乘火車，因為那時候德國火車的鐵路軌距與周邊國家的並不相同。這當然是德國的鄰國所採取的軍事防禦措施，即便愷撒大帝從前的土地早已因為《凡爾賽和約》而變得毫無危害了。雖然我們坐在火車包廂裡（這還要多謝布羅姆利夫人的開支），可理查還是小聲告訴我，現在的魏瑪共和政府就是一個相當無能的左翼辯論學會。

隨後，在那天早晨，我們到了慕尼黑。

那天下起了雨，低沉的烏雲快速向西飄去，而我們的火車則向東行駛。1924年11月的德國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點兒摸不著頭腦。

德國的村莊非常整潔，都裝有飛簷，一些現代建築挨著住宅、公共建築，而這些住宅和公共建築看上去像是從中世紀時就已經存在了。鵝卵石被雨水打溼了，反射著微弱的日光。有幾個男人在村裡的路上走著，他們的穿著打扮很像是種田的農夫或工廠裡穿著吊帶工裝褲的工人。不過我還瞥見幾個男人，穿著時髦的灰色雙排扣西裝，拿著皮質公文包。不過我透過火車車窗看到的每一個人，包括農民、工人和商人模樣的人，看上去……都像揹著包袱。彷彿德國的地心引力比英國、法國和瑞士的地心引力都要大。就連穿著西裝的年輕男子打著被雨打溼的雨傘匆匆而行時看上去都有些彎腰駝背，微微佝僂著，頭低著，眼睛抬也不抬，彷彿每個人都揹負著無影無形的重擔。

隨後我們穿過了一片工業區，在那裡，大量礦渣之間是一排排磚和煤渣磚蓋成的又長又髒的建築物。很多塔狀建築和工業煙囪噴出巨大的火舌，彷彿橙色聚光燈的燈光照射到了飄飛而過的雨雲之上。在這裡我連個人影都沒看到，方圓好幾英里內都是這些醜了吧唧的工業用整塊石料，以及大量煤渣、礦渣、沙子和廢棄物，這些東西在雨中快速從我的火車車窗前掠過。

“去年一月的時候，”理查說，“德國政府拖欠了給條約締約方的賠款。德國馬克對美元的匯率從1921年的75︰1跌到1923年初的7000︰1。德國政府請求協約國同意延期償付賠款，至少要等到德國馬克開始升值時再行賠付。協約國的答覆是由法國給出的。前法國總理，後來成為法國總統的龐加萊派法軍佔領了魯爾工業區和其他位於德國腹地的工業區。去年一月，這些軍隊來了，當時德國馬克對美元的匯率是23︰1，然後一路跌到1800︰1，後來是160,000︰1，到了去年八月初，竟然跌到了1,000,000︰1。”

我試著去理解他的話。我一直很煩經濟方面的事兒，從前瞭解到法軍進入德國佔領了這片工業區時，我當然沒注意到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佔領工業區這事兒會對德國經濟產生什麼影響。

“到了去年十一月，”理查說著向我這邊探了探身，用略高於耳語的聲音說，“得用40億德國馬克才能換一美元。因為魯爾法軍在監視所有的工業生產、內河交通和鋼鐵出口，德國實際上是被一分為二了。在我們路過的每個工廠裡，所有德國的工業工人其實都處於佔領工業區的法軍的武裝警衛和監督之下，這些工人去年宣佈罷工——而且，和魯爾的工廠一樣，在大多數這些工廠裡，鋼和其他產品的真正生產活動都已經停止，這是因為德國工人消極抵抗，總是搞破壞，甚至打起了游擊戰。法國人不停地抓人，把抓到的人驅逐出境，還把他們認為的怠工頭頭兒排成一行槍斃，可結果還是無濟於事。”

“老天。”我說。

理查衝著街上的男男女女點點頭。“去年，那些人都明白，就算他們的銀行戶口裡有百萬馬克，也不夠買一磅麵粉，或者幾個爛胡蘿蔔。買幾盎司糖或一磅肉根本就是奢望。”

他深吸一口氣，指著雨水滑落的窗外我們正要進入的慕尼黑郊外。“傑克，那裡的人都很洩氣，而且民怨沸騰。去見西吉爾時可得加倍小心。雖然美國人對這場戰爭的勝利只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可依舊算是異類。不過很多人，並非所有人，一看到英國人和法國人就討厭，在慕尼黑，讓-克洛德很可能人身安全堪憂。”

“我會小心的。”我說，甚至不肯定在這個奇怪、悲傷又憤怒的國家裡，需要怎樣“小心”，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小心才行。

理查並沒有提前訂好賓館。我們買了晚上10點回蘇黎世的臥鋪。我有點兒想不通這一點，因為我們完全可以把慕尼黑豪華酒店房間的費用算在布羅姆利夫人的預付款開支賬戶上。我知道，和讓-克洛德不一樣，理查既不恨德國，也不恨德國人——我還知道，自從一戰爆發以來，他經常到這裡來——所以，根本就不是因為焦慮或害怕，我們才會連個好覺都不睡，便如此急匆匆地今天晚上就離開這裡。我感覺，就是因為要和那位登山者布魯諾・西吉爾見面，所以理查才會陷入這種我不理解的憂心忡忡的狀態。

西吉爾在一封簡短的電報裡說他同意和我們見面——就見一小會兒，因為他是個大忙人（他就是這麼說的）——地點就在慕尼黑東南邊一家名為貝格勃勞凱勒的啤酒館裡。見面時間定在晚上七點，我和理查還有時間把我們的行李寄存在火車站，在車站頭等車廂休息室的衛生間裡稍稍梳洗一番，然後打著深色雨傘，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商店也沒有的奇怪街道上逛了一兩個鐘頭，然後坐計程車去了市郊。

慕尼黑看上去十分老舊，稱不上風景如畫，一點兒吸引我的地方都沒有。雨依舊很大，雨點砸在石板木瓦房頂上，一條條街道上既昏暗又陰冷，和任何一個波士頓的十一月夜晚毫無區別。自打我知道要來德國之後，我總覺著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觸德國，應該是在美麗的夏日暮光下，在菩提樹下的大街上閒逛，街上還有數百位穿著考究又友好的德國人，向我說“Guten Abend（晚上好）”。

大雨傾盆而下，計程車車窗刮雨器徒勞地刮擦著玻璃上的水流，我們穿過河上的一座橋，橋很寬闊，卻空無一人。幾分鐘之後，那位非常不客氣的計程車司機用蹩腳的英語宣佈我們到了——也就是緊鄰羅森海馬大街的海德豪森區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並且找我們要三倍車費。理查彷彿是在點數假錢似的點數了一大摞高面值德國馬克，沒反駁一句話，就付了車費。

啤酒館的石拱入口非常巨大，Büerger（貝格），Bräu（勃勞）和Keller（凱勒）幾個字自上而下排列，雕刻在一個拙劣的圓形雕花環中間，這個石雕花環是橢圓形，凹凸不平，底下是個石拱頂。雨水從陡峭的石板房頂上和溢滿水的簷槽裡流到石拱門上，再嘩嘩向下流淌。穿過拱門走到真正的大門，就好像是正在走進火車站而不是什麼酒吧或餐館。不過好在到了門廳之後總算不用淋雨了。

當我們真正到了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裡面的時候，理查和我都驚訝得一步也邁不開了。

這裡得有兩三千人，大部分都是男人，坐在桌邊用碩大的石杯大口喝著啤酒，這些石杯如此粗製，彷彿今天下午才在森林裡開鑿而成，而且這個地方簡直巨大無比，充斥著回聲，更像是個巨大的會堂，而不是我以前所見過的各類餐館或酒吧。說話聲，手風琴樂聲——如果那不是有人在被嚴刑拷打時發出的叫喊聲的話——向我襲來，真像是一股衝擊波襲來一樣。這裡的氣味是另一股衝擊波：三千個只是胡亂洗洗或根本就沒洗澡的德國人，從他們所穿的粗糙衣服來看，大多數都是工人，他們身上的氣味混雜著濃濃的汗臭味就像驚濤巨浪一樣朝我們湧來，其中夾雜的啤酒味是如此濃烈，以至於我真以為自己掉進了啤酒桶裡。

“迪肯先生？來這邊。這兒！”一個男人大喊著發出命令，而不是在請求。他站在這個擁擠不堪的屋子中間一張擁擠不堪的桌邊。

我猜站在那裡的那個男人就是布魯諾・西吉爾。他瞧著我們穿過這個喧鬧的地方走近他身邊，目光冰冷，一雙藍眼一眨不眨。歐洲人都知道，他是個很棒的登山者，按照那些登山運動雜誌所說，此人極為擅長在從無人踏足的阿爾卑斯山山坡上找路。可在我看來，除了因為那件深褐色汗衫袖子捲起來而露在外面的一節結實的前臂，這人壓根兒就不像個會登山的人。此人太過刻意地追求肌肉發達，太過上重下輕，太過矮壯結實，太過身材短粗。西吉爾的一頭金髮剪得很短，頭頂上的頭髮扁平，就像硬毛刷一樣，而兩側的頭髮則被剃得一點兒不剩。有很多塊頭更大的人和他一起坐在桌邊，頭髮都修剪成差不多的樣子。對於西吉爾來說，這個髮型可不好看，因為這樣正好顯得他那對招風耳從花崗岩石塊一樣的臉孔兩側突出來。

“迪肯先生，”我們走向桌邊時西吉爾說。這個德國人低沉的聲音穿透了啤酒館裡嘈雜的說話聲，仿如一把尖刀刺穿了柔軟的肉。“歡迎到慕尼黑來，幾位愛登山的朋友。透過《登山雜誌》和其他途徑，我可以說是久仰你的大名，知道你是很多山峰的首攀者。”

不出所料，布魯諾・西吉爾的英語帶著德國口音，不過在我這個不那麼講究的人聽來，也算是流利，而且能聽得懂。

我一早知道，理查也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就像隨口說出法語、義大利語和其他語言一樣，可我還是很驚訝於他能夠如此快速且有力地回答西吉爾——“多謝，西吉爾先生。對您的成就和壯舉，我同樣如雷貫耳[25]。”

那天晚上晚些時候坐火車返回的路上，理查把西吉爾和那些德國人所說的每句話以及理查的德語回答都翻譯給我聽了。現在我猜得沒錯，聽了西吉爾的恭維，理查回答說他也久仰西吉爾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和壯舉。

“雅各布・佩裡先生，”西吉爾一邊說，一邊和我握手，他的手緊握著我的手，力道非常大，嘎吱直響，我能感受到他的手上長著被岩石磨出的老繭，“波士頓佩裡家的人。歡迎到慕尼黑來。”

波士頓佩裡家的人？關於我的家庭，這個德國登山者到底知道什麼？而且，不知何故，西吉爾用他那Y式德語發音說我的名字“Perry（佩裡）”時聽上去彷彿他是個猶太人。

西吉爾下穿一條皮短褲，上穿一件棕色汗衫，很像軍裝，袖子高高捲起，外套一件護胸。這間巨大的啤酒館裡人人都穿著皺巴巴的西裝，混在這些人中間，他這身打扮本應該顯得可笑才對，可他赤裸在外的大腿和手臂結實得很，面板被太陽曬得黢黑，那雙超大號的手如羅丹雕塑一般，反而使他顯得很有力量——幾乎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向我們揮揮手，示意我們去他對面的一張長凳那邊——坐在那裡的幾個男人挪了挪，給我們騰出地方，這麼做時他們仍然一口口地喝著啤酒——然後我和理查坐了下來，做好準備開始面談。西吉爾衝一位男侍者揮揮手，要了啤酒。我簡直太失望了。我本以為會有漂亮的小妞兒穿著鄉村風格的低胸襯衫給客人端啤酒，可捧著擺有巨大石杯的托盤的全都是些穿著皮短褲的鬚眉男子。而且我的肚子餓得咕咕直叫，距離我和理查在火車上吃的那頓簡便午餐已經過了很長時間。可不管是這張桌面上，還是我們周圍的桌面上，除了啤酒杯和德國男人毛茸茸的前臂，就空無一物了。顯而易見，這裡的用餐時間要麼是已經過了，要麼就是還沒到，也有可能是這裡除了啤酒什麼都不賣。

一眨眼的工夫我們的啤酒就送上來了，我必須承認，我從前可沒用冷冰冰的石頭啤酒杯喝過味道甘醇、口感濃烈的德國啤酒。舉了這東西三次之後，我總算開始理解為什麼我們桌子這一側的男人全都有發達的二頭肌。

“先生們，”西吉爾說，“請允許我來介紹一下坐在這張桌子上的幾位朋友。唉，他們都對你們的語言不太在行，今晚別指望他們能說英語。”

“那他們能聽得懂嗎？”理查問。

西吉爾淺淺地笑了笑。“事實上不行。我左邊第一位是烏爾裡希・格拉夫先生。”

格拉夫先生是個瘦高個兒，留著濃密的黑鬍子，很是滑稽可笑。我們衝彼此點頭示意。依我看，我們這些人之間大抵不會再握手了。

“烏爾裡希是他的貼身保鏢，去年十一月，他用他自己的身體擋在他身前，中了好幾顆子彈，槍槍致命。可你們瞧，格拉夫先生恢復得挺不錯。”

我聽到西吉爾一直在強調“他他他”，簡直奇怪極了，而且他的語氣裡幾乎透著一股尊敬的意味，可對於他們談論的那個人是誰，我根本不得要領。看上去西吉爾壓根兒就不打算給我提示，而是繼續介紹，我只好扭頭看著理查，希望他能為我解惑。可理查正看著桌子對面西吉爾正在介紹的幾個男人，並沒有注意到我問詢的目光。

“格拉夫先生左邊是魯道夫・赫斯先生，”西吉爾說，“赫斯先生在去年十一月的那次行動中負責指揮一隊衝鋒隊。”

赫斯先生長得怪模怪樣，有一雙超大的耳朵，鬍子拉碴——他這樣的人如果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或者和外人接觸，可能得一天刮兩到三次臉才能保持整潔——有一雙憂鬱的眼睛，兩道濃眉很像動畫片裡的人物。在我觀察他的時候，他要不就是因為驚訝一直揚著眉毛，要不就是皺著眉頭。說實話，一看到赫斯，我就想起了小時候曾在波士頓公共公園裡見過的一個瘋子，那瘋子從附近的精神病院裡逃了出來，然後在距離我不到30英尺遠的地方，一點兒沒有反抗便被三個穿著白大褂的護理員抓住了。那瘋子之前一直繞著湖邊拖著腳徑直朝我走來，彷彿他在執行一項只有他能完成的任務。看著赫斯，我就覺得毛骨悚然，這感覺和當初我看著那個瘋子經過天鵝形遊船式涼亭朝我走來時的感受一模一樣。

對於“去年11月的行動”，我同樣一點兒頭緒也沒有，不過聽上去那好像是一次軍事行動。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坐在這張桌子上的許多男人都穿著帶有肩章的準軍事棕色汗衫。

我從記憶中搜尋關於1923年11月德國的新聞，可那個月我去了勃朗峰登山，現在根本想不起在我們為數不多幾次住進瑞士旅店的時候，到底有沒有聽過和看過相關的報道，而那裡的廣播和報紙大部分都是法語或德語。過去的一年就像是一段爬山假期，而我幾乎徹底同外界脫節了，一直到我瞭解到馬洛裡與歐文在珠穆朗瑪峰失蹤的事兒，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而且不管去年十一月發生在慕尼黑的“行動”是什麼，都沒有引起我的注意。照我推測，那行動不過是一次與政治有關的白痴行為罷了，愷撒大帝倒臺之後，不成氣候的魏瑪共和國掌權，德國人在政治光譜的兩邊搞些小動作，所以才有了那次的行動。

不管這行動是什麼，它都與我們跋山涉水來慕尼黑見布魯諾・西吉爾的原因毫不相干。也與西吉爾正在介紹的身邊這六個登山者的姓名更不相干。

“首先，請允許我介紹一下，這位是卡爾・巴赫納先生，除我之外，他是我們這群登山夥伴的另一位領隊。”西吉爾說著掌心向上，指著我右邊的那個大鬍子男人，此人面板黝黑，臉部瘦削，神情嚴肅。

“真榮幸能見到您，巴赫納先生，”理查說。隨後他用德語把這話又說了一遍。巴赫納輕輕點點頭。

“巴赫納先生，”布魯諾・西吉爾接著說，“是慕尼黑和巴伐利亞州很多頂級登山者的導師，這些人都是慕尼黑大學登山俱樂部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