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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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圓月映在水中，水波又把月影揉碎。微波盪漾，光和水彷彿在嬉鬧。

“就在這兒分手吧。請上船。”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說道。

“實在太感謝了！”連理文說得很慢，他的日語還不熟練。

跟他並肩站著的小夥子提著燈籠，燈光照在岸邊的一艘小船上。“照顧不周，還請包涵。”小夥子微微低頭行了個禮。

“正助，你這麼年輕，就有這樣的成就，真了不起！”

“連先生，你的日語進步多了，說起客套話來也進步多了。”

“哈哈哈……是嗎？”

“畢竟你來日本還不到一年呢。”

“那咱們就再見了。”連理文說完上了船。

遠處的海面上，依稀可見唐船[1]的黑影。船伕靜靜地搖著槳，小船在不知不覺中離了岸。站在岸上送行的小夥子把燈籠舉過頭頂，燈光清晰地映照出他長長的臉，上頭還殘留著少年的影子。他叫大久保正助，虛歲剛剛二十。

唐船一靠近，小船上的連理文就摘下包裹著的頭巾，辮子鬆弛地垂落在他背上。唐船似乎早就知道他要到來，從甲板上垂下一條繩梯。就這樣，連理文在薩摩的坊津海面坐上了開往長崎的唐船。

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日本的年號是嘉永二年。這一年，從清國開往長崎的貿易船有八艘，其中第七號船在天草失事了。連理文在薩摩海面搭乘的是第四號船。在德川幕府閉關鎖國的時代，從清國開往日本的交易船必須持有證明，即所謂的“信牌”。第四號船的信牌上寫著“李亦聖”，船主是鈕心園，但實際上船主是廈門金順總號的老闆連維材。七年前鴉片戰爭結束後，清國被迫接受了《南京條約》，五口通商，而在那之前，就像當時的日本只把長崎作為對外視窗一樣，清國只有廣州是貿易港。之後，金順記主要在香港和上海拓展業務，總店形同虛設。連維材的四兒子理文原來在上海，去年他主動要求去琉球。

“哦？想去一年看看？也好。”連維材答應得爽快。

其實，理文想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忘掉一切。他結婚才一年多，妻子突然病逝了，他的內心創傷極深。琉球的工作很艱鉅，而這正是理文所渴求的。

薩摩的島津藩早就把琉球置於自己統治之下，並透過琉球和清國交易。所謂的“交易”，即琉球作為清國的附屬，接受清國的冊封，並向清國朝貢。當然，這是得到幕府承認的。原則上，和清國及荷蘭的交易只能在長崎進行，而且必須透過幕府的壟斷機構——長崎會所。但在日本各藩中，只島津搞對外貿易，擁有從清國進口的“唐物”。文化七年(1810年)，島津迫使幕府准許其在長崎出售唐物。起初，在貨物品種上有限制，但島津硬是擴大了品種。島津之所以如此具有威懾力，是因為手中有一張王牌——“這是為了幫助琉球，如果不這麼做，琉球就會脫離日本。”對此，幕府不得不讓步。

總之，島津充分利用參加長崎會所的特權，不，應當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一特權，起初只是買賣琉球的朝貢貿易品，後來也偷偷從事其他對外貿易。倘若其他藩私藏唐物被發現，幕府立刻就會懷疑其走私，這有可能導致其傾家蕩產。但島津藩只要一說“這是琉球的朝貢貿易品”就萬事大吉了。可以說，這是島津藩最完美的護身符，由此，既保證了貿易品來源之合法，又可以拿到合法市場——長崎會所上出售。

當然，走私貿易不會有正式記載，但琉球搞朝貢以外的貿易，圈裡人心知肚明。唐船在琉球停靠，出售唐物，購買被稱為“俵物”的海產品。不過和長崎不同的是，在琉球交易不需要那個麻煩的信牌。後來，唐船擴大範圍，甚至出現在了薩摩的海面上。由於和島津貿易有利可圖，很多持正式信牌的唐船在開往長崎前，都會先在薩摩海面或近海各島處理一部分貨物。有的唐船進入長崎時幾乎是一艘空船。

島津藩的走私物件主要就是金順記。連理文去琉球也是為這事兒。另外，他還擔負同薩摩談判的重任。島津藩琉球館的大久保利世，就是對方的負責人之一。理文和他的兒子正助成了好朋友。

按慣例，四號船會在坊津卸下和島津交易的貨物，然後開往長崎。連理文有事要去長崎，於是決定乘坐這艘船。為他送行的青年正助後來成了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2]，而當時，正助在島津藩記錄所擔任見習文書。

四號船甲板上鑼鼓喧天。為慶祝安全抵達，舉行這種熱鬧的儀式已成為慣例。唐船先在港外下碇，等候長崎衙門處理。不一會兒，岸邊劃出幾十只小船，給唐船拴上纜繩，將其引如港內。入港後，唐船再次下碇，鑼鼓再次響起。等鑼鼓聲停，長崎衙門的檢查官和通事們便登上唐船。他們把寫著禁令的木牌掛在桅杆上。禁令是以日文寫成的，由通事譯成漢語，念給船上的人聽，主要是關於天主教的事。

唸完禁令就是辦入境手續，即檢查信牌、貨物單和花名冊。連理文是在薩摩海面上船的，但花名冊上寫著他是從清國上船的。貨物單是開船之前就做好的，去掉了給薩摩的貨物，這就需要事先和島津當局商談交易數量——這也是連理文的工作之一。

出示證件之後，就是那個有名的“踩聖像”考驗，透過者才可上岸，但上岸後不能在街上隨便走動。荷蘭人在出島，中國人在唐人坊。其實，元祿以前，中國人和日本人在長崎是雜居的，這或許是因為中國人不太信天主教，幕府比較放心。不過，這直接導致了私人間的秘密交易。再加上康熙帝對耶穌會採取寬容政策的訊息傳到日本，幕府提高了警惕，開始關注中國人和天主教的關係。

唐人坊建於元祿二年(1689年)，位於長崎十善寺御藥園地(幕府的藥草園)，面積為九千三百七十三坪[3]，比荷蘭人居住的出島（不足四千坪）寬敞多了。荷蘭人把出島稱作“遠東監獄”，因為他們一步也不能離開；中國人若要參拜寺院，在官吏陪同下，還是可以走出唐人坊的。

雖然外國人被圈在一個地方，但他們可以叫妓女進去，以解在異國的寂寞。長崎丸山的妓女分為“掙荷蘭錢的”和“掙唐人錢的”。海上航行艱苦勞累，要說有什麼愉快的事，那就是玩弄玩弄妓女了。“踩聖象”一結束，商人和水手都露出了喜悅的神色。經常往來這條航線的人大多有各自相好的女人，有些船主甚至還有“長崎老婆”。

連理文興致勃勃地朝唐人坊走去。他是初次到長崎，自然沒有相好的女人，令他激動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自己早一步到了唐人坊。連哲文比連理文大兩歲，他已脫離家業，專心從事繪畫。半年前，他從寧波乘坐以“鄭朗伯”的名義領取信牌的第一號唐船來到長崎。原則上，商人、船主和水手只能在長崎留居數月，然後乘原船返回。但有的中國人是受長崎地方長官的非正式邀請而來的，他們可以長期居住，比如某些醫生、畫家、文人和僧侶。據說哲文是因為聽了同行畫家的介紹才產生了來日本的念頭。他畢竟是藝術家，喜歡四方雲遊。他曾一度待在蘇州，但就連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難見到他。

“已經三年沒見面啦。”在去往長崎的船上，理文扳指一算感嘆起來。他上就要三十歲了。一想到年齡，腦中就會浮現亡妻的面容。妻子面孔修長，身材苗條，到死都沒失掉孩子氣。對，她長得很像正助。在前往唐人坊的路上，理文終於發現了自己對正助懷有好感的原因。在鹿兒島，他和正助的朋友也有來往，他們型別各不相同，比如一個叫西鄉吉之助（西鄉隆盛）的青年，身材魁梧，性情穩重。理文雖覺得他是個有為青年，但總覺得不如正助親切。跟正助分別時，理文曾把魏源的《海國圖志》送給他。正助翻看了幾頁，低聲道：“我想讓吉之助也看看。”《海國圖志》是鴉片戰爭後不久，魏源根據林則徐提供的資料所寫成的。在書中，魏源敘述了世界形勢，並主張中國必須推進近代化。確實應該讓西鄉吉之助這樣的青年讀讀這本書，不過理文只想到了要送給大久保，而沒想到西鄉。

唐人坊亦稱“唐人館”，中國人也稱其為“華館”，境內稱為“館內”，直到現在日本還留著“館內街”的地名。華館四周圍著七尺[4]多高的磚牆，牆外掘出六尺深、六尺寬的壕溝。華館的大門被稱為“一門”，裡面有官吏值班室和交易所，跨進“二門”才是被稱為“唐人本部屋”的居住區。

已有三艘唐船進入長崎，館內居住著有四五百名中國人。二門旁站著二十來名同胞，大概是來接人的。理文以為哥哥會在裡面，但看了一眼發現沒有，正準備往前走，忽然聽到有人叫他。

“喂！在這兒！在這兒……理文，你發什麼呆呀！”

理文順著聲音再次看向二門旁。“啊，三哥！”他驚詫地睜大了眼睛。

從人群中走出來的正是哲文。理文剛才沒有認出他是有原因的——哲文髮型變了。清代的中國人都是剃去前半個腦袋上的頭髮，將後半個腦袋上的頭髮梳成辮子，像理文這樣在日本待了近一年的人，大多會用頭巾遮住腦袋。而哲文卻蓄了滿頭黑髮。理文不覺從側面瞅了瞅，哥哥腦後已沒了辮子。

“你腦袋怎麼啦？”

梳辮子是滿族風俗。滿族統治中國後，將自己的風俗強加給漢族。這種強制非常徹底，即所謂的“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理文自然對哥哥感到訝異。

“當和尚不就沒事了！”哲文笑了。

滿族信佛，尊敬僧侶，准許和尚剃髮。因此，清初不少大漢民族主義者為抵抗這種奇異的風俗，便出家當了和尚。不過哲文剪掉辮子後又開始蓄髮，整個腦袋長著三厘米長短的頭髮。他似乎還有點擔心，邊走邊不時摸摸腦袋。

“你真出家了？”理文追問道。

“當然。這不是真和尚頭的聲音嗎！”哲文用拳頭敲了敲腦袋，不辨真假地笑道。

“那……找人起法號了嗎？”

“法號？嗯，有，九曲。”

“哈哈哈！”理文也笑了。

哪裡會有這麼奇怪的法號！哲文的雅號是九曲山人。福建武夷山中有處九曲名勝，大儒朱熹曾作《九曲歌》。連家兄弟幼時常跟隨父親去武夷山臨溪寺玩，還背過《九曲歌》。

“不說這個了。”哲文把手放在理文肩上，“走吧，你也累了，屋裡備了酒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