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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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邁利的人馬》是三部曲的第三本也是最後一本小說，描述英國情報組織（我稱之為圓場）的喬治·史邁利與蘇聯格別烏（我稱之為莫斯科中心）化名卡拉的對手，也是他的另一個自我，之間的鬥智故事。三部曲的第一本小說是《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第二本是《榮譽學生》。我最初的雄心不僅是要寫三本，而且打算寫一整套——十本或十五本——史詩般的傳奇，描寫我筆下這兩位旗鼓相當的主角，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的交手經歷，透過彼此的間諜活動，共同構築一部冷戰的“人性喜劇”。

間諜行動儘管有不同的形式，但都是冷戰時期的主戰場，而間諜們就是這場戰爭的地面部隊。像朝鮮戰爭與越戰這樣的熱戰，會開始也會結束，但間諜行動卻歷久不衰。兩大經濟體系對彼此的認同、意圖、實力和弱點無時無刻不掛在心上，導致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現相互戒備的態勢，產生無邊無際的偏執狂行為。雙方都準備好要付出一切代價，承擔一切風險，編造一切謊言，讓自己的情報工作比對方更勝一籌。而雙方似乎也都沒察覺這個情勢荒唐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也難怪玩家最後終於看見彼此手中的牌時，會驚覺自己竟嚴重高估了對方的戰略能力。就此而言，情報工作不免陷入虛構的形式，因為間諜並不必陳報敵方的實情，只須替敵人繪上令人膽戰心驚的外衣，讓警鐘不斷敲響，直到永遠。

在這場荒誕戰爭的核心，另有一場敵對集團情報組織之間的戰爭——這是所有的間諜遊戲裡最無稽、最沒有生產力，也最無法自拔的一環，因為這對供養他們的真實世界既無任何啟發，也無任何助益，更把基本上非常單純的偵察工作變成無休無止的鏡子迷宮，只有專業人士才能一窺腹地，沒有人能知曉究竟。如是之故，我希望透過作品傳達我的諄諄善言，竭盡所能加以戲劇化，即使是煽動性的主張也不例外——例如，冷戰所帶來的道德淪喪，在西方世界與共產世界都無二致；以及冷戰對謊言的讚頌崇拜如何滲透到西方公眾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致使國家內部的所有政府機構，自最基層的行政教區上溯，幾乎都無可避免地召喚國家安全的惡靈來掩飾其偏見、無能與腐敗。而史邁利就是我的鬥士，我的代言人，我的遊俠騎士。我的讀者不會聽我說，卻會聽他細訴。因為他是個比我更好的人，而且是一個宏偉故事裡的主角。如果有一天，史邁利被某些秘密結社的美式獵巫組織送上他的同儕所組成的私刑法庭——這在當時確曾發生——以他潛藏悲憫之心不適任情報工作為由加以定罪，我的讀者勢必會群起捍衛，把這些控罪者清幹掃淨。我在腦海裡構思了許多這樣的素材，寫在筆記本里的更多。

那麼，是什麼因素讓我沒實現這個偉大的計劃？

部分原因出在史邁利。隨著年歲增長，我愈想描寫年輕的熱情與變遷的社會。過去一段時間，史邁利曾是我的代理父親，是聽我告解的神父。但身為我的遊俠騎士，他用太過蒼老的眼光看這世界。看見滄桑變化，他感到痛苦。他洞明世事的眼光與英勇的過往曾經為我提供聲音與偽裝，但我卻開始發現這些寶貴的資產同時也是負債。史邁利依舊是我的英雄，但他已力不從心。對我而言，他太過堅忍。他的激進止於思想，而非行動。於是，無論如何懷憂喪志，他總會屈服，完成工作，即使必須把他的良知關在門外。而艾力克·堅尼斯（Alec Guinness）無與倫比的精湛演出更增添了我的問題。《鍋匠，裁縫，士兵，間諜》首度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播出時，當時惟一的獨立頻道剛好舉行罷工，整整六個星期，全英國的觀眾只能在BBC1與BBC2間選擇。結果，我們每一集的收視觀眾高達一千一百萬人，整部影集變成一種公眾議題，廣播裡無休無止地討論某人對於計謀瞭解得如何之深或如何之少，史邁利頓時成為戴近視眼鏡的國民英雄，解開我們所有人一籌莫展的字謎。

問題還不止於此。喬治·史邁利，不論我喜歡與否，自此而後就成為艾力克·堅尼斯——聲音、格調、所有的一切。我很喜歡。我非常非常喜歡。作家的運氣再好，要找到一位演員把他筆下的角色詮釋到十全十美的境界，也是一生難求的。而艾力克做到了。他演出的史邁利與西瑞爾·庫賽克（Cyril Cusack）在《柏林諜影》中扮演的老總一樣精彩，甚至更出色。另一方面，對於史邁利成為公眾人物的這個事實，我卻也有點難以釋懷。那是十分奇特的情緒，而且不盡舒坦，當我想把艾力克演完的這個角色收回來時，卻發現自己拿到的是二手貨。我甚至有被背叛的感覺。

我之所以沒能完成這個大計劃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的寫作方法產生了自己至今仍難以言明的徹底改變。《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的創作過程是靜態的，我坐在科尼什寫下書稿。儘管書中的場景遍及香港、德里和布拉格，但我卻沒有為了寫小說而去造訪這些地方。我運用記憶和想像力，僥倖過關。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開始寫《榮譽學生》時，便開始長途跋涉。我以香港為據點，馬不停蹄走訪泰國東北部、寮國、柬埔寨、越南和臺灣地區，並在旅途中寫作。在這一趟旅程中，我第一次嚐到熱戰的滋味，雖然淺嘗輒止，但在親眼目睹我想看的場景之後，我開始覺得史邁利和卡拉是不必要的累贅。《榮譽學生》頗受好評，但我仍然相信如果沒有他倆的存在，這會是一本更好的小說。

基於這種種原因，《史邁利的人馬》就成為老間諜的輓歌，對我而言，這也是極其自然的結果。史邁利在《秘密朝聖者》裡再次現身，但只是回憶的角色。為了壯大歡送的陣容，我集合了所有的“涉嫌者”：彼得·吉勒姆、託比·伊斯特哈斯、康妮·沙赫斯，當然還有那隻化名卡拉的老狐狸。最後一幕在分裂的柏林登場。我還能選擇什麼地方呢？在《柏林諜影》裡，史邁利就是在柏林圍牆聽見呼喊利瑪斯別回到女友麗茲身邊的叫聲。在最後一場行動，史邁利會回到此地，心底暗自祈求卡拉別離開東邊。史邁利贏了，卡拉輸了。但他們兩人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面對面，他們是兩個在孤絕之境的孤絕之人。卡拉犧牲了他的政治信仰，史邁利犧牲的則是他的人道精神。

我一直記得一位柏林喜劇演員在柏林牆出乎所有人預期終於倒下時所說的話：“正確的一方輸了，而錯誤的一方贏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在柏林牆倒下之後，我們仍然必須面對如何處理我們自己的貪婪，以及對自己以外世界的人類苦難漠不關心的問題。我敢說，如果喬治·史邁利仍與我們同在的話，他一定也還在苦苦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