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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請容我向你坦白：要不是因為我一時衝動，抓起筆來匆匆給喬治·史邁利寫了封簡訊，邀請他在基礎課程結束的晚上光臨，給我那班快要畢業的學生講課，要不是因為他居然同意了——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絕不會對你如此推心置腹。

最多我也只能告訴你一些乏味的陳年舊事。坦白地說，我總愛跟學生們嘮叨這些故事，巴望他們聽得津津有味：種種不為人知的俠義之舉，或跌宕起伏，或足智多謀，或英勇無畏；當然，總還有許多英雄事蹟只能以實用來形容。我會和你大談當年是怎樣在夜裡跳傘到高加索地區，怎樣乘著快艇冒險渡海，怎樣搶灘登陸，岸邊的燈光訊號一明一滅，正在傳送的秘密無線電訊號突然中斷，等等。我會談到那些默默無聞的“冷戰”英雄，他們在做出貢獻之後，毫不聲張地隱匿到自己曾保護過的社會之中。還有那些滯留敵後的叛逃者，在千鈞一髮之際被我們從敵人的虎口中搶救回來。

從某種程度上說，沒錯，這確實是我們過的生活。在那個年代，我們確實做過這些事情，有些事甚至還取得了挺好的結果。在那些邪惡的國家中，也有甘為我們冒生命危險的忠誠戰士。他們往往是受到信任的，有時候他們的情報也能被善加利用。我希望是這樣，因為若非如此，世界上最偉大的間諜也等於是毫無價值。

如果要說點兒輕鬆的，我會在見習生食堂裡喝到第二杯威士忌的時候，跟他們講一段特別的經歷。想當年，在我本人的英勇領導之下，圓場派出的一個三人接應小組正在東德境內行動。我們哆哆嗦嗦地趴在哈茨山脈的一道山脊上，祈禱著天上傳來一架沒有標記的飛機引擎減速時發出的顫音，還有那頂隨之飄落的黑色降落傘。祈禱得到回應後，我們順著一片冰原溜到山下去拿寶貝，結果找到了什麼呢？是石頭，我告訴那些睜圓了眼睛的學生們。大塊大塊如假包換的阿蓋爾2花崗石。我們蘇格蘭空軍基地的排程員錯發來了訓練用的箱子。

這段故事最起碼還能得到一點回應，但我說其他的故事時，往往講到一半聽眾都已經沒興趣了。

我覺得，寫信給史邁利的衝動在我心裡已經醞釀了很久，但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個想法是在我有一回拜訪人事組的頭兒時產生的，我得常到他那兒去彙報學生們的進展情況。我順便去高階官員酒吧點了一份三明治和啤酒，碰巧遇上了彼得·吉勒姆。彼得曾扮演過華生這個角色，喬治·史邁利則是夏洛克·福爾摩斯，他們為搜尋圓場叛徒花了很長時間，最後發現此人正是我們的行動組組長，比爾·海頓。彼得一直沒聽到喬治的任何訊息——哦，都有一年多了。他說喬治在北康沃爾的哪個地方買了座小房子，而且越發不喜歡接電話了。喬治在埃克塞特大學掛了份閒職，學校還允許他用那邊的圖書館。剩下的情形我能想象出來，心裡不禁有些難過：喬治這位孤獨的隱士在空無一人的鄉野間踽踽獨行，獨自想著心事。年事已高的喬治偷偷溜到埃克塞特去尋求一絲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同時等待著前往間諜們躋身的瓦爾哈拉殿堂3。

那他妻子安恩呢，她怎麼樣？我問彼得時壓低了聲音，提到安恩的名字時大家都會這樣，因為這是個公開的、令人痛苦的秘密——比爾·海頓曾是安恩眾多情人中的一個。

安恩還是那樣，彼得說著像法國人似的聳了聳肩膀。她的幾個親戚在赫爾福德河口都有豪華宅邸。有時候她住在親戚家，有時候在喬治這邊。

我問他要史邁利的地址。“別告訴他是我給你的。”我記下地址時彼得說。把史邁利的下落告訴別人時，大家總會覺得有點內疚——我至今都不太明白是為什麼。

三個星期之後，託比·伊斯特哈斯到沙拉特給我們講授在敵國領土上進行秘密監視的技巧，他講這個是出了名的。當然嘍，他留下來吃了午飯，而且興致格外高，因為有我們首批招收的三位女生作陪。經過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得從我到沙拉特的時候算起），人事組總算是同意我們招女生了。

不知不覺間，我打聽起史邁利的名字。

有些時候，就算是在柴棚裡招待託比我都不願意；有些時候我卻會感謝上帝，因為他和我站在一邊。不過隨著歲月流逝，我發現自己面對什麼樣的人都能心平氣和，這讓我覺得挺欣慰。

“哎呀，我的天哪，內德！”託比一邊用他那無可救藥的匈牙利腔英語喊道，一邊往後理了理精心抹過油的濃密銀髮。“這麼說你還沒聽說呢？”

“聽說什麼？”我耐著性子問道。

“親愛的夥計，喬治現在可是捕魚權利委員會的主席。難道他們什麼都不跟你們鄉下這邊的人說嗎？看來我得去找首長反映反映，當面跟他說。到俱樂部時在他耳朵旁邊嘀咕一句。”

“或許你可以先跟我說說捕魚權利委員會是幹什麼的。”我說。

“內德，你知道嗎？我覺得我可有點兒擔心了。可能他們已經把你從名單上劃掉了。”

“可能他們真這麼幹了。”我說。

不管怎樣他還是跟我說了，我知道他會說的，也恰如其分地表現得很震驚，好讓他覺得自己更了不起。從某種程度上說我確實很驚訝，直到今天還有這樣的感覺。託比向我這個無福得知內情的人解釋道，捕魚權利委員會是由莫斯科中心和圓場雙方情報官員組成的一個非正式工作團體。其職責——託比說到這兒的時候，我真的以為他已經徹底喪失了感到驚訝的能力——是確定兩個情報機構都感興趣的情報目標，透過反覆磋商建立起共享情報的體系。“內德，他們的想法其實就是以世界上的動盪地區為目標，”他語氣中透出的優越感簡直讓人受不了，“我覺得他們定下來的首先是中東地區。可別引用我的話，內德，好不好？”

“你是說，史邁利在當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我難以置信地問道，還沒完全反應過來。

“這個嘛，可能也當不了多久了，內德——都一大把年紀了，等等等等。但蘇聯人急不可耐地想要見他，我們帶著他去，事情就好辦一點。我說，好好招待招待那個老傢伙。拍拍他的馬屁。拿個信封多給他裝點五鎊的鈔票。”

我不知道哪一個情景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是託比·伊斯特哈斯和莫斯科中心攜手朝祭壇走去，還是喬治·史邁利在主持這場聯姻。過了幾天，在得到人事組的批准之後，我給吉勒姆告訴我的那個康沃爾地址寫了封信，還毫無信心地附言說，要是喬治像我一樣也很討厭公開演講，就大可不必接受邀請。自那以後我一直有點心情沮喪，不過等到他一本正經地寄來小卡片說很樂意來演講，我彷彿覺得自己也成了個見習生，而且同樣緊張。

又過了兩個星期，我特意穿上一身嶄新的休閒套裝，站在帕丁頓車站的檢票口外等候，看著一班班老舊的火車吐出一批批人到中年的乘客。我覺得自己從來沒有如此鮮明地意識到喬治的默默無聞。無論我望向什麼地方，似乎都能看到許多個不同的他：身材矮胖、戴著眼鏡的男士，有了一把年紀，而且每個人都帶著喬治那種在不情願做什麼事時會稍稍遲到片刻的感覺。接著，突然間我們已經握過了手，他挨著我坐在總部派來的羅孚車的後座上。他比我記憶中的樣子更粗壯些，頭髮確實也白了，不過人顯得活力充沛，心情也很好。自從他妻子和海頓弄出那段要命的風流事之後，我沒見到過他這樣。

“好啊，好啊，內德。當校長感覺怎麼樣啊？”

“那你退休感覺怎麼樣？”我笑著反問道，“我很快就跟你一樣啦！”

哦，他可是特別喜歡退休的感覺，喬治向我保證。簡直是受用不盡，他自嘲地說，還勸我一點都不用擔心。到這個地方去輔導輔導，內德，到那個地方去送幾份零星檔案，散散步。他甚至還養了條狗。

“我聽說，他們把你拽回來參加了一個挺了不起的委員會，”我說，“據說是和蘇聯大熊合力對付巴格達的竊賊。”

喬治向來不愛傳流言蜚語，不過我看到他臉上的笑意加深了。“他們這麼說的？不用問，你的訊息來源肯定是託比。”面帶笑容的他心滿意足地瞧著車窗外沉悶無聊的城郊風景，故意和我打岔，講起了他們村裡兩個勢不兩立的老太太的故事，說一個老太太開了家古董店，另一個特別有錢。但隨著羅孚車一路駛過原來還是鄉村的赫特福德郡4，我發覺自己想的並不是喬治村裡的老太太，而是喬治本人。我在想，這是個重獲新生的喬治·史邁利，他會講老太太的故事，跟蘇聯間諜一起參加委員會，以剛出院的病人的那種熱情觀察著公開的世界。

當天晚上，還是這一位紳士，穿著件緊繃繃的舊晚禮服和我一起坐在沙拉特的貴賓席前，親切地打量著四周鋥亮的金屬燭臺、天知道拍攝於何年何月的舊集體照，還有年輕聽眾們那一張張期盼的臉龐，他們在等著聆聽大師的話語。

“女士們，先生們，這位是喬治·史邁利先生，”我站起身來，莊重地介紹，“情報部的傳奇人物。謝謝您光臨。”

“哦，我可不覺得自己是個傳奇人物，”喬治費勁地站起身表示反對，“我覺得自己就是個胖老頭，給卡在布丁和波特酒中間啦。”

接著傳奇人物開始講話了，我這才意識到我以前從來沒聽過史邁利在社交聚會上演講。我想當然地以為這是他生來就不擅長的事之一，比如把他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或是用真名來稱呼某位情報員。因此，他對我們演講時的尊嚴氣度就先讓我吃了一驚，都還沒來得及去領會他說的內容。聽了他說的頭幾句話，我看到學生們——他們可不是一直都這麼配合——衝著他抬起臉，神情放鬆下來，又露出喜色；他們給予他的首先是關注，接著是信任，最後則是支援。想到自己這麼晚才反應過來，我不禁暗暗覺得好笑：是啊，沒錯，當然了，這是喬治的另一面。這是始終隱藏在他自己心中的表演者，那個神秘的穿著花衣的吹笛手5。就是這個人，安恩·史邁利愛過他，比爾·海頓背叛了他，而我們這些人則忠心耿耿地追隨他，外人根本弄不明白是為什麼。

沙拉特有一個非常明智的傳統，晚宴上的演講不能錄音，不許記錄，也不得在任何正式場合引用。照史邁利的德國式說法，特邀嘉賓們享受著“犯傻的自由”，不過我覺得這種特權無論什麼人都能擁有。不過，我再不濟也是個專業人士，練就了聆聽和記憶的本領。你要知道，史邁利還沒說幾句話，我就意識到——我那些學生的反應也不慢——他的話直接說進了我離經叛道的心坎裡。我指的是同樣存在於內心深處的另一個不太言聽計從的自己。說實話，自從踏上職業生涯的最後一段路程，我就不願意再承認那個自己的存在。我指的也是在內心悄悄提出質疑、讓我感到不安的自己，這個自己一直以來都陪伴著我，早在我手下名叫巴雷·布萊爾6的情報員跨過行將崩塌的“鐵幕”之前。為了愛情，為了某種榮譽，布萊爾平靜地走到了“鐵幕”的另一邊，而且還在平靜地繼續堅持往前走，五樓總部對此深感難以置信。

“館子越好，訊息越糟，”我們提到人事組的頭兒時都會這麼說，“內德，到時候了，你該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傳給新來的小夥子們啦。”他在康諾特酒店請我吃飯時說，那頓午餐的檔次高得有點可疑。“還有新來的姑娘們，”他補充了一句，臉上帶著令人厭憎的假笑，“我看下一步他們就該讓女人進教堂了。”接著他繼續談起了愛聊的話題。“你知道竅門。你四處闖蕩過。最後的這圈賽程裡你掌管著秘書處，幹得也很出色。該好好利用這一切啦。我們覺得你應該接管訓練所，把火炬傳給未來的間諜們。”

要是我記得沒錯，人事組頭兒剛才用的這套關於體育運動的比喻，和當年巴雷·布萊爾叛變之後他用過的差不多。當年他撤掉了我蘇聯處處長的職務，把我打發到了訊問處，那地方簡直跟老弱家畜屠宰場一樣。

他又點了兩杯阿馬尼亞克酒7。“順便問問，梅布林怎麼樣啊？”他接著問道，好像剛剛想起來她似的，“有人跟我說，她已經把差點8減少到了十二——還是十？我的天啊！哎呀，我可指望你了，千萬別讓她靠近我！你覺得怎麼樣？工作日在沙拉特，週末回坦布里奇韋爾斯9，我覺得這可是職業生涯的輝煌頂峰。你說呢？”

你還能怎麼說？你只能照搬別人在你之前說過的話。有能力的，就做事；沒能力的，只好教書。而他們教的，恰恰是自己再也無力去做的事，因為他們或有心無力，或有力無心，或心力交瘁，早沒了那股一往無前的勁頭；因為他們見得太多，壓抑得太多，妥協得太多，最終得到的回報卻太少。於是，他們想要在年輕人的頭腦裡重新燃起自己往日的夢想，藉著年輕人的火焰來溫暖自己。

寫到這兒，我就得接著說史邁利那天晚上演講時的開場白了，因為我覺得他的話突然間緊緊抓住了我的心。我邀請他來，是因為他是往昔的一位傳奇人物。但我們所有人卻欣喜地發現，原來他竟然是個敢於打破傳統、展望未來的預言家。

我不打算向你贅述史邁利介紹全球局勢時說的細枝末節。他說到了中東的情況，這顯然是他擔心的一個地方。他探討了殖民權力在所謂“後殖民時代”的種種侷限性。他講了第三世界、第四世界，還提出了“第五世界”的假想，質問有沒有哪一個富國真正關心過人類的絕望和貧困，看來他毫不懷疑答案是“沒有”。他對“冷戰”結束後間諜職業也行將消亡的想法嗤之以鼻。他說，每當一個新的國家從“冷戰”後的冰雪中誕生，每當一個新的聯盟形成，每當一個民族重新找回自我和激情，每當一種原有的狀況被悄然瓦解，間諜們都得加班加點地工作。後來我才發覺，儘管他的演講比正常時間長了一倍，我始終都沒聽到哪怕一把椅子咯吱作響，或是杯子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即使後來學生們拖著他去了圖書館，讓他坐到壁爐前的貴賓位置上，聽他接著說，說那些離經叛道、顛覆權威的話，周圍也沒有絲毫別的動靜。我的這幫孩子可都是些難對付的傢伙，結果他們都迷上了喬治！除了喬治充滿自信、娓娓道來的嗓音，還有他出人意料地自嘲一番或是坦承失敗時聽眾中爆發出的笑聲，我沒聽到一丁點兒其他的聲音。我和學生們一起聆聽著，分享著他們的激動，心想：我們老去的機會也就只有一次啊。

他給學生們講的情報案例我從來沒聽說過，而且我敢肯定沒經過總部任何人的事先批准，更別說我們的那位法律顧問帕爾弗裡了。當我們從前的敵手紛紛走向開放的時候，帕爾弗裡的反應卻是封門閉戶；即使是毫無用處的秘密，但凡他那雙順從的手能接觸到，也都被他上了兩道鎖。

喬治詳細談了他們今後作為情報員管理者的角色。他認為在業已改變的世界之中，這個角色代表的形象不僅有情報部傳統意義上的導師、領路人、家長與扶助者，還有支持者、婚姻顧問，更得知道如何去寬恕、安撫和保護。身為情報員管理者的男男女女，都得有本事把應對假想中最糟糕的狀況當做家常便飯，從而成為下屬情報員心目中最理想的搭檔。他說，這一切都沒有改變。他把彭斯10的詩句變動了一下：“間諜再怎麼樣也還是間諜。”

然而，喬治剛向他們描繪過這美好的前景就轉而告誡道，要警惕自己本性的喪失，因為他們得去操縱別人，而他們自然的情感也可能會受到損害。

“你們為了當不同的間諜要扮演不同的角色，這樣確實很有可能迷失自己，”他傷感地承認說，“千萬別以為你們利用的種種手段不會對自己造成任何損害。只要目的正當，也許是可以不擇手段——我敢說要不是這樣，你們也不會到這兒來。但你們會為此付出代價，而這代價往往就是你們自己。在你們這個年紀，要出賣自己的靈魂很容易。以後就難了。”

他把極其嚴肅的事與極其瑣碎的事糅在了一起，而且讓人覺得這兩者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他間或提出的疑問，似乎也正是我在大部分工作生涯中不斷自問卻始終沒能表述出來的問題，比如說：“它起到了什麼好的作用？”“它對我到底有什麼影響？”“我們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子？”有時他提出的問題也就是答案。我們以前常說，喬治自己沒想明白的問題從來都不會問。

他讓我們放聲大笑，也讓我們心有所感；因為他流露出的無限敬意，他做的對比才讓我們大為震驚。更重要的是，他讓我們開始反思自己的偏見。他讓我丟掉了言聽計從的態度，喚醒了蟄伏在我心底的反抗精神——自從我被流放到沙拉特以來，它始終保持著沉默。喬治·史邁利出乎意料地讓我重新開始追尋，讓我又感到了困惑，這真是太好了。

我看到過一句話，害怕的人永遠學不到東西。如果真是這樣，那他們肯定也沒資格去教別人。我並不感到害怕——或者說，在面對死亡、知道自己難逃一劫的時候，我並不比別人更害怕。儘管如此，以往的經歷和些許痛苦讓我在真相面前變得過於謹慎，甚至有點不敢正視自己。喬治·史邁利改變了這一切。喬治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位導師，也不僅僅是個朋友。雖然他並沒有始終陪伴著我，卻引領著我的人生。有時候我覺得喬治就像個父親，他取代了我那素未謀面的生父。他造訪沙拉特，讓我的記憶恢復了原有的危險鋒芒。既然現在我有閒暇去回憶，我就打算和你好好聊聊，這樣你也能一同體驗我的歷程，再問問自己同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