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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了史邁利關於審訊的事，這已經是第二回了。夜色漸深的時候，這個問題往往會突然冒出來——主要是因為聽眾們想從他那兒榨出更多的案例。這幫孩子可真夠無情的。

“嗯，是有一些找出撒謊者破綻的技巧，那是肯定的。”史邁利含糊其辭地承認道，又喝了一小口酒，“但真正的技巧在於辨別出真相，要做到這一點可困難得多。受到審訊時，誰都不可能表現得一如往常。愚蠢的人表現得很聰明，聰明的人倒顯得很愚蠢；有罪的人彷彿像青天白日一樣清白，無辜的人卻顯得罪孽深重令人髮指。偶爾人們也會表現得和正常時一樣，一五一十地道出自己所知的真相；當然了，每次都會被抓住的可憐蟲就是他們。在我們這個倒黴的行當裡，最難讓人信服的反倒是什麼都沒隱瞞、根本無可指責的人。”

“恐怕應該是無可指責的女人。”我喃喃自語。

喬治這話讓我想起了貝拉，還有那個亦正亦邪的勃蘭特船長。

他是個大塊頭，模樣粗豪，長著亞麻色的頭髮，乍看上去像是斯拉夫人56或斯堪的納維亞人。他走路時跟剛上岸的水手似的搖搖晃晃，眼神像冒險家一樣總望著遠處。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蘇黎世，當時他跟警方惹上了麻煩。蘇黎世的警察局長半夜打電話對我說：“領事閣下，我們這兒有個傢伙說有情報要提供給英國人。我們已接到命令，明天早晨要把他驅逐出境。”

我沒問是哪個邊境。瑞士人有四條邊境線，但他們把別人趕出去的時候並不會專門指定其中的哪一條。我開車趕到轄區監獄，在一間裝著鐵欄杆的訊問室裡和他見了面。他簡直像個困在籠中的巨人，身穿高領套頭衫，自稱是勃蘭特船長，看樣子這是他自封的Kapitän zur See 57頭銜。

“你現在離海可夠遠的。”我握著他滿是老繭的大手說。

在瑞士人看來，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對頭。他詐騙了一家旅館，這在瑞士是一樁令人髮指的罪行，刑法中甚至為此列出了專門的條款。他尋釁滋事，身無分文，所持的西德護照一看就是假的——不過瑞士人沒挑明這個情況，因為假護照會減少他們把此人趕到其他國家去的可能性。被警察抓到時他喝醉了酒，四處亂晃，還說是給一個姑娘害的。他打壞了一個人的下巴。他堅持要單獨和我談。

“你是英國人？”他用英語問，估計是不想讓瑞士人聽懂我們的談話，儘管他們的英語說得比他還好。

“是的。”

“請證明。”

我把官方的身份卡拿給他看。照那上頭的描述，我是負責經濟事務的副領事。

“你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他問道。

“我為英國政府工作。”

“行，行。”他突然顯出疲憊不堪的樣子，忽地把腦袋埋進雙手裡，一頭長長的金髮都給甩到了前面，只好又抬起胳膊把頭髮捋回腦後。他臉上盡是坑坑窪窪的傷痕，就像個拳擊手。

“你在監獄裡待過麼？”他瞪著擦得發白的桌子問道。

“沒有，感謝上帝。”

“耶穌啊。”他嘆道，然後用蹩腳的英語向我講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拉脫維亞人，出生在里加，父母一個是拉脫維亞人，一個是波蘭人。他會說拉脫維亞語、俄語、波蘭語和德語。他天生就屬於大海，這一點我立刻就感覺到了，因為我也是如此。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水手，自己曾在蘇聯海軍服役六年，去過阿爾漢格爾斯克58以外的北冰洋和海參崴以外的日本海。一年前他回到里加買了艘小船，在波羅的海沿岸幹起了走私勾當，靠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漁民的幫助，把廉價的蘇聯伏特加酒偷運到芬蘭。他在列寧格勒附近被抓進監獄，越獄後偷渡到波蘭，在克拉科夫59跟一個波蘭女學生非法同居。我現在向你轉述的可是他的原話，彷彿從蘇聯偷渡到波蘭是件再自然不過的事，就像是去坐11路公共汽車，或是溜達出去喝一杯。不過，儘管我不太瞭解他克服的種種困難，我也知道那是段非常了不起的經歷——他第二次這麼幹的時候也是一樣。因為波蘭姑娘離開他嫁給了一個瑞士推銷員，他重回海岸，想法子搭船來到馬爾默60，然後又跑到漢堡去找他的一個遠房表兄。可這位表兄當真是夠“遠”的，直接就叫他見鬼去。於是他偷了表兄的護照，南下來到瑞士，決意要把波蘭姑娘追回來。可人家的新婚丈夫不肯放她走，勃蘭特就打斷了那可憐傢伙的下巴，把自己搞到這地方，成了瑞士警察的犯人。

這一大段話都還是用英語說的，於是我問他是怎麼學的英語。幹走私的時候總聽BBC的節目，他說。還從波蘭女朋友那裡學了點兒——她是個語言專業的學生。剛才我給了他一包煙，他一根接一根地猛抽，把小房間弄得跟毒氣室一樣。

“那你要給我們的資訊是什麼？”我問他。

他先說了通開場白：他是個拉脫維亞人，對莫斯科本來也沒什麼忠心。生在拉脫維亞的他得忍受可惡的蘇聯暴政，在海軍服役時又被可惡的蘇聯軍官呼來喝去；可惡的蘇聯人把他逮進監獄，追得他無處藏身，所以要背叛那幫傢伙他一點都不感到內疚。他恨透了蘇聯人。我問他服過役的軍艦的名稱，他告訴了我。我問他艦上載有哪些武器，他說出了蘇聯人當時擁有的幾種最為先進的裝備。我遞給他紙筆，他畫出的草圖準確得令人吃驚。我問他懂不懂訊號。他懂得很多。他是個稱職的通訊兵，用過蘇聯人最新的玩意兒，雖說那已經是一年之前的事了。我問他：“幹嗎要找英國人？”他回答說他認識“幾個英國人，在列寧格勒”——是去友好訪問的英國海員。我記下他們的姓名和所在船名，回到辦公室給倫敦發了一封急電，因為在勃蘭特被驅逐出境之前，我們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第二天晚上，勃蘭特船長已經在薩里61的一處安全屋接受嚴格的盤查了。他即將從事的職業非常危險。他對波羅的海南部沿岸大大小小的海灣瞭如指掌；他朋友眾多，其中有老實的拉脫維亞漁民，有黑市販子、小偷，還有心懷不滿、逃避社會的人。他要提供的，恰恰是倫敦在遭受近期損失後亟需的——建立一條經由波蘭、德國進出蘇聯北部的新供應線的機會。

說到這兒，我得向你介紹一下當時的情勢——關於圓場，還有我自己為了在圓場生存下去而付出的努力。本出事之後，我的情況一直不太明朗——他們可能會提拔我，也可能把我趕出去。時至今日，我覺得自己能留下來得感謝史邁利在幕後的干預，雖說當時我並不知情。假如人事組的頭兒能說了算，不出五分鐘我就會被開除。我在軟禁期間擅自脫逃，明知本和斯黛芬妮關係親密卻知情不報；雖說我並不情願接受本的求愛宣言，但在這件事情上我怎麼也脫不了干係，所以我活該見鬼去。

“我們覺得你可以考慮去英國文化協會62。”人事組的頭兒惡聲惡氣地說道。他叫我去談話時連茶都沒倒一杯。

但史邁利為我說了情。看來他覺得年輕衝動的我還有潛力可挖，而且他手下有一支規模不大、由散佈歐洲各地的秘密情報來源組成的私人隊伍。上頭對我寬大處理還有一個原因——但即便是史邁利當時也不可能知道——叛徒比爾·海頓掌管的倫敦站勢力急劇擴張，幾乎壟斷了圓場在全世界範圍開展的所有行動。就算史邁利懷疑的眼神還沒集中到比爾身上，他也已經確信圓場五樓的核心圈子裡豢養著莫斯科中心的一隻“地鼠”。史邁利決心要組建一支情報員隊伍，他們年紀輕、級別低，怎麼也不可能是他的懷疑物件。萬幸的是，我就是其中之一。

幾個月來我似乎被遺忘了，整天在後面的大房間裡打下手，替白廳的客戶們幹些評估分發低密級報告的活兒。我沒有朋友，無聊透頂，越來越覺得人事組的頭兒是不是打算把我整死。讓我喜出望外的是，他突然召我去辦公室，當著史邁利的面說要把我派駐到蘇黎世當助理。我的上級是一位能幹的老手，名叫埃多斯，據稱此人對我的原則是“學不會游泳就淹死好了”。

不出一個月，我在蘇黎世老城區的一所小公寓裡安頓下來，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我的情報來源中有一個在日內瓦蘇聯使館的海軍武官，此君愛列寧，但更愛的卻是個法國空姐；一個在洛桑的捷克軍火販子，因為向全球恐怖分子供應武器炸藥而深感良心不安；一個來自阿爾巴尼亞的百萬富翁，他在聖莫里茨63有座小別墅，冒著生命危險回到祖國發展以前家裡的傭人；一個緊張兮兮的東德物理學家，他隸屬埃森64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65，私下裡皈依了羅馬教廷。我對波蘭駐波恩66大使館的竊聽搞得挺不賴，還監聽了巴塞爾67的兩個匈牙利間諜的電話線路。另外，當時我開始覺得自己真的愛上了梅布林。她最近剛轉到審查組，是低階官員酒吧裡深受眾人愛慕的物件。

史邁利對我的信任並沒有白費。由於我在前方付出的努力，加上他在後方堅持執行嚴格的“需者方知”68原則，我們成功地網羅到了很有價值的情報，甚至將它們傳遞到了能真正利用情報的人手中——你要是知道這兩個條件同時得到滿足有多麼不容易，肯定會感到很驚訝。

於是，像這樣過了兩年之後，漢堡的位置空出來了——一個人的職位，直接聽命於倫敦站。不管別人願不願意，當時倫敦站儼然已成為情報部的行動樞紐。史邁利很大度，支援我申請這個職位，儘管私底下他對不斷攬權的海頓持有保留態度。我費了許多心思，沒有魯莽行事，而是想法子提醒人事組的頭兒我有在海軍工作的經歷。我並沒有一五一十地挑明，而是故意讓他感覺到我已經厭煩了史邁利那種老派的謹慎作風的束縛。這法子奏效了。他把漢堡的職位給了我，以為我也是海頓的支持者。當天晚上，我和梅布林在比安希餐館吃了頓浪漫的晚餐，然後上了床，這對我們倆都是第一次。

一切在我眼中都順順當當，這種感覺在我檢視自己新的“存貨”清單時又增強了。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到名單上有個人叫沃爾夫·迪特里希，化名“勃蘭特船長”，他在我新執導的這班演員中是個主角。我們現在說的已經是六十年代後期了。比爾·海頓掌權的時間還剩下三年。

漢堡對英國人而言一直是個好地方，那時候更是從事間諜活動的理想場所。經歷過蘇黎世湖畔的文雅氛圍之後，漢堡這座城市顯得活力四射，到處都洋溢著海風的氣息。舊日漢薩同盟69與波蘭、北俄羅斯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聯絡依然非常活躍。我們這兒有商業，有銀行業——哦，蘇黎世那邊倒是也有。但我們這兒還有航運業，有移民，還有冒險家。我們這兒多的是浮華與粗俗。我們是德國的賣淫業和新聞業之都。我們的門前是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70掩映在丘陵間的低地，這兒有橫著刮的暴風雨、紅色的農莊、綠色的田野，還有烏雲密佈的天空。每個人都是待價而沽的。直到今天，誰要是想收買我的靈魂，只要趁著我在堤岸上艱難跋涉過之後，送上一大罐呂貝克啤酒、一聽醃鯡魚和一杯德國烈酒就行。

這份工作的其他方面也同樣讓人舒心。我的身份是負責航運業的領事助理內德。我那簡陋的辦公室是一棟漂亮的磚砌小屋，掛著黃銅門牌，去總領事館很方便，但出於謹慎的考慮，那是棟獨立的房子。從海軍部借調來的兩名職員為我做掩護工作，並嚴守秘密。我有一部無線電臺，還配了個來自塞普勒斯的譯碼員。雖然我跟梅布林還沒訂婚，我們倆的關係也已經到了一定的階段，不管我什麼時候回倫敦向比爾·海頓或是他手下的哪位副職請示工作，她都會特意為我做好準備。

如果要和手下的情報員見面，我在韋靈伯特71區有一所安全公寓，下方正對著一片墓園。公寓樓下是一對已經退休的德國老夫婦經營的花店，早在“二戰”期間，他們就是我們的人了。花店最忙的時候是星期天，每到星期一早晨，住宅區的一幫孩子會排著隊把他們昨天賣出去的花再賣還給他們。我從沒見過比這兒更安全的地方。白天的時候，從早到晚都會有靈車、帶篷的貨車和送葬隊伍從我們門前經過。但到了夜裡，這地方確實像墳墓一樣安靜。即使是勃蘭特船長這樣的外國人，穿上黑衣、戴上黑帽也能毫不起眼地晃進花店前的磚砌拱廊，一手拎著旅行推銷員的那種公文包，通通作響地大踏步走上樓梯，來到我們標著“Büro”72字樣、看起來再合法不過的大門前。

我還是繼續叫他勃蘭特好了。有些人就算名字再怎麼換，別人記住的也只有一個。

不過，我皇冠上的寶石卻是瑪格麗特號——或者按照我們用英語的叫法——雛菊號。她是一艘四十英尺長的艙房式遊艇，由瓦疊式外殼的雙頭漁船改裝而成，設有一個操舵室、一個主廳，水手艙裡有四個鋪位。後桅和船帆能保持船身穩定，不致傾翻。船體是深綠色，船舷上緣是淺綠色，艙房頂部則是白色。她是為便於從事秘密行動而建造的，並不以快速見長。在光線不佳、波濤洶湧的水域，用肉眼根本看不到她。雛菊號的甲板船具很少，船身緊貼水面，在雷達螢幕上顯示出的影象沒有一點兒威脅，尤其是在氣候惡劣的情況下。波羅的海是片險惡的水域，水不深，而且沒有潮汐。即便只是刮點小風，這裡也會掀起兇險的巨浪。雛菊號以十節速度加足馬力航行的時候，就會搖搖晃晃，發出豬嚎似的噪聲。全船唯一快速的東西，就是那艘十四英尺長、拴在艙房頂部當做救生艇的佐迪亞克橡皮艇，艇上配備著五十匹馬力的約翰遜牌發動機，能讓我們的情報員快速登船離船。

雛菊號的停泊地是易北河畔一個名叫布蘭肯尼斯的老漁村，離漢堡只有幾英里遠。在那兒她心滿意足地停在其他模樣差不多的船中間，你都想不到她有多麼不起眼。需要她的時候，她就從布蘭肯尼斯出航，往上游開到基爾運河73，再以像爬行一樣的五節速度緩緩開上六十英里，最後進入公海。

雛菊號有一套臺卡導航系統74，可以透過岸上的從屬電臺收取訊號，但其他的船也都是這樣。從裡到外，船上沒有任何與其樸素之感不相符的東西。雛菊號的三名船員每個人都是樣樣皆能。船上沒什麼專家，但三個人都有自己的特別愛好。如果我們需要專業的排程員或是裝運工，皇家海軍就會伸出援助之手。

這麼說你就能明白，我在倫敦站有一個充滿活力的新小隊提供後援，在前方有一應俱全的資源來檢驗自己的多種技能，還掌管著雛菊號和她的船員；對於一個生來就熱愛大海的情報站長而言，能夠繼承到的一切寶貴財富我都已具備。

當然了，我還有勃蘭特。

勃蘭特來到圓場的桅杆下之前在別處幹過兩年，這段時間讓他發生了怎樣的改變，起初我覺得很難說清楚。與其說那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愈發成熟、愈發堅定之感，不如說是一種令人厭倦的戒備之心、一種過了頭的警覺——在秘密世界中待得久了，哪怕最從容不迫的人都會被打上這樣的烙印。我們是在安全公寓見面的。勃蘭特走了進來。他猛地站定，兩眼直盯著我。他認出我是誰了，咧開嘴巴大叫一聲，像蘇丹王打招呼似的緊緊抱住我。差點把我的胳膊勒斷。他哈哈大笑，笑得連眼淚都出來了。他把我推開些打量了一番，接著又把我拉回來抱住，緊貼在他的黑大衣上。不過，他自然流露的熱切之情中卻透著一絲警覺。我知道那些跡象。我在別的情報員身上見到過。

“該死的，他們怎麼啥都不告訴我，領事閣下？”他一邊喊，一邊又緊緊抱住了我，“他們在玩什麼鬼把戲？我跟你說啊，我們在那邊幹了不少好事，你知不知道？我們有能幹的人，我們把那幫該死的俄國佬整得夠嗆，知道吧？”

“我知道，”我也笑著對他說，“我聽說了。”

天黑之後，他堅決要我坐在他那輛廂式車後面的一卷卷繩子上，以能把人脖子摔斷的速度開車來到倫敦站給他買下的一座偏僻農莊。他執意要把我介紹給他的船員們，我對此也很期待。我更期待看到勃蘭特的女朋友貝拉，因為倫敦站對這個剛進入他生活之中的女人有點疑慮。她二十二歲，和他在一起有三個月了。勃蘭特看起來都快五十了。我記得那是在盛夏時節，廂式車裡面盡是小蒼蘭的香味，他剛從市場給她買了一束。

“她是個頂棒的姑娘，”我們進屋時勃蘭特自豪地對我說，“飯燒得好，做愛做得好，還想學英語，什麼都行。嗨，貝拉，我給你帶了個新男朋友回來啦！”

畫家和水手住的地方都一個樣，勃蘭特的房子也不例外。陳設簡樸，卻很溫馨；地面是磚砌的，低矮的天花板上有白色的椽子。即使在黑暗之中，這座房子彷彿也能把外面的光線引進來。壁爐裡的木柴燒得紅彤彤的，一盞船燈照出了一位女郎裸露的側身，她正躺在一堆靠墊上看書。聽到我們進屋的聲音，她興奮地跳了起來。二十二歲，看起來只有十八——她抓住我的手高興地上下搖晃時我心裡這麼想著。她穿著一件男式襯衣，短褲短得要命，脖子上那塊亮閃閃的金質護身符宣示著勃蘭特對她的所有權：這是我的女人，戴著我的標記。她的臉看著像是農民，有斯拉夫人的特徵，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愉快的神情；清澈的大眼睛，高高的顴骨，就算嘴唇不動，彎彎上翹的嘴角也帶著笑意。她光著的雙腿很長，曬成了和頭髮一樣的金色。細細的腰，高聳的雙乳，屁股也很豐滿。這個軀體簡直太美麗、太年輕了，不管勃蘭特心裡是怎麼想的，這樣的軀體根本不屬於他那把年紀的人，連我這樣的都不配。

她把勃蘭特買的小蒼蘭插進花瓶，端出了黑麵包、醃菜和一瓶德國烈酒。她的一舉一動都無心地流露著挑逗的意味，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有極大的誘惑力，這一點她要麼心裡一清二楚，要麼就是根本沒意識到。她挨著勃蘭特坐在桌旁，衝著我微微一笑，伸出胳膊摟住了他，襯衫的領口就那麼大敞著。她抓住他的手舉起來，讓我看看她的手與他相比是多麼柔嫩。勃蘭特毫無顧忌地談起了情報網的事，說到情報員和地點時都是直呼其名，貝拉則用那雙坦率的眼睛打量著我。

“我跟你說，內德，”勃蘭特說道，“我們得給亞歷克斯再弄個電臺，聽到了吧？他們把電臺拆了，換了新零件、電池，那個電臺破得很。是個帶黴運的電臺。”

電話鈴響了，他老氣橫秋地接起來說道：“聽著，我很忙，行了吧？……包裹丟給斯蒂芬，我說過了。喂，你有萊奧尼茲的訊息嗎？”

房間裡漸漸聚滿了人。頭一個急匆匆衝進來的男人有點羅圈腿，小鬍子往下耷拉著。他熱切而又純潔地親了親貝拉的嘴唇，往勃蘭特的胳膊上捶了一拳，然後自己動手盛了滿滿一盤吃的。

“他叫卡濟米爾，”勃蘭特介紹說，大拇指一挑，“他是個狗雜種，我很喜歡。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