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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旬,秀吉在名護屋突然宣佈,對大明做出讓步。

這個讓步不再是虛話,而是實打實的讓步。

七月十四日,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兩個軍團開始從釜山撤退回國;到了七月二十一日,被俘一年多的臨海君、順和君兩位朝鮮王子抵達釜山港,他們沒有多作停留,與謝、徐兩位明使直奔漢城而去。到了八月五日,他又送了一個大禮包,正式下達了在朝日軍撤退令,日軍開始有次序地緩緩朝國內歸還。

這個一貫眼高於頂的小老頭,突然之間變得格外善解人意。

日本人的這一連串讓步讓朝、明聯軍大惑不解,他們已經習慣了日本人的狡詐與不守信用,怎麼這些禽獸突然轉性了呢?

究其原因,不是什麼經濟結構上的需要,不是什麼政治軍事上的訴求,更不是社會階層的呼聲。這個理由非常單純,單純到每一個老百姓都能夠理解:

太閣大人老來得子,得好好慶祝一下。

八月三日,在大阪的側室澱姬為秀吉產下了一個健康的兒子,起名為豐臣秀賴。

秀吉想要有個自己的兒子都快想瘋了,他曾經有過一個兒子鶴松,但在壬辰戰爭前一年夭折,讓他痛不欲生,間接促成了侵朝戰爭。在鶴松死後,秀吉一直認為自己身體衰微,再也沒機會有親生兒子了。想不到這一次鐵樹開花,一擊中的,澱姬居然順利產下一個兒子。

這讓太閣大人高興得簡直要瘋了。

早在澱姬生產之前,小西行長便勸說過秀吉,說孩子即將出世,應該少動兵戈,增加福德。秀吉很迷信,生怕因為自己的殺業而讓這孩子也夭折,所以在七月底,秀吉同意釋放了兩位王子,並撤回了一部分軍隊。

等到八月三日秀賴出生以後,欣喜若狂的秀吉當即連名護屋也不想呆了,迫不及待地要返回大阪去親手抱一下自己兒子。這種時候,他變回了一個普通老人,滿心都充塞著喜悅,除了兒子什麼都不想考慮。小西行長趁機又提出撤軍事宜,這次秀吉答應得更加痛快,二話不說就批准了。

就這樣,因晉州之戰而驟然緊張的朝鮮局勢,隨著這個嬰兒的降生而戲劇性地發生了轉變。日軍從八月份開始撤軍,截止到十月底,先後有淺野長吉、毛利重政、羽柴秀勝、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福島正則、伊達政宗等大名相繼撤退,前後五萬人歸國,佔日本佔領軍的一半。

日軍的撤退在秀吉看來是大勝歸國,在明、朝聯軍眼中,卻是日本服軟的標誌,看來戰爭即將結束了。無論是柳成龍還是李如松,此時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此時明方已經接到謝、徐的報告,說“關白極其恭謹禮待, 願順天朝”,現在秀吉用實際行動證明了這一點。

原本圍繞在內藤如安與沈惟敬身邊的冷言冷語逐漸消失了,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內藤如安確實是帶著誠意去北京請降納款的。內藤如安與沈惟敬對小西行長充滿了感激,若不是他在日本的周旋,恐怕他們這輩子都要在漢城渡過了。

八月底,沈惟敬和內藤如安終於艱難地邁出了使明的第二步,從漢城向平壤進發。隨著他們後撤的,還有三萬名明軍。

這三萬名明軍,大部分屬於李如松的遼東軍編制。他們在朝鮮奮戰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已經疲憊不堪。朝鮮大臣曾經在遼東軍中聽到《山坡羊小詞》,一共十來首,都是抱怨朝鮮生活艱苦的,當時便斷言說遼東軍已無再戰計程車氣。

遼東軍的最高統帥李如松一接到撤兵的命令,半點都沒延誤,拔腿就走。八月十四日,撤到半途的李如松在黃州得到了朝鮮國王李昖的接見。

儘管朝鮮對李如松頗多微詞,但朝鮮三都八道畢竟是在這位提督手中光復的,無論如何得表達一下對恩人的感激才是。

朝鮮國王李昖一見到李如松,恭恭敬敬向他叩了三個頭。以國王之尊向一位提督叩頭,這已經大大超越了禮數的規格。李如松嚇了一跳,趕緊把李昖攙起來,說我因為糧草不繼兵馬多疲,沒有徹底把日本人趕走,真是太慚愧了。

接下來兩個人拉了半天家常,李如松人之將走,其言也善,拽著李昖絮絮叨叨叮囑了半天,說要擊敗倭寇,一定要兵精糧足云云,還指點朝鮮人在慶尚、全羅兩道應該如何防守。這時候一位朝鮮大臣張雲翼站出來大聲問:提督這一次西歸,就再也不回來了嗎?”李如松肅然道:“倭寇還沒打完了,我怎麼可能不回來呢。”

李提督食言了。他在黃州見完李昖以後,繼續帶人朝西撤去,在九月十二日渡江回到遼東,結束了在朝鮮為期九個月的征程。回國以後,因抗倭有功李如松被加太子少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五年以後,李如松在一次與韃靼人的戰鬥中輕軍深入,戰死於渾河,終其一生再沒有踏入過朝鮮半步。

在他回國之後,朝廷裡不停地有言官上書,批評他一心求和喪權辱國。此後歷代對於李如松的評價,眾說紛紜,朝鮮史書固然沒什麼好話,中國史書上也對他評價不高,貶多褒少。

必須承認,李如松在朝鮮確實有很多汙點,比如他對南兵不遺餘力地打壓;比如他對朝鮮大臣們的惡劣態度;比如遼東軍在朝鮮的軍紀劣跡斑斑;他在後期消極避戰的舉動,也廣為人所詬病。

但李如松在朝鮮戰場上的功績同樣不容抹煞。在他入朝之前,李朝只能龜縮在平安道一角苟延殘喘;在他入朝之後,三都八道相繼光復,日軍被壓縮到了釜山一地。一名將軍,以數量少於敵人、補給劣於敵人的軍隊克復三都,轉戰三千里,這無論如何都可以稱得上是名將了

無論是日本史書還是朝鮮史書,都把日軍的最後退縮歸功於李舜臣與朝鮮義軍,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評價。李舜臣和朝鮮義軍從日軍入侵開始以後一直在奮戰,戰術上的幾次勝利卻未能削弱日軍在戰略上的優勢。即便是李舜臣在海上奇蹟般的反攻,也只是延緩了日軍的推進速度,並沒從根本上扭轉局勢。

真正的戰爭拐點,恰好是在李如松入朝之後。

除了平壤之外,李如松沒有跟日軍打過幾仗,戰績上不那麼漂亮。可正所謂“善戰者無赫赫戰功”,在他的指揮之下,明軍對日軍造成了極大的外線壓力,這種壓力讓日軍在戰略上逐漸陷入被動,迫使他們從進攻轉入防守,並最終不得不撤退——要知道,這可是四萬缺衣少食的明軍對十萬日軍的戰果。

《孫子兵法》裡說:“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意思是說,擅於打仗的人,別人看不出他多麼足智多謀,也數不出什麼煊赫戰績,但他總能悄無聲息地引導自己的軍隊立於不敗之地,讓勝利看起來理所當然。

孫子說的,正是李如松這樣的人。

我們不妨作一個假設。假設李如松最終沒有入朝,那麼朝鮮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實現反攻麼?

答案顯而易見:不可能。

李提督的價值,就在這裡。

李如松走了,但也有沒走的。宋應昌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劉綎的川軍和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的浙兵留了下,協助防守慶尚、全羅兩道,總兵力一萬六千餘人。餉銀大明出,糧草由朝鮮供——畢竟日軍還有一半兵力留在了朝鮮,沒撤乾淨,必須得派人盯著。

宋應昌始終認為,明、日之間終有一戰,和談封貢什麼的只是權宜之計,當不得真。因此,一切部署都必須著眼於未來要打一場大戰。

這在戰略上是一個英明的決定,可是在政治上卻很糟糕。主戰派的人認為宋應昌卑躬屈膝,一味求和;主和派認為宋應昌存心挑釁,破壞和談——結果導致他兩邊都不是人。

更糟糕的是,主和派的中堅大將,是曾經站在背後鼎立支援他的上級——兵部尚書石星。

在戰爭爆發之前,石星是朝中最堅定的主戰派,一力主張援助朝鮮,並促成了明軍出兵。而現在戰爭進展到了這個地步,他的立場卻悄然發生了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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