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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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起床，羅想農要做的第一件事，照例是開啟電視機收看中央臺的“早間新聞”。冰島火山灰像一個折磨人的幽靈，由著性子在歐洲的上空遊蕩，昨天還不打招呼地飄向了柏林和莫斯科，今天卻突然地改了主意，往愛爾蘭上空轉向了。還有訊息說，如果火山灰有更大規模的爆發，可能連亞洲地區都不能倖免。

小羅泊正在院子裡刷牙，聽到電視機裡播報這條訊息，牙膏沫子都來不及吐乾淨，趕快奔進堂屋，全神貫注地看畫面。

“冰島火山為什麼只有灰，沒有溶岩？”他問羅想農。

“這我不清楚。我不研究地質。”羅想農老老實實回答。

“真希望冰島成為第二個龐培。”小傢伙自言自語。

“為什麼？”羅想農吃驚。現在的孩子，你永遠都猜不透他們腦瓜子裡面想些什麼。

“三千年之後挖出來，不又是一個人類文化遺產嗎？”

“可是火山下的冰島人不是要統統滅絕了嗎？”

小羅泊想了想：“那也是，太慘了。”

他話題一轉，問羅想農：“火山灰不散，麥子姑姑就永遠跟我們天各一方？”

羅想農哈哈大笑，抬手摸他的圓溜溜的腦袋：“你很會用詞啊！怎麼可能是永遠？塵埃總會散去，天空總會晴朗，麥子姑姑總會出現在你我的眼前。”

羅泊嘆口氣：“時間拖久點最好，我可以多請幾天假，我對上學的事情膩透了。”

羅想農很吃驚小傢伙的直言不諱。上學讀書的確是一件辛苦的事，中國的學生們普遍厭學，老師們用“分數”這個殺手鐧輕而易舉地制服了學生和家長，把無數原本幸福的家庭拖向了深淵。就說小羅泊吧，從小缺失了母親的管教，屬於聰明但沒有常性的孩子，背書抄寫最被他排斥，考試成績從未進入班級前二十名，做父親的羅衛星時不時地要被傳喚到學校去，接受那個二十郎當歲的小女老師的無情訓斥。

羅想農說：“可是你請假久了，功課就拉得多了，下回考試交白卷怎麼辦？”

羅泊很有把握地搖搖頭：“不會，我只要下死勁背兩天書，考九十分不成問題。”

羅想農委婉地責備他：“你多下點死勁，多背兩天書，考個一百分不好嗎？”

羅泊叫起來：“上去容易，下來就慘啦，大人們都是這樣，只准天天向上，不允許掉頭往下。偶爾考個一百分是小事，回回都要考一百分，那不是要我的命了？”

羅想農驚訝地想，這小傢伙不簡單，小腦袋瓜兒裡藏著做人做事的韜略呢。他又想，這輩子他只有婚姻沒有兒女，這是幸運還是不幸？如果他有一個羅泊這樣的孩子，他會如何對付？他有能力獨自一個人把他的孩子撫養長大，教育成人嗎？

手機在沙發扶手上跳起來，同時響起了一種電子合成的、沙啞而又怪異的笑聲：“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羅想農好半天才反應過來，這是他的新的手機鈴聲。他無可奈何地瞪了羅泊一眼：“你能不能別再動我的手機？”

羅泊笑嘻嘻的，振振有詞：“不好玩嗎？笑聲會使人年輕哦。”

他哭笑不得，拿起手機，按了接聽鍵。

是教研室小彭打過來的，關於專案申報的事。小彭是羅想農的博士研究生，本科比喬麥子要低個四、五屆，一路跟著羅想農讀下來，前不久也評為教授了，也開始獨立帶博士生了。

“今年的專案申請表已經發到教研室，要求儘快填好上報。是國家專案，專案經費也比較可觀。”小彭在電話裡簡單地報告。

國家專案很重要，幾乎每一個老師都會全力爭取。他們學校裡有個很奇怪的考績標準：拿到國家專案才算教研成果，省裡和學校裡的都不算，連國際專案都不算。很多老師憤憤不平，抗議和反對這種偏狹的做法，沒用，慣例一旦形成，打破它就是天方夜譚。

專案年年都有，經費年年增加，看你有沒有本事拿到。有專案在手，僱人添裝置出差出國甚至餐費通訊費買電腦買影印機買紙張的費用，統統都有了著落，可以用“專案經費”的名義報銷，可以大大的豐富教授學生的業餘生活，還可以憑著專案評上“特聘教授”，享受“特別津貼”。但是專案也是燙手的山芋，如何爭取、如何使用、最終如何結項交差，這都是學問，要費心費力，煩不勝煩。

羅想農問小彭：“幾頁？”這是問專案申請表格的頁數。填表是一項重大工程，理工科出身的人尤其憷頭。前期成果，研究意義，研究開展，研究內容……誰能分得清這幾個片語之間的微妙差別？

嘩嘩的翻紙聲。這是小彭在點數。“二十八頁。還好吧？”回答是小心翼翼的，怕羅想農發怒，知難而退。羅想農是學科帶頭人，如果他打了退堂鼓，下面的助手們就沒戲唱，整歇，明年一年甚至之後幾年的科研經費都沒了著落。

羅想農心裡的火已經在嗤嗤發響地往上冒了。不要專案吧，是他無能，不入流，三兩年一過，即刻就成了本專業被淘汰的人物，一切都靠邊站，連博士生都只能招別人挑剩的。要到專案呢，緊箍咒從此戴上了頭，沒完沒了的填表格，報進度，檢查，彙報，總結，恨不得詳細到每一日每一小時都有些什麼發現，幹出了什麼成果。高度的教研成果的量化考核，把高校教授們折騰得永無安寧之日。

羅想農現在很懷念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大學時光，那時候國家經濟還是一頭沉睡的怪獸，人們沒有被追咬的恐懼，可以悠閒地讀書，輕鬆地授課，挑選自己感興趣的課題做研究，不慌不忙，閒庭信步。那時候校園裡的空氣是純淨的，清涼的，飽含著書本的芳香和思想的甘美的。那時候他帶著一群年輕人跑去武漢水生所的白鰭豚養殖場，一住就是一兩個月，做人工飼養狀態下的白鰭豚的“聲行為研究”，做聲譜圖，做腎上腺素的測試，做疾病防治的報告。他們的生活簡單，使用的器材和交談的語言也簡單，但是他們的研究成果卻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也正是因為那些可愛的白鰭豚，他和喬麥子，他們在江水的濤聲裡結合，在淚水和悲傷中，彼此安慰，靈魂入轂，完成了人類行為中的重大儀式。

小彭在電話中再次詢問：“報嗎，羅老師？”

羅想農閉上眼睛，靜默了三秒鐘的時間，睜開來，疲憊而無奈地吩咐：“報吧。你先填個草稿，發過來我再修改。”

“要有你的簽名呢。你什麼時候回來？只有一星期時間，過期不候的。”小彭有點著急。

“我爭取。”他答應，小心不把話說死。

如果一星期之內喬麥子不能趕到，母親的骨灰還沒有下葬，他就分身無術了。專案年年都有，母親的葬禮一輩子只有一次，輕重緩急他分得清楚。

實在不行，小彭還可以開車把表格送過來。高速公路，一來一回不過六七個小時。現代化生活是一把雙刃劍，破壞了很多事，但是也在成就著更多的事。

臨近中午前，羅想農出門，沿著江岸鎮上一條塵土飛揚的水泥路，走過幾個賣油鹽醬醋的小超市，走過一個家電修理部，兩家服裝店，一家日雜用品店，一家鮮花水果店，穿過一片小小的停車場，踏進袁清白名下的那家江鮮土菜館。

飯館經理還認識他，曉得他是袁老闆的好朋友，剛剛過世的“楊先生”的大相公。生意人靠的就是眼力好，嘴巴甜，食客只需要來一次，下回再來，便是熟人。

經理的模樣奇特，長得呲牙咧嘴不說，還瘦，瘦得三根筋絆著一個頭，好像存心要把自己虐待成這副慘樣，好證明自己守著一個飯館而沒有偷吃扒拿。

羅想農說：“要一個黃酒燜肉。再炒兩個小炒，你搭配著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