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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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從來不想讓我成為警察，尤其是一名芝加哥警察。我父親經常把這城裡的警察說成是“為了蠅頭小利而出賣自己的人”。他以前曾是一名工會會員，被那些警察們毆打過，還被關進了監獄，因而他一直非常憎惡芝加哥的政客們。無論是管轄一個區的小政客，還是大到管轄芝加哥市的大比爾·湯普森，在父親看來他們全是一丘之貉。而湯普森與其說是城市的“締造者”，還不如說是一隻“醉貓”更為恰當。

如果我肯脫離警察局，這一定是最能讓父親開心的事了。在他去世的前幾年，這件事一直像一堵巨牆橫立在我們父子之間。我的警察生涯也許是他殞命的主要原因，不過究竟是怎樣的情形，我也心中無數。在他自殺的那天晚上，他甚至連一張便條都沒有給我留下，就用我的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家族——黑勒一脈來自於德國東部的黑壘地區，我們的家族姓氏也是由此而來的。十九世紀初期，所有生活在德國的猶太人都被強令放棄他們以前的姓氏，改換成由地名或職業而來的姓氏。如果我不姓黑勒的話，那麼今天我很可能就姓泰勒了社會的孤立的封閉體系，個人與他人之間本質上是一種衝突，因為我的曾祖父——傑克普·黑勒，曾做過裁縫。

那是一段艱難時日。為了修建鐵路和發展工業，傳統的家庭作坊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機器的使用給社會帶來了大量閒置的勞動力。無論是從前以織布為生的年輕人，還是靠牛車運輸養家的壯勞力，生活都難以為繼。失業率飛漲，同時農業的欠收使得糧食的價格翻了一番。許多人不得不背井離鄉，飄洋過海去了美國。我的曾祖父堅守著他的生意，儘管他的生意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不過好在他還與黑壘那些富裕的猶太人——高利貸者、銀行家、企業家有固定的生意聯絡。一九四八年，整個黑壘地區捲入到政治性的狂潮之中，我的曾祖父只能冷眼旁觀事態的發展，因為他根本不能捲到這場風暴中去，那些上層社會的主顧可是他的衣食父母呀。

正在他進退兩難之際，一封來自維也納的信輾轉到了曾祖父的手上，他的弟弟阿爾伯特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那場反抗邁特內克的叛亂中被殺死了，他把他的全部財產交由維也納猶太改革派的拉比·孔恩暫時保管。考慮到當時動亂的局勢，曾祖父決定親自去維也納取回他弟弟留下的遺產。在維也納，他在拉比·孔恩家裡住了幾天，並深深喜歡上了拉比一家人。博學的拉比和他友善的家人使曾祖父自願留在了那裡，然而，後來拉比一家卻被極端的正統宗教主義者給毒死了，曾祖父只好重返黑壘。

所有這些給曾祖父以沉重的打擊：政治的恩怨是非使他的弟弟死於非命；在維也納，他又親眼目睹了猶太人自相殘殺的慘象。他一直是一個講究實際的生意人，政治上尤其在宗教信仰方面，他更傾向於改革派。可是在拉比一家慘死之後，他放棄了宗教信仰，成了一名叛教者，猶太教也從此從我們家中銷聲匿跡了。

離開黑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繼續生活在那裡日子會更加艱難。一八四八年以後，秘密警察的觸角無所不至，這使得人們惶惶不可終日。而那些猶太教的正統極端分子們對曾祖父的叛教行為恨得咬牙切齒，向他的那些有錢主顧們散佈說，曾祖父的弟弟是個激進主義者。於是那些有錢人就不再光顧曾祖父的裁縫店了。一般性的小生意又很難維持家用。最終，曾祖父決定舉家遷往紐約，那時候我的祖父哈蘭姆只有三歲。一八五○年，曾祖父一家四口移居美國。

祖父哈蘭姆少年時就在家中的裁縫店裡幫忙。這本可以成為他以後發家的起點，可是哈蘭姆並沒有這樣一直幹下去。在祖父十三歲那年，他參加了聯邦軍。像當時許多年輕猶太人一樣，祖父希望能以自己的這一舉動證明自己的愛國主義立場：當時猶太人被普遍看成是一個食利階層，為了修正這一對猶太人不公正的看法，祖父英勇作戰，結果在葛特斯堡一役中雙腿中彈。

他又返回了紐約。在他離家期間，他的父親長期被疾病折磨，最終死在醫院裡，他的母親也在十年前死去了。當時，他的兩個兄弟和妹妹正在為家產鬧得不亦樂乎，最後安娜姑媽帶著大部分的家產一聲不響地離開了紐約，此後一直杳無音信。祖父的兩個兄弟，傑克比和本傑明一直生活在紐約，但行同陌路，他們也很少探望祖父——一個孤苦的破子。好在祖父後來，在服裝區中一家以殘酷壓榨工人而聞名的工廠裡找到了一份差事，他才沒被餓死。

一八九一年，祖父娶了諾米·裡維特茲為妻，祖母也在一家工廠裡做工。我的父親，馬哈隆，出生於一八七五年。兩年之後，我的叔叔路易降生了。在一八八四年，祖父因積勞成疾無法再勝任工廠裡的非人生活，不得不回家照顧兩個孩子，而祖母繼續為一家人的生計賣命。又過了兩年，一場大火吞噬了祖父一家租住的公寓樓，很多人葬身火海。祖母把父親和叔叔安全地救出來以後，她又返身去尋找祖父，這一次他們誰也沒有出來。

父親的安娜姑媽——自稱是拿了她那份應得的財產——在離家多年以後又和家裡其他人重新取得了聯絡，讓他們知道她現在的“風光”，於是父親和叔叔就被送到了芝加哥安娜姑媽那裡。下了火車，又換乘街車，這兩個大睜著好奇的眼睛的男孩並沒有被送往芝加哥的猶太人聚居區——懷斯特區愚之別。，而是被送到了城裡著名的紅燈區——利維區。在那裡，“按摩中心”、“理容中心”的牌匾隨處可見，既有城裡最著名的“伊娃林格俱樂部”——由伊達和瑪納姐妹倆開辦，也有數不清的名聲不佳的下等妓院。他們那位“風光”的安娜姑媽就是一家下等妓院的鴇母。

當然，安娜姑媽不是那些操皮肉生涯的最底層妓女，她在那些一家緊挨著一家的下等妓院中擁有“風光”的一席之地。那些小妓院的建築都十分劣等，其中的一家曾一度由警察局的總監所有，其他幾家由曾五次連任芝加哥市長的卡特·哈里森所有。街上還有一家一家的簡易房流射出事物的影象，作用於人的感官和心靈，便產生感覺和，裡面僅有一張床和一把椅子，床是為妓女和她的主顧準備的，椅子可以用來存放主顧的褲子。透過牆上的暗門或房門，一名不速之客經常會在讓人尷尬的時候闖入，收取一筆額外的費用，通常主顧都會乖乖地付錢。

在街區的另一端就是“伊娃林格俱樂部”以及在它前面的歸凱莉·華特森所有的上等技院。在三層的棕色樓房裡，有五個客廳，每間客廳又有五個不同的入口。此外，裡面還有二十間臥室，一間檯球室，以及一個地下保齡球場。粉紅錦緞的室內裝飾、真絲的睡衣、亞麻床單、放在銀質酒桶裡的葡萄酒，以及用於啜飲的金質高腳杯……這一切顯得是那樣的“富麗堂皇”。

再拐過來就是安娜姑媽的妓院了，裡面也提供葡萄酒，總共十幾個女孩在早餐時喝她們的葡萄酒。那時大約是一點左右，她們圍坐在桌旁啜飲她們短暫一天中的第三頓（至少是第三頓）“液體食品”。每天中午，黑人女傭把這些“殘花敗柳”從床上叫起，靠著苦艾酒的效力她們進行梳妝打扮，然後下來吃早飯。不大一會兒，這些女孩就成雙成對地坐在窗前向過路的男人拋媚眼了。如果有人感興趣的話，他們可以湊到窗前看看那些女孩穿的“衣服”——那也叫“衣服”！她們通常袒胸露背，這樣買賣很快就成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四、五點鐘，姑娘們的“生意”才告一段落，她們要麼找本小說催眠，要麼喝得爛醉如泥。

安娜·黑勒手下的姑娘們都過著這樣一種渾渾噩噩的生活。安娜知道如何吹噓自己對待姑娘們是多麼的關心體貼，儘管馬戲團馴獸那樣的場面一個月總會上演三、四次。天知道那些姑娘是怎樣才從安娜的謊言中活下來的！在安娜自己居住的那所房子裡，她豢養了六名黑人“紳士”。她還經常去其他城市為自己的生意招募新人，透過向那些十三到十七歲的女孩許諾，讓她們當上演員來騙她們上鉤。騙人的伎倆是千變萬化的的，不過那些女孩上鉤後的結局是一成不變的。女孩總是被一絲不掛地鎖在房間裡，被那六名黑人“紳士”強xx。要不了多久，女孩就會聽憑“生活”的擺佈，早餐時靜靜地坐在那裡喝葡萄酒了。據說事情總是這樣週而復始的。

父親不喜歡他的姑媽，更不喜歡她的“生意”，以及她對待那些女孩的粗暴方式。她經常扇那些喝醉了的女孩的耳光，叫她們“賤貨”，還經常從她們的手中搶走顧客塞給她們的小費。安娜也同樣不喜歡父親瞪視她的眼神，一種不加掩飾的輕蔑眼神，就像一塊靜穆的石頭一樣，我父親常以這種方式表示他的憎惡，為此父親也常常捱打。

安娜和我的路易叔叔倒相處得十分融洽。妓院的客廳是一個有趣的地方，不過只有上等妓院的客廳才能偶爾吸引到諸如政客、成功的生意人、銀行家這樣的大主顧。路易一定是對這些人的生活方式著了迷，或者是被他們表面上的排場吸引住了，由此而薰陶出了對資本主義的熱愛。當然，安娜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擁護者，所以路易叔叔也許是從她身上汲取了這一點。透過安娜對那些難得一現的政客和貴客們的巴結奉迎中，路易學會了如何拍馬屁，並把這一招用在了安娜身上，以此來滿足她那種病態的虛榮心。這一招很有效，當我父親三年後被迫輟學充當妓院守門人時，路易叔叔卻被送到了東部的一所寄宿學校裡。

父親也因此不喜歡路易叔叔，路易叔叔卻假裝為此一無所察，至少在他離“家”去東部的寄宿學校以前是這樣的，如果那樣一個齷齪的地方也可以被叫作“家”的話。安娜和父親只在一點上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他們都對警察深惡痛絕。父親討厭看到巡警每週來收取兩美元五十美分的保護費，此外還得有烈酒、食物、女人作陪。安娜也討厭白搭上兩美元五十美分，以及她的酒、食物和姑娘。那些畜生似的巡警不是惟一吃白食的人，來自哈里森警察局的警官們也常常伸手要錢，還有那些站在他們背後的政客們。由此父親恨那些卑劣的政客們，而他的弟弟路易卻對他們的生活豔羨不已。

從寄宿學校畢業以後，路易叔叔便被他的安娜姑媽送到西北部繼續深造。安娜深以她的這一個侄兒為榮，每次都會帶著她心愛的侄兒去參加第一區舉辦的聖誕舞會。在那裡，達官顯貴和名流政要們歡聚一堂。路易不僅能一睹本地名門顯要們的風采，還可以和那些銀行家、律師、鐵路公司總裁以及那些成功的生意人、警長，甚至專員等政界要員伺機搭訕幾句。當然，這樣的場合也同樣少不了皮條客、鴇母、妓女、小偷、大煙鬼這樣的社會渣滓。所有的人都經過了喬裝改扮，男人們往往扮成彬彬有禮的騎士或是威力無比的大力士，女人們往往裝成印地安少女、埃及少女或是日本少女。報紙上將他們的這些喬裝術貶斥為芝加哥社會的“縮影”。舞會通常在聖誕節前幾天舉行，每一次都將芝加哥的圓形劇場擠得水洩不通，每年至少有兩萬五千美元因此而流入哈蒂和巴斯豪斯的腰包之中。

舞會通常由第一區的芝加哥民主黨參議員約翰·考福林擔任嘉賓主持。他穿著奇異的服裝，佩戴淡紫色領結，斜披紅色綬帶，高聲朗誦一兩首他自己寫的格調不雅的“大作”。萊威俱樂部的掌舵人——哈蒂·迪克是舞會上的另一個焦點人物。他是一個聰明的小個子，一邊吸著雪茄活動具有先驗的構造能力，經驗世界的統一性，正是透過意，一邊不失時機地為他的弗克曼交易所招攬生意。在他的努力下，芝加哥每張選票的收買價格固定為五十美分。由於舞會上這些“風雲人物”的露面，伊利諾斯州刑偵報告將第一區的聖誕舞會稱為“年度地獄狂歡節”。哈蒂·迪克對此不屑一顧，他說：“芝加哥可不是膽小鬼混日子的地方。”

當路易叔叔被第一區的聖誕舞會迷得神魂顛倒時，父親早已遠走他鄉了。在一八九三年，當芝加哥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召開的時候，安娜·黑勒的生意也隨之紅火起來，她也因此欺騙更多的姑娘上了賊船，並持續不斷地使用她的“大棒政策”。棍棒既對姑娘們用，也對我的父親使用。當時，梅毒已經開始侵入安娜姑媽的大腦了，這也許是她行為變態的原因所在。在他的姑媽毫無人性地虐待一名年輕女孩之後，父親岩石般靜默的輕蔑終於像火山似的爆發出來，安娜拎著一把菜刀衝向了父親，他肩膀上留下的傷疤有五英寸那麼長。過了許久，安娜姑媽才找醫生來為父親療傷，後來父親就搭上了開往南部的貨車。

在第一一五大街附近，父親被趕下了火車，成了附近普曼工廠的一名工人。一年之後，他參與罷工，並由於他的強硬立場使得他在罷工結束以後丟掉了飯碗。

這段經歷由此成為爸爸工會工作的起點，他在靠近懷斯特區的希伯來工人工會中工作過，又在靠近北部的沃布里茲工會里幹過，後來成了一名工會的組織者。他換過很多家工廠，無論在哪裡，他總是工會活動和罷工運動中的骨幹分子。

路易叔叔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現在他已經是“道維斯銀行”的信託部主管了，這家著名的銀行是由擔任過柯立芝時期副總統的查理·蓋茨·道維斯一手建立的，它的正式名稱是“伊利諾斯州中央信託公司”，這是芝加哥銀行的翹楚之一。安娜姑媽在路易叔叔從西北學院畢業的那一年死於精神病院，所以路易叔叔順理成章地繼承了一大筆遺產，不必經歷白手起家的艱難歷程了。儘管這筆錢是來自於下賤的妓院和賣身的妓女，路易叔叔還是藉此搖身一變，把自己汙穢的過去留在了身後。

因而我父親和叔叔之間的會面總是充滿了火藥味兒，一個是前途無量的年輕銀行職員，一個是致力於工會組織的激進工人，通常他們的會面是以父親高喊口號，叔叔沉默不語而告終。叔叔慣常以一言不發的方式表現他對父親言行的蔑視態度，他認為自己根本無須屈尊回答父親的問題，有意思的是這一默不做聲的反抗方式一向是父親的專長。父親除了參與工會活動以外，一直是一個能剋制自己脾氣的人，就好像是在饑荒年代吃到了一塊根本無法下嚥的肉卻又不得不把它硬嚥下去一樣。可是對叔叔，父親總是大吼大叫，發洩自己的怒氣。沒過多久，他們兩個就不再碰面了，因為他們根本就是生活在兩個圈子裡的人。

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父親墜入了情網。儘管他沒有受過像路易叔叔那樣的正規教育，可他開始自學。在工會組織引導他閱讀有關歷史和經濟方面的著述以前，他就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也許這就是父親自負和自卑雙重性格的來源所在，所有自學成才的人都有一種不安定的自負情緒。不管怎麼說，正是他在紐伯利圖書館裡自修課程使他結識了珍妮特·諾蘭，另一位自修課程卻不自負的姑娘。她是一個長著一頭紅髮，體格孱弱的漂亮女孩。實際上，正是由於她不時發作的病症使她不得不從學校退學，開始自學。我一直不清楚她的病症根源究竟在哪兒，後來我逐漸推斷出可能是心臟病。她的脆弱體質更加重了父親對她的愛戀，因為大仲馬和狄更斯一直是父親最喜愛的兩個作家。後來，父親曾向我表白，他一直以為《茶花女》和《三個火槍手》同出自於大仲馬的筆下，過了許多年他才知道，原來大仲馬和小仲馬是兩個不同的作家。

就在珍妮特和父親決定去法庭公證結婚後不久，父親就獨自一人上了法庭，後來又被關進了監獄。他的工會工作經常使他與警察發生衝突，這一次他是因一起紡織廠的罷工事件而被捕，並被判在佈德雷爾監獄關押一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