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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三個都不想作英雄。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還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單刀赴會》那些故事中;有那麼一個時期,他們的確被這種故事迷住過;現在一想起來,便使他們特別的冷淡,幾乎要否認這是自己的經驗,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經偷過媽媽一毛錢那樣。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漢奸。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隨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們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與漢奸之間,只還有一個縫子留給他們——把忠與奸全放在一邊,低首去作行屍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極難堪的時節可以喝兩杯酒,醉了就矇頭大睡。這很省事,而且還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鑽到這縫隙中去,的確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論力氣,三個人湊在一起,不過只能搬起一塊石頭來。就說能把塊石頭丟擲去,而恰好能碰死一個敵人,有什麼用處呢?三個人絕對抵不了成群的坦克車與重炮。論心路,三個人即使能計劃出救亡綱要來,而刺刀與手槍時刻的在他們的肋旁;捆赴行刑場去的囚徒是無法用知識自救的。簡直無法可想。王文義是三個中最強壯的一個。差一年就在大學畢業了;敵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夢。假若他願意等著文憑與學士的頭銜,他便須先承認自己是亡國奴。奴才學士容或有留學東洋的機會,當他把祖宗與民族都忘記了的時候。他把牆上的一面小鏡打得粉碎,鏡中那對大而亮的眼,那個寬大的腦門,那個高直的鼻子,永將不能被自己再看見,直到國土收復了的一天。忘了祖國與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個英雄,可是隻有犧牲了自己才算是認識了這時代給予的責任。這時代意義只能用血去說明。

他把範明力和吳聰找了來,兩個都是他的同年級而不同學系的學友。範明力的體格比不上王文義,可也不算怎樣的弱。眼睛不大水靈,嘴唇很厚,老老實實的象箇中年的教師似的。吳聰很瘦,黃黃的臉,窄胸,似乎有點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說他有病。他的神氣比他的身體活潑得多。

“有了辦法沒有?”王文義並沒有預備下得到什麼滿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卻是想說出他的決定。

範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著,作為不便說什麼的表示。

“我們逃吧?”吳聰試著步兒說,語聲不象往日那麼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給管束住。

“逃?”王文義低聲的問,而後待了半天才搖了搖頭:“不,不能逃!逃到哪裡去?為什麼逃?難道這裡不是我們的土地?”“我也這麼問過自己,”吳聰的語聲高了些,“我並不一定要逃。我是這麼想:咱們死在這裡太可惜,而且並沒有什麼好處。”

“是的,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可惜;三個人的力量太小,無益。”王文義點著頭說。忽然,他立了起來,提高了語聲象個演說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話似的:“可是,亡國奴是沒有等級的,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洋車伕沒有絲毫的分別,再從反面來說不願作亡國奴的也沒有等級,命都是一樣的,血,沒有高低;在為國犧牲上,誰的血灑在地上都是同樣的有價值。愛國不愛國,一半是決定於知識,一半是決定於情感。在為民族生存而決鬥的時候,我們若是壓制著情緒,我們的知識便成了專為自私自利的工具。保護住自己,在這時候,便沒有了羞恥。站在鬥爭的外邊,我們便失了民族的同情與共感。去犧牲,絕不僅是為作英雄;死是我們每個人應盡的義務,不是什麼特別的光榮。想偷生的人說死最容易,決定去犧牲的人知道死的價值。我不逃,我要在這裡死。死的價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與原因,去定重輕。”“我明白了你的意思!”範明力的厚嘴唇好象是很吃力的樣子掀動著。“死不為是急速結束這一生,而是把一點不死的精神傳延下去。”

“我再說,”王文義的寬腦門上漲出些紅亮的光:“我不是什麼英雄主義,而是老實的盡國民的責任。英雄主義者是乘機會彰顯自己,盡責的是和同胞們死在一塊,埋在一塊,連塊墓碑也沒有。”

“好吧,”吳聰把窄胸挺起來,“說你的辦法吧!我願意陪伴著你們去死!”

“我們先立誓!”

吳範二人也都立起來。

“吳聰,範明力,王文義,願為國家而死,爭取民族的永遠獨立自由;我三人的身體與姓名將一齊毀滅,而精神與正義和平永在人間!”

“永在人間!”吳範一齊應聲。

一種純潔的微笑散佈在他們的臉上,他們覺得死最甜蜜,犧牲是最崇高的美麗,全身的血好象花蜜似的漾溢著芬香。他們心平氣和的商議著實際的辦法。最難決定的——死——已被決定了,他們用不著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須把最高的智慧拿出來,用智慧配合著勇敢,走到那永遠光明的路上去。他們耳中彷彿聽到了微妙的神聖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們的言語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動。象是回應著那呼召,而從心絃上顫出民族復興的神樂。

***

在驢兒衚衕的口上,無論冬夏老坐著一個老婆婆。灰塵彷彿沒有撲落過來的膽氣,她老是那麼幹淨。窮困沒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隨著年紀而下陷的眼中,永遠深藏著一些和悅親善的光,無選擇的露給一切的人。她的職業是給窮人們縫補縫補破鞋爛襪子;眼還沒有花,可是手總髮顫,作不來細活計了。她的副業是給一切過路人一點笑意,和替男女小學生們,洋車伕們,記著誰誰剛才往南去了,或誰誰今天並沒有從這裡經過,而是昨天太陽偏西的時候向北去了。這個副業是純粹義務的,唯一的報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媽媽”。有人說,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後,衚衕口上好幾天沒有好媽媽的影兒。大家似乎沒理到這件事,因為大家也都沒敢出來呀;即使大著膽出來,誰還顧得注意她:國土已丟失,一位老媽媽的存亡有什麼可驚異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裡了。一切還是那樣,但她不能再笑臉迎人。還是那樣的一切中卻多了一些什麼:她所認識的旗子改了顏色,她所認識的人還作著他們的事,拉車的拉車,賣菜的賣菜,可是臉上帶著一層羞愧。她幾乎不敢再招呼他們。那些男女小學生都不上學了,低著頭走來走去,連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車有馬,但是老有些出喪的味兒,雖在陽光之下,而顯著悲苦慘淡。

活了六十多歲,她經過多少變亂,受過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象這次這麼使她感到憤恨,憤恨壓住了她的和悅,象夢中把手壓在了胸上那麼難過。她看見了成群的坦克車在馬路上跑,結陣的飛機在空中飛旋,整車的我們青年男女捆往敵營去吃槍彈,大批的我們三四十歲的壯漢被鎖了去……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這些事底下沒有“日本”這兩個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懷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識字,沒有超過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識,不曉得國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們的口中,在她的耳邊,在她的心裡,久已湊成一塊病似的那麼可恨。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彷彿渺茫的才覺得她還知道好歹,不是個只顧一日三餐的畜生。現在,滿天飛的,遍地跑的,殺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這兩個字已經不許她高聲的說出,只能從齒縫唇邊擠擦出來。象牛羊在走向屠場時會淚落那樣,她直覺的感到不平與不安。

最使她不痛快的,是馬路那邊站崗的那個兵。她對誰都想和善,可是對這個兵不能笑著點點頭。他的長刺刀老在槍上安著,在秋陽下閃著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腳是那麼寬,那麼重,好象唯恐怕那塊地會跑開似的死力的踩著。那是“咱們”的地;好媽媽不懂得別的,那塊地是誰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象白布上一個紅團不是中國旗那樣清楚。她簡直不敢再往馬路那邊看。可是不看還無濟於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寬重的腳,時時在她的心中發光,踩壓。

她慢慢覺出點奇怪來:為什麼咱們不去揍他呢?揍人,是她一向反對的事,可是現在她覺得揍那個兵,日本兵,是應當的。揍,大家不但不去揍他,反倒躲著他走呀!咱們的那些壯小夥子簡直沒有心胸,沒有志氣,沒有人味兒!假若她有個兒子,要去揍對面的那個兵,她必定是樂意的,即使母子都為這個而砍了頭,也是痛快的。

她不願再坐在那裡,但又捨不得離開:萬一在她離開的那會兒,有人來揍那個不順眼的東西呢!她在那裡坐得更久了,那個東西彷彿吸住了她。他簡直象個臭蟲,可恨,又使她願意碰見——多嘴才有人來用手指抹死他呢!她血液中流著的那點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著的那點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這樣憤怒,這樣希望。殺了這個兵有什麼用處?她不知道,也不想去思索。她只覺得有他在那裡是種羞辱,而羞辱必須洗掃了去。正象個小姑娘到時候就懂得害羞,這位老婆婆為著民族與國土——雖然連這倆名詞都不會說——而害羞。凡是能來殺或打這個兵的,她便應當呼之為——容或她會說這個——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麼紅鬍子藍靛臉的人物,而是街上來來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個兵。在她的心中,在王文義的心中,在一切有血性的人的心中,雖然知識與字彙不同,可是在這時節都會唱出與這差不多的歌來:“國土的乳汁在每個人血中,一樣的熱烈,一樣的鮮紅;每個人愛他的國土如愛慈母,民族的搖籃,民族的墳墓。

驅出國境,慘於斬首;在國土上為奴,終身顫抖,是靈魂受著凌遲,

啊,靈魂受著凌遲!

等著,等著那英雄,那平凡而知道盡責任的英雄。啊,那兵又換班了,一來一去,都是那麼兇惡。啊,大隊從南向北而去了,刺刀如林,閃亮了全街。啊,飛機又在頭上了,血紅的圓光在兩翅上,汙辱著青天。我們的英雄啊,怎麼還不來?還不來?老媽媽的盼禱,也就是全民族的呼聲吧?

老媽媽等了許多天,還沒把那英雄等來。可是她並不灰心,反倒加緊的盼望,逢人便低聲的打聽:“咱們怎樣了呢?”那洋車伕與作小買賣的之中也有會看報的,說給她一些訊息。可是那些訊息都是日本人制造出來的,不是攻下這裡,便是打到某處。那些地名是好媽媽一向沒聽到過的,但是聽過之後,她彷彿有些領悟:“咱們的地真大!”同時,她就更盼望那件事的實現:“咱們怎不過去打他呢?哪怕是先打死一個呢?”她的針尖順著拉線的便利,指了指馬路那邊。“好媽媽,你可小心點!”人們警告她。她揉揉老眼,低聲的說:“他不懂我們的話,他是鬼子!”

好訊息來了!拉車的王二拿著雙由垃圾堆上拾來的襪子,請好媽媽給收拾一下。蹲在她旁邊,他偷偷說:“好媽媽,今天早上我拉車到東城,走到四牌樓就過不去了,鬼子兵把住了街道,不準車馬過去。聽說我們兩個小夥子,把他們的一車炸彈全燒完,還打死他們五六個兵!”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袖口中,眼瞭了馬路那邊一下,剛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來。“倆小夥子都沒拿住,”他的聲音更低了些,可是更有力了些。“吃過飯,我又繞回去,那裡還不準過人呢!聽說那倆小夥子是跑進一家小肉鋪去,跑進去就沒影兒啦。好媽媽,你看肉鋪的人也真有膽子,敢把倆小夥子放走!我們有骨頭的,好媽媽?”

好媽媽幾天沒用過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臉上。“要是有人敢打那邊的那個東西,我就也敢幫忙,你信不信?”“我怎麼不信?我要有槍,我就敢過去!好媽媽你別忙,慢慢的咱們都把他們收拾了!有了一個不怕死的,接著就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是不是,對不對?”王二十分困難的把語聲始終放低。“你看,魚市上木盆裡養著鱔魚,必須放上一兩條泥鰍。鱔魚懶得動,日久就臭了。泥鰍愛動,弄得鱔魚也得伸伸腰。我就管那倆小夥子比作我們的泥鰍,他們一動,大家夥兒都得動。好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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