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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陶宛維爾紐斯[1]陰暗低沉的天空下，一輛斯柯達警車拐彎離開熱鬧的斯溫塔拉吉爾大街，拐進大學附近的一條狹窄街道。司機不停地按著喇叭，行人們一邊讓路，一邊小聲咒罵著。車停在一幢新建的公寓樓前。這樓是蘇聯人建的，在周圍一片年久失修的樓房中顯得格外扎眼。一個穿著蘇聯警服的高個子男人走下車，用手指在一排按鈕上滑過，最後在一個寫著多特里奇的門鈴按鈕上按了一下。

三樓的一間公寓裡響起了門鈴聲。一個老人躺在床上，身邊的桌子上堆滿了藥瓶。床上方掛著個瑞士擺鐘，上面繫了條繩子，繩子的另一端放在老人枕邊。老人十分堅強，但是在夜晚，恐懼還是會向他襲來。每當這時，他就會在黑暗中拉動繩子，讓鍾報點，聽到鐘鳴他就知道自己還活著。分針一跳一跳地走著。老人覺得鐘擺在思量他死去的時間。

他把門鈴聲誤當成了自己粗糙刺耳的喘氣聲。保姆在門廳裡應了一聲，風風火火地推開門，把戴著頭巾的頭探進來。

“您兒子來了，先生。”

多特里奇警官從她身邊一擦而過，走進了房間。

“嗨，爸爸。”

“我還沒死。你現在就來搶東西也太早了吧？”老人感到很奇怪，他不明白為什麼怒氣只是在腦子裡閃過，卻再也不會觸碰到內心。

“我給你帶了點巧克力。”

“走的時候給貝爾吉德吧。別把她強姦了。再見，多特里奇警官。”

“都這個時候了你還這樣。你的日子不多了，我來看看除了提供這間公寓之外，我還能為你做點什麼。”

“你可以改名字了。你改過多少次立場了？”

“那都是為了活命。”

多特里奇穿著帶暗綠色滾邊的蘇聯邊防部隊制服。他摘下一隻手套走到床邊，用手指摸找著父親的脈搏，想去握他的手。但父親把他傷痕累累的手推開了。看到這隻手，老人的眼裡閃出點點淚光。多特里奇俯身在床邊，胸前的勳章搖晃著。老人用力抬起手去撫摸它們。優秀內務部警察勳章、戰俘營與監獄管理高階培訓機構獎章，還有蘇聯優秀浮橋建設者獎章。最後一枚是假的，多特里奇確實參與建造過一些浮橋，但那都是在勞動營時為納粹建的。不過，這枚塗著琺琅的獎章很漂亮，若是有人問起，多特里奇會滔滔不絕地講個沒完。

“這些都是他們從紙板箱裡掏出來扔給你的嗎？”

“我來這兒不是想得到你的祝福。我就是來看看你還需要什麼，再跟你道個別。”

“看你穿著蘇聯制服就夠讓我鬧心了。”

“這是第二十七步槍隊的制服。”多特里奇說。

“不過比你穿納粹的制服好一點。納粹殺了你媽媽。”

“像我這樣的人多的是，不光我一個。我有我的生活。你可以死在床上而不是路邊的溝裡，你還能用煤取暖，這些都是我給你的。去西伯利亞的火車擠得水洩不通，乘客都是你踩我、我踩你的，連大便都要拉在帽子裡。你就在這乾淨的床單上好好享福吧。”

“格魯塔斯比你還要壞，你很清楚。”老人停下來喘著氣。“你為什麼還要跟著他？你跟著那些罪犯和流氓搶人家的房子，還從死人的身上扒東西。”

多特里奇就像沒聽見父親的話一樣，他說：“我小的時候，有一次燒傷了。你坐在床旁邊給我削陀螺。你把陀螺送給我。我能拿起鞭子的時候，你教我怎麼讓它轉起來。那陀螺很漂亮，上面有各種各樣的動物圖案。我現在還留著呢。謝謝！”他把巧克力放在靠近床腳的地方，那裡老人夠不到，沒法把它們推到地上。

“回你的警察局去，把我的檔案抽出來，寫上無親屬。”老人說道。

多特里奇從衣服口袋裡拿出一張紙。“如果你想讓我在你死後把你送回家鄉去，就在這個上面簽字，把它留給我。貝爾吉德會幫你的，她會看著你簽字。”

在車裡，多特里奇沉默不語，直到來到車流如織的拉德維拉提斯大街。

開車的小隊長斯溫卡遞給他一根菸，說：“見到他你很難過吧？”

“很高興要死的人不是我。”多特里奇說。“他那個該死的保姆——我應該趁貝爾吉德去教堂的時候過去。教堂——她冒著進監獄的危險去教堂，還以為我不知道。再有一個月我父親就要死了，我要用船把他送回瑞典的老家去。我們需要大概三立方米的地方放屍體，長度三米，這樣才足夠大。”

多特里奇少尉還沒有單獨的辦公室，但在警局的公共休息室裡有張辦公桌。在那裡，越靠近取暖器就代表官銜越大。現在是春天，取暖器沒開。許多檔案堆在上面。多特里奇辦公桌上的檔案中有一半是官話滿篇的胡扯，而這一半的檔案中又有一半可以放心大膽地扔掉。

立陶宛與鄰國拉脫維亞、波蘭的警局和內務部之間幾乎沒有什麼橫向溝通。蘇聯周邊小國的警察都聽從設在莫斯科的蘇聯中央的指揮，就像一個有輻條卻沒輪圈的車輪。

多特里奇要看一份官方電報，內容是持有立陶宛簽證的外籍人員名單。他把這份名單和冗長的通緝犯與政治嫌疑犯名單比對了一下，發現正數第八個簽證持有者是剛剛加入法國某黨青年團的漢尼拔·萊克特。

多特里奇開著自己的二衝程瓦特堡轎車來到國家電話局，他大約每個月要到這裡辦一次事。他在外面等著，直到看見斯溫卡進去接了班。很快，斯溫卡就坐到了交換臺前。多特里奇獨自待在一間小電話室裡。電話連著一條接到法國的長途電話線，聽起來劈啪作響。他把一個訊號強度計放在電話上，時刻注意著指標，以防有人竊聽。

法國楓丹白露附近一家餐館的地下室裡，電話鈴聲在黑暗中驟然響起，五分鐘之後才有人來接。

“說話。”

“就不能快點接電話是不是？我坐在這個一丁點兒大的地方打電話，屁股還得露到外面。我們得在瑞典安排一下，讓那兒的朋友接收一具屍體。”多特里奇說。“還有，萊克特城堡的那個孩子要回來了。拿的是透過法國某黨青年團辦的學生簽證。”

“誰？”

“好好想想。上次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還討論過的。”多特里奇說。他掃了一眼名單。“來的目的是：為方便人民，將萊克特城堡圖書館的書籍編目分類——這簡直是開玩笑，蘇聯人早就用那些書的書頁擦屁股了。你那邊得采取點行動。你知道應該告訴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