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富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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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冬天，我們部隊在浙江富陽招了一批兵，計劃120人，實際招收128人。多出來的8個都是女兵，是參謀長臨時在電話上下達的名額，決定當接線員用的。按照規定，新兵入伍後，部隊要對他們作一次身體和政治面貌的複審。因為這些人入伍前都是經過嚴格的體檢和政審的，所以一般不會有什麼問題。但那批兵當中，我們審出了兩個有問題的人，一個男的，一個女的。男的是腳板的問題：這個人的腳板是平的，俗話叫“鴨腳板”。據說這種腳板行軍超不過五公里就會撕開來的痛，而部隊拉練常常一天要走幾十公里。顯然，這個人是不適合當兵的，要退。女的問題更大，往大的說，是作風問題，小的說，是處女膜的問題：她處女膜是破的。處女膜一般是不會破的。處女膜一般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會破。她才19歲，沒有結婚（這是肯定的），連男朋友都沒有談過（她自己說的），那麼處女膜怎麼會破？看來，她在表上填的和嘴上說的都有問題。這個問題比作風問題還大，是欺騙組織的的問題。欺騙組織，就是對組織、對黨、對人民不忠誠。總之，她的問題比鴨腳板的問題要大得多，大到了簡直嚇人的地步。那個年代，我們關於這方面的神經都很脆弱，而且還繃得緊緊的，風吹一下都可能攔腰而斷，不要說還有女軍醫鐵的證詞。如實說，女軍醫在體檢表格上沒有填寫“破鞋”之詞，但在向上口頭彙報和下來言傳時，都用了這個詞：破鞋。這個詞好像是個禁果，一般情況下是上不了嘴的，但一旦有了上嘴的機會，誰都不會放棄，誰都會堅決而反覆地使用它。

破鞋！

有人是破鞋。

她是破鞋！

都知道，部隊是最講究紀律和作風的，一個女兵，領章帽徽都還沒有戴，就發現是“破鞋”，當然要作嚴肅處理。怎麼處理？老規矩，退回原藉，也就是哪裡來回哪裡去。男的女的一併退。鴨腳板都要退，更不要說是破鞋。誰去退？領導安排我去，當時我在司令部當軍務科長，招兵退兵都是我職責內的事。就這樣，我帶著“鴨腳板”和“破鞋”來到他們的家鄉，浙江富陽。這裡離著名的杭州只有幾十公里，作為一個北方人，江南秀麗的景色著實令我開了眼界。

按說，我的工作只要把人移交給當地人武部，並向他們道明退的原因和證據，就沒我的事啦。怎麼把人進一步退下去，退回單位，或者村上，進而退回雙方家中，那是人武部門的事，不是我的。沒我的事，自然可以走人。事實上，新兵在不戴領章帽徵之前，都還是人武部門的人，出了事情，由他們來解決是名正言順的。就是說，我只要把人交到人武部，即可拔腿走掉。我後來想，如果我當時交了人就走，也就沒有後來那麼多事了，起碼成不了我的事。我人在路上，沒人聯絡得上我，有事想跟我有關都關不上，然後部隊一定會另派他人來處理後事。但是我一路上著實為江南如夢的景色著了迷，說是冬天了，可滿世界還是一片綠，綠樹綠草綠水的，可謂山青青水秀秀，對我而言，像是上了天。到人武部後又聽說，聞名遐爾的美麗的富春江就在他們人武部小院的咫尺之外。我自小是看《富春江畫報》長大的，富春江像我童年的一件不忘事，橫亙在心，如今到了它身邊，豈肯擦肩而過？我甚至想，即使他們人武部不安排我遊富春江，我也要私遊一趟，更何況，我把心意略為一表，人武部部長即心領神會，爽快地指定了專人，要他陪我一飽富春江的美色。這當然是來日的事了。當晚，我住在縣政府招待所。招待所築在緊挨富春江的鸛山上，夜裡，我在富春江上傳來的幽幽的風聲中安然入睡，感覺像是睡在了童年的美好中。

第二天早上，專人到招待所陪我吃早飯，我們準備吃罷早飯，趕9點鐘的輪船，先是溯江而上，到東梓關後，上岸吃個午飯，然後再搭船順江而下。專人說，這一段江面是富春江上最秀麗的，江面彎曲有度，時而濶綽，時而狹長，兩岸丘陵綿綿，好看得很。專人顯然多次走過這段江面，熟透了一路景況，介紹起來像個導遊，不思索，不停頓，口若懸河，侃侃而談，聽得我腳底都發燙了。船是從杭州上來的，碼頭就在鸛山腳下，由招待所過去，要不了5分鐘。專人說，輪船靠碼頭時要鳴笛，汽笛聲又長又響，比高音喇叭還響，全縣城都聽得到，我們過去近，等聽到笛聲後再動身也來得及。但我因為心急，還是提前10分鐘出發，到碼頭上，連售票員都還沒上班，只有稀稀落落的幾個人，站在售票視窗前，等著售票員開窗售票。我們是帶著一紙免票公文的，所以無需排隊買票。專人說，沒有十分鐘輪船來不了的，於是帶我沿江漫步起來，事實上是又走回到了鸛山腳下，在一座臨江的八角涼亭裡坐下來閒聊。從這裡，我可以看到我住的招待所，還可以看到無邊的江面。這一帶的江面十分遼遠，早晨的陽光又似乎將它照得更加遼遠，一望無垠，跟海似的。從理論上說，無垠的方向就是杭州。我的目光順著江面伸著，望著，不一會，無際的江面上出現了一個黑點，閃爍著增大。專人看看錶說，那應該就是我們要乘的輪船。於是，我們往回走去，走得還是十分閒散。因為，很明顯，黑點要變成一艘輪船，要比我們回到碼頭更需要時間。

回到碼頭，售票視窗前已聚著不少人，大部分是青年學生，他們帶著紅衛兵袖章，有一人還擎著一面不規則的紅旗，好像有什麼革命活動。我和專人一身軍裝引起了他們重視，都回頭來觀我們，有的還朝我們揮手，多數人在交頭接耳。我象徵性地向他們點個頭，心裡在想，可不能跟他們熱乎上了，否則一路上我的時間只夠跟他們說話，無暇賞景了。以前，我有這方面的體會，到一個風景點，本是去看風景的，結果被一些熱愛解放軍的同志當了風景看，又看又說，風景都看不成。尤其碰到青年學生更是這樣，他們幾乎都滿懷當兵的理想，把每一個穿軍裝的同志都當作接近理想的目標來看待，刻意地與你攀談。如果可能，我願意作這種攀談，但今天我更願意與富春江交流。這也許是我這一生中惟一的機會，我不想隨便錯過了。於是，我有意引專人往後邊繞去，這樣與學生們拉開了一定距離。這時候，我看見一輛吉普車朝我們駛來，最後停靠在我們身邊。車上的人下來對我們說，出事了，要我們馬上回去。我們問出了什麼事，他說是死人了。

死的人跟我有關，就是我遣送回來的“破鞋”。

是服毒自盡的，喝了半甁農藥，據說是敵敵畏。那玩藝是農藥中的巨毒，醫生說（就是那個檢查處女膜的女軍醫），人喝個一小口，在半個小時內發現可能還有救，過了半個小時就沒救了。她喝了半瓶，又過了大半夜才發現，天皇老子都救不了了。她父親說，沒人知道她到底是什麼時間吃的藥，但12點多鐘他家老大查完夜哨回來時，她還是好的，一個人坐在堂前屋裡，雖然看起怪痛苦的，但也不是說痛苦得會自殺。老大是村裡的民兵排長，這些天正好輪到他查夜哨，他看她可憐兮兮的樣子，還勸她去睡覺，但她沒理會他。老大說，她一聲不響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跟個死鬼似的。然後半夜裡，她母親朦朦朧朧聽到樓下豬圈裡好像有什麼動靜，兩隻豬也像是受了什麼驚，在哼嘰哼嘰地叫。母親本來想下樓去看看，但轉眼又睡著了，還夢見自己去了豬圈，看沒什麼情況便睡得更踏實了。早上醒來，她忽然想起夜裡的夢，便直奔豬圈去看，看到靠牆的一堆柴火塌倒了，散了個滿地，亂七八糟的，但兩隻豬都好好的，沒有少一隻，也不見有什麼死傷，心裡就寬鬆下來。她預備先帶一把柴火回去燒早飯，回頭再來收拾它們，可在彎腰抱柴火時，她發現柴火堆裡裹著一件衣裳。她母親說，那時節還很早，天才麻麻亮，她沒有看出這是件什麼衣裳，是誰的，只是想衣裳裹在這裡面，萬一當柴火燒了多可惜，就去揀這衣裳。這一揀，叫她猛嚇一跳，因為她摸到了一個冰涼的身體……

這是三個小時前的事情，現在這具冰涼的身體——屍體——已經從柴火堆裡挖出來，被她的親人哭鬧著送到人武部，撂在進門的過道上。我是參加過抗美援越的，在戰場上什麼樣的屍體都見過，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戰友的，敵人的，美國人的，越南人的，缺胳膊的，丟腦袋的，瞪著眼的，伸著舌頭的。總之，屍體我沒少見過，這也算是我的一筆財富，起碼不會被一具屍體嚇倒。但是，當我在過道上看到這具屍體時，還是倒抽了一口冷氣。首先，這不像一具屍體。我見過的屍體都是躺著的，不管是躺在床上還是地上，還是哪裡，反正都是躺著的，手腳伸直，仰面平躺，即使一時不是這樣躺的，馬上也有人會幫助他（她）們這樣躺好。這也是死人的基本姿態，也是活人對死人的一種約定。可是，這個簡單的約定她卻沒有得到，她說是平躺著的，其實頭和腳都沒著地，兩隻手還緊緊握著拳頭，有力地前伸著，幾乎要碰到大腿。總之，她的身體像一張弓，不像一具屍體，看上去她似乎是正在做仰臥起坐，又似乎在頑強地做掙扎，不願像死人一樣躺下去，想坐起來，拔腿離去。這怎麼看得下去？我對在場的那麼多活人如此慢怠死者極為不滿，氣憤地拔開人牆，蹲下身，準備幫她躺好一點。以我的經驗，死人都是聽活人擺佈的，即使有個別死者不太好擺佈，也不是不能擺佈，只是需要多一點耐心。但當我在擺弄她時，卻發現我所有的努力都難濟於事，她的身體像石頭一樣硬，又硬又冰冷，我按下去了上半身，下半身隨之翹得更高，按下去了下半身，上半身又翹得更高，好像我在玩耍一塊蹺蹺板似的。與此同時，我又發現這具屍體還有一個駭人之處，就是她臉上、手上、脖子、腳踝等裸露的地方，綿綿地透出一種陰森森的烏色，烏青烏青，而且以此可以想像整個人都是烏青的。我們走了一路，昨天才分的手，我當然有印象，她膚色本來是很白嫩的（這一帶的姑娘面板都很白很嫩，也許是富春江的水養人吧），想不到一夜間，生變成了死，連白嫩的皮肉的也變成了烏青，像這一夜她一直在用文火煮著，現在已經煮得爛熟，連顏色都變了，吃進了當歸、黑豆等佐料的顏色，變成了一種烏骨雞的顏色。一具烏青的屍體並不比一具弓著的、想坐起來的屍體不讓人感到疹人。再仔細看，我還發現她的嘴角、鼻孔、耳朵等處都有成行的婉蜒的汙跡。據她父親說，這是血跡，只是因為烏了身子，所以看起來不像血跡，像汙垢。我馬上想到一個詞：七竅流血。

這是一種痛苦的死的象徵。

這具屍體，渾身上下都在告訴活人：她死得非常慘烈、痛苦。

我相信，每一個活人見了這樣一具屍體，都會對死者湧起強烈的同情心，至於她的親人們，這種同情轉眼即可變成憤怒，尋找發洩的物件。我剛進人武部時，就聞到一股怒氣，迷漫在院子裡，凝結在一張張木訥又悲傷的臉上。我敏感到，我極可能成為死者親人發洩憤怒的突破口，所以我在面對死者時，完全把死者當作戰友，儘量顯出足夠的悲憤，流了淚，又罵了死者，痛心疾首的樣子。這確實一定起到了緩和他們情緒的作用，但只是權宜之計。因為，我想得到——誰都想得到，他們做出這出格行為，把死者老大遠扛來，決不是為了聽我們說幾句安慰話，博得我們一點同情。事情不會這麼簡單的，從他們已有的做法——一種刁難人的架勢看，他們一定有更刁蠻的意圖。過道上站滿了人，我看至少有近20人，院子裡還有。據說都是死者親人，也不知從哪來這麼多親人，想必與死者沾一點親故關係的人都來了。人多勢眾。人多事多。人多事亂。走道上鬧哄哄的，院子裡哭聲連成一片，也沒人去做安慰工作。人武部的同志都文縐縐的，這種事情也許從沒遇到過，遇到了就六神無主的，人影東竄西竄，就不知道從何下手。剛才我回來時，院門都還敞開著，圍觀的人攏了一圈又一圈。相比，我畢竟是打過仗的，這種場面經得多，心裡亂是亂，但還沉得住氣，沒有亂了套。我進門馬上吩咐哨兵關了院門——按說，這種情況院門早該關閉。

從死者身邊站起來，我心裡已經想好，必須先發制人，把這麼多人遣散了，否則事情只會越來越亂，越鬧越大。我看過死者填的表，知道她父親是村長，當然也是黨員。所以，我先找到父親，軟中有硬地對他說了兩層意思：

1、作為一個黨員，他把女兒屍體抬出來的做法是錯誤的，但心情可以理解，所以也可以諒解。

2、出了事是要解決事情，不是要生出更多事情，但這麼多人不是解決事情的辦法，他想解決事情，死者家人可以留下，其餘人必須馬上回去，否則以鬧事看待，我們馬上通知公安來人處理。

最後，我指著人武部長辦公室的窗戶對他說：我這就去辦公室等你來談事，但那麼多人不走，我是不會讓你進辦公室的。說完，我掉頭就走，根本不給他申辯的機會。有人叫嚷起來，說不能讓我走，但沒人上來阻攔。等我進了樓，走進辦公室，我從窗戶裡看到，父親已經在勸那些人走。我心裡鬆了一口氣。

約摸十分鐘後，人陸續走離了，只剩下三個人，都是死者的直系親人，父親，母親，哥哥。這時候，我來到院子，邀請他們去辦公室。剛進樓，父親看女兒的屍體不見了，以為我們想搞什麼陰謀詭計，勃然大怒。我向他解釋，把死者丟棄在地上是對死者的不尊重，所以我們才把她移進屋子裡，並帶他們去看。屋子是人武部的活動室，這裡有一臺乒乓球桌，死者現在就躺在乒乓球桌上，我們還給她枕了枕頭，蓋了白床單。這樣看起來死者才像個死者，而不像剛才，像個炸彈似的丟在地上，看了誰都心驚肉跳的。屋子裡有一長排靠背椅，是打球的人休息的。父親不知是累了，還是怕我們私藏屍體，不願意離開屋子，進屋就坐在椅子上，說有事在這兒談。說著，掏出煙來抽，一副牛拉不動的樣子。這樣，最後我們只好搬來凳子，坐在死者身邊，如果死者有靈，我們談什麼想必她是都聽到的。

以為是一場惡戰，但事實上還是比較平靜的，幾乎沒什麼火星子，雙方都拿出足夠的理智和道德。父親其實不是個刁蠻的人，只是架勢有些難看，真坐下來後還是儘量剋制自己情緒，有甚說甚，說明他確實是來談事的。他表示，他扛著屍體上門，一不是來詐錢，二不是釁事，來這麼多人，全不是他喊來，都是跟來的，也許因為他是村長的緣故吧。他說，女兒死了，這是她的命，怪不得我們，要怪應該怪他——“是我把女兒逼死的”。他確實這麼說的，原話如此。這話從他嘴裡說出來，簡直讓我感動。他說，昨天下午人武部的同志把女兒給他送回來，白紙黑字地告訴他女兒犯了什麼事後，他羞愧得簡直要鑽地，像被人扒光了衣服，一家人的衣服都給扒了。他不知道說什麼好，也不想說什麼，只想打死這個畜生。他這麼想著，上去就給女兒一個大巴掌。後來，在場的人武部同志告訴我，那個巴掌打得比拳頭還重，女兒當場悶倒在地，滿嘴的血，半張臉看著就腫了。但父親還是不罷手，衝上去要用腳踢她，幸虧有人及時上前抱住他。人武部的同志說，他們正因為覺得這父親火氣太大，臨走前專門留話，警告他不能再打女兒，否則以後這村裡的兵一個不招了。這當然是威脅，但可見當時父親的樣子有多可怕。

父親說，人武部的同志走後，他確實沒再打女兒，他只是要求女兒說出事情真相：是哪個狗東西睡了她。他先後盤問了三次，但每一次女兒都說沒有，她是冤枉的。但父親並不相信。父親認為，部隊上的事哪會有錯，那麼高階的醫院，高水平的軍醫和裝置，怎麼會出錯？錯的肯定是女兒，她怕說出真相，連她和那男的都要遭殃，所以才死活不說。女兒不說，父親氣上生氣，火上澆油，打手舉了又舉，但想到人武部同志留的話，前兩次都忍住了，到第三次卻已經忍無可忍。當時一家人剛吃過夜飯，桌上的碗筷還沒收完，父親抓起一隻碗朝她擲過去。女兒躲開了，父親又操起一根抬水扛，追著要打，嘴裡嚷著要打死她。開始女兒還跑，從灶屋裡跑到堂屋裡，從堂屋裡跑到豬圈裡，又從豬圈裡跑回堂屋，跑得雞飛狗跳，傢什紛紛倒地。回到堂屋時，父親已經追上她，但沒有用手裡的傢伙打她，而是甩掉傢伙，用手又扇了她一耳光，還是下午那麼嚴重，她也像下午一樣倒在地上，一臉的血，不知是嘴巴里出來的，還是鼻子。適時，母親衝上來抱住了父親，父親極力掙脫著，嘴上高喊著要“打死這個畜生”。母親一邊奮力擋架著，一邊喊女兒快跑。女兒爬起身，卻沒有跑，反而揚起一張血臉朝父親迎上來，用一種誰也想不到的平靜的語調，勸父親不要打她，說她自己會去死的，不用他打。她的冷靜讓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父親回憶說，當時他丟下一句話就上樓去睡覺了。他丟下的話是這樣說的：你要麼報出那條狗的名，要麼就死給我看。

女兒說：那我只有死給你看了。

父親說：那你就死給我看吧！

父親說，他這句話說了好幾遍，上樓的時候說了，上完樓梯的時候又說了，後來他睡覺時聽到女兒在樓下嗚嗚的哭，哭得他心煩，他又爬起床說了。父親誠懇地承認，他女兒完全是被他逼死的，所以他不會來找部隊償命，要償命的是他。但在他死之前，他要弄清楚，女兒到底有沒有跟人睡過覺。父親說，他現在認為女兒一定是沒跟人睡過覺。說到這裡時，父親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拿出一張紙，說是女兒死前留的遺言。我拿過來看，上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話：爸爸，我是冤枉的，我死了，你要找部隊證明，我是冤枉的。

父親說，其實，他上樓後就在想這個問題，覺得女兒這樣死活不認，會不會可能真是受了冤枉，因為他這個女兒“就像一隻小綿羊一樣”，性格內向，懦弱，自小到大對父母親的話都言聽計從，不是那種犟頭犟腦的人，如果真要有什麼密事，再怎麼不可告人，他這樣打罵，她也藏不住了，早坦白了。這時候，死者母親插嘴說，她父親上樓後她找女兒談過，當時她發現，女兒被父親凶神惡煞的樣子嚇得神智都不清了，“尿都嚇出來了”，可就這樣她還是一口咬定，她沒有跟“任何畜生”睡過覺。她不停地說沒有、沒有，問什麼都回答沒有，跟個傻子似的。母親說，她瞭解女兒，你就是給她10個膽都不敢做這種事，如果一定要說做了，那一定是鬼做的，連她自己都是不知道的。母親看上去畏畏縮縮的，但說起話來口齒伶俐，透露出比父親還堅定的口氣。然後父親又接著說，昨天晚上她母親同他這麼說了後，他越發懷疑女兒有受冤枉的可能，所以本來打算今天來找部隊反映情況的，想不到女兒說死就死了。說到這裡，父親痛哭得起來，一邊罵自己害死了女兒，一邊上前抱住女兒的屍體，又喊又叫：

女兒，女兒，是爸害死了你，爸今天來給你審冤來了，部隊說你哪裡有問題，今天爸就要求他們在哪裡重新作檢查……

他說的意思是要驗屍！

誰也沒想到，家屬會提這個要求。

這個要求不是無理，而是無知。這不是脫褲子放屁，分明是想把“私底下的東西”招搖一番嘛。我們誠心地勸他們不要這樣，這對死者是大不尊重，對活人也沒好處。可父親、母親，包括哥哥，沒一人聽勸的。他們似乎認定女兒不會跟人睡過覺，堅決要求我們請醫生重新檢查。我不知該說什麼，我幾乎敢百分之百肯定，他們的要求毫無意義，重新作檢查，結果只會叫他們更加難堪，更加臭名遠走。事實上，一般人都知道，處女膜破不破對一個專職婦科醫生來說，就像黑白分明一樣分明，醫生要弄錯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話說回來，不是說處女膜破的人就一定跟人睡過覺，當然一般是這樣的，但也不排除個別特殊情況。在越南時，我遇到過一個情況，有個小姑娘搭我們的車，後來車被敵人炸彈擊中，小姑娘從車斗裡飛出去，甩在地上，她看自己身上血流不止，以為是中了彈片，嚇得嘩嘩直叫。我們抱著她去找醫生搶救，醫生檢查了說，她沒事，只是那玩藝破了。這也使我想到，我們部隊這種認定不是完全科學的。換句話說，他們女兒有沒有跟人睡過覺，我不好那麼絕對地說，但醫生絕對是不會弄錯的，因為這“像黑白分明一樣分明”。所以，重新作檢查對活人也好，死人也罷，絕無好處，其結果只會是把現在不公開的東西公佈開了。我想，只要我把這道理對他們如實講了，他們也許就會放棄打算，但我又怎麼能這樣說？這樣一說，到時他們拿我的說法來跟我論理，我豈不自找麻煩？所以，我沒這麼說，只是找了一些其它道理來說。但那些道理他們聽不進去，他們堅決要求重新檢查，其理由和條件完全是無法拒絕的。

父親說，只要重新檢查，確定他女兒有那個問題，什麼時候出結果，什麼時候他就扛起女兒走人，不會在這裡多說一句話，多呆一分鐘，多提半個要求。

母親說，她女兒用性命來換這個要求，我們要不答應，她只有死在這裡。

哥哥說，如果這樣，他就扛著兩具屍體上北京去，找毛主席去！

父親又說，如果這樣，他也要死在這裡，因為揹著黑窩活的活還不如不活。

哥哥又說，如果這樣，他就扛著三具屍體上北京去……

話說到這份上，勸說什麼都沒用了。我很生氣，也很悲哀。我覺得女兒當兵不成，又死了，對他們來說已是雙倍的不幸，我從內心裡同情他們，希望能幫他們減輕一點痛苦。我甚至已經暗自決定，要給他們雙倍的喪事費，並親自參加葬禮，儘可能地讓周邊鄰居不要歧視他們。但是，他們似乎更想用另一種方式來挽回尊嚴，你想阻止都阻止不了。沒辦法，我跟部長商量，決定答應他們要求，並決定“速戰速決”，上午即與縣醫院聯絡，中午剛過，這邊便派出車輛去接人。人是兩位婦科醫生，一老一壯。兩位在活動室裡呆了不足五分鐘，出來交給我們一頁簽過名的鑑定：死者的處女膜完好無損。

像戰場上遭遇了伏擊！

我馬上到郵局，掛長話，給部隊作彙報。電話是打給我的直接領導參謀長的，參謀長問清情況，訓我說，醫生是他們人武部喊來的，我們怎麼能信呢？一句話點醒了我。是啊，在這件事上我是不能完全相信人武部的，因為這中間有個責任認定的利害關係，照現在“完好無損”的話說，他們就沒責任了，否則責任全在他們頭上。參謀長要求我明天去杭州，請省軍區協助派出軍醫來重新檢查。掛電話前，他又改變主意，說聯絡軍醫的事由他來負責，我只要在原地等著即可。

第二天上午，省軍區派出的軍醫如期地來，也是兩位，也是專職的婦科醫生。她們像昨天兩位一樣肅穆地走進活動室，又像昨天一樣很快地出來，給出了幾乎和昨天連措辭都差不多的報告：處女膜完好！

遠方的參謀長聞訊，立刻出發，第二天上午便出現在我面前。參謀長還帶來我們自己的軍醫，就是曾經診斷死者“有問題”的那位軍醫：一個人高馬大的膠東人。她是軍區某部長的夫人，為人有點傲慢，但這次見面，我明顯覺得她臉上有種誠惶誠恐的神色。而等她從活動室出來時，這種惶恐的神色完全變成了驚恐。事實上，她在裡面的時間還沒有一分鐘就出來了，我們以為她是忘記拿什麼器具了，出來後還會再進去的，結果她緊急地把參謀長和我拉進另一隻辦公室裡，驚惶失措地說，錯了！我們問什麼錯了，她說人錯了。

原來，她才掀開床單，只是看了一眼外部，就覺得不對頭。她說，人的每個手指頭都是不一樣的，那地方也是各人有別的，她看死者那地方的感覺和她記憶中的那個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警覺地去看死者的臉，一看傻掉了，明顯不是同一人。她說，雖然那天檢查的人很多（22人），但查出問題的只有1人（幾年來都只有1人），所以她不會不認識的，就是死了照樣認識。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她連那人下面的樣子都記住了，更不要說長相。那麼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軍醫認為是對方把人換掉了，目的是想敲詐我們。這我可以肯定是不可能的，雖然死者和生前判若兩人，但系同一人的證據還是昭然若揭，比如她耳朵上的小耳朵，脖脛上的大紅痣，入伍後才剪的齊耳短髮，等等。再說，誰願意以死來冒衝一個人？我斷定錯誤肯定出在我們這邊，是我們把人弄錯了，張冠李戴了。

其實，聽軍醫一說當時體檢情況，我們就明白問題出在哪裡。軍醫說，因為這種體檢有問題的人極少，她個人在幾年中也僅發現“她”一人，所以體檢時她（包括別人）總是圖省事，先把各人的表收了，放在一邊，然後喊人進來。所謂喊也不是指名道的喊，只是吩咐護士安排人依次一個個進來，她依次一個個檢查，只要沒問題，她連話都懶得說，屁股一拍等於喊走人了。這邊出去一個，外邊進來一個，就這樣“流水作業”。如果大家都沒問題，事情就很簡單，她出來只要將所有表都蓋個“正常”的章，簽上名就完事。如果其間遇到有問題的人，比如那天她檢查到“她”時，發現有問題，她才作“個別對待”，認真地問了一些該問的，姓名，年齡，有無性史等。軍醫說，當時“她”對她問的都一一作了答，包括“連男朋友都沒談過”，這都是“她”的原話。有了“她”名字，就不會搞混淆。等檢查完所有人後，她出去單獨把“她”的表找出來，親自寫上意見，是這樣寫的：據本人說，她連男朋友都沒談過，但檢查發現其處女膜已沒有，屬極不正常的情況，建議組織上慎重對待。至於其餘人的表，軍醫說，都是護士先蓋上“正常”的章，她只是簽名而已。

說真的，軍醫說的“流水作業”的體檢法，在醫院是很常見的，像照X光、做心電圖都是這樣的。但據我所知，最後填表時本人都是在場的，在填表、交表過程中，軍醫應該有印象，“她”的表是不是真正交給“她”的。軍醫說，因為“這項”檢查帶有隱私性，所以醫院在安排體檢程式時，歷來都是把“這項”檢查放在最後，這樣這邊的體檢完了，等於所有體檢內容都完了，所以也無需將表交還本人，而是由她們直接上交院領導。我問軍醫還記不記得“她”當時報的名字，軍醫說當然記得，叫XXX。

這名字就是死者的名字！

謎底已經揭曉。不用說，事情肯定是這樣：“她”看軍醫查出情況後，故意報了死者的名字，從而造成軍醫“張冠李戴”。現在，我們所有天真或虛妄的想法無疑都應該收起，想想到底是怎麼來平息這起人命冤案才是當務之急。

怎麼平息，當然要看死者家人打算怎麼鬧騰。應該說，基本上沒鬧騰什麼，他們只提出兩個並不過分的要求：一個是解決死者的喪葬費，二個是希望部隊帶走死者的妹妹。參謀長甚至沒有向部隊請示，就私自應允了對方要求。只是事後發現，死者妹妹年齡尚小，才15歲，我們建議過一年再來帶。但對方死活不從，也許是怕我們過時反悔吧。我們無法說服他們，參謀長只好安排我留下來辦死者妹妹入伍手續，他和軍醫準備先走。走之前，參謀長要求我不要耽擱，儘快歸隊，因為我可能還要往這邊“跑一趟”。我知道他說的意思，我想豈止是可能，而是肯定的，用軍醫的話說，即使把“她”槍斃都夠罪！也許吧，她事實上間接地犯有人命案，這樣的人退回原籍是便宜“她”了。不過，這話由軍醫說出來，我總覺得十分刺耳。我從來都沒喜歡過這個傲慢的部長太太，此刻似乎反感到了極點。我在想，她當初為什麼不同情“她”一下，同情了，把事情蓋過去了，不就什麼都沒了。但現在幾乎什麼都有了，死亡，悲劇，鬧劇，笑話，故事，謠言，傳聞……都有了，暫時沒有的，也可能接著就會有。一波未平，一波即起，我心裡有說不出的厭倦和恐懼。也正是這種情緒，促使我主動去參加了死者的葬禮。

因為參加葬禮，我多滯留了一天，到參謀長他們走後的第三天，才辦完死者妹妹的全部入伍手續。第四天上午，我帶著死者妹妹啟程歸隊，至此我停留富陽的時間已超過一週，而願望中的富春江之遊還是沒有遊成。這叫沒緣分，緣分不到，即使到了它身邊也是白到。

在回來的火車上，我與死者妹妹相對而坐，姊妹倆的長相和神情是那麼相像，以至使我常常產生幻覺，以為這還是在去富陽的路上。那一路上也是這樣，我和死者相對而坐，但七八小時中我們幾乎沒有說什麼話，她像個犯人似的，一直畏縮著，連我的目光都不敢碰。曾經有一次，她懇求我告訴她她犯了什麼錯。按說這不是不可以告訴她的，反正早遲她都要知道的，但完全一念之間，我對她打了個官腔：組織上會告訴你的。我說的組織上是當地人武部，但其實人武部告訴和我告訴是有很大區別的，對我她有申辯的機會，對人武部她怎麼申辯？我的一念之間的一個官腔事實上是讓她失去了一個申辯的機會。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點告訴她，在火車上就告訴他，事情會不會變成另外的一個樣子？這個問題讓我感到非常累。當我想到，我馬上還要這樣的重走一趟，我心裡真的非常非常的累。現在，我想起這些，心裡迷茫得很，不知我這是在回憶，還是在訪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