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奇書·奇史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陳均

列位看官，現在擺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位奇人，一本奇書，一部奇史。為何如此說法？且待我慢慢講來。

一

一位奇人，即本書的作者穆儒丐。穆儒丐並不姓穆，因他是旗人，本無所謂穆姓。“儒丐”是他的號，即是“九儒十丐”之意，自況是落魄潦倒的讀書人。“穆”則是來自他的名——穆嘟哩，在滿語裡是“龍”或“辰”之意，所以他又自號“辰公”。總之，他常常開門見山，自述雲：燕趙悲歌之地，長安賣漿之家，有廢人焉……

——他出生在北京西山的健銳營（裡面住的都是當年乾隆徵大小金川的精銳部隊），出生於1883年或1884年（現在還有爭議），先是在晚清政治改革中被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學歷史地理，又繼續學政治經濟學。學成回國後，卻發現一無所用，正好趕上了民國取代清廷，於是寄身於北京剛剛興起的小報業，作為記者，經歷了那幾年“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臺”的亂局。

——他開始寫小說，寫他所熟悉的北京城的“墮落”，寫這座城池的種種世相，寫旗人在這清朝民國易代中的悲慘遭遇，寫彼時最紅最火的娛樂業及明星（梅蘭芳、荀慧生等）的發跡史和黑幕。換言之，他從雨果等西洋作家那裡得到了觀察社會的方式，而將讀書人的志向寄託於文學。卻不料，又因為小說，砸掉了飯碗（因小說《梅蘭芳》被“小說中人”砸了報館），後來遠遁東北謀生；出版了小說，又被私人（“小說中人”）收購、焚燒一空……可謂是中國民間禁書史的奇觀。

——他半輩子生活在東北，每天在當地報紙上寫各式各樣的文字（小說、劇評、散文、話劇、翻譯……），寫的大多是他念念不忘的北京。譬如這部名為《北京，1912》1的小說，就是從北京遷徙至東北時所寫。從早年的《徐生自傳》《梅蘭芳》《北京》（我稱之為“北京三部曲”，寫的都是時代鼎革之際的老北京）到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如夢令》（1943年出版，從清末民初寫到了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可以說，在穆儒丐的筆下，呈現了晚清至民國時期的北京大觀。

——他是旗人，回到滿洲人的“龍興之地”，他在文字上竭力探索滿洲人何以興起，因此寫了一部滿洲興起的歷史小說《福昭創業記》（這部小說被孔夫子網站的諸多賣家標註為“評書”，也被學者命名為“製造英雄”），他裹挾在“偽滿洲國”的歷史與現實裡，卻又如往昔帝國的讀書人一般，翹首北京，心懷天下。

——他在晚年回到北京，更名改姓、默默無聞、平靜地度過了這段晚景時光，似乎很少人去追究他在東北的歷史（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在東北，他曾經有過家庭子女，現在似乎無影無蹤。沒有人知道他是穆儒丐，一位曾經“丈夫胸懷沖天志”、寫過數以百萬計文字的文人。只因他還寫岔曲2，所以在八角鼓票房裡，還有人回憶起這位孤獨的老人，還演唱他寫的若干曲子。最後見到他的身影，是在一張天津八角鼓名家收徒的合影上，照片上印的時間卻是他去世（1961年）的次年，因此又給後世留下了懸念。

二

一本奇書，說的就是本書。非是“王婆賣瓜”，作為編者的我來替已成“古人”或“近人”（現在已找不到家人後代）的作者穆儒丐吹噓，而是本書確乎有著重要而稀缺的價值，因此也就讓我不辭辛勞地將它從湮滅約九十年的歷史塵埃裡拾撿起來（上一次在中國大陸出版還是1924年），重新鄭重地向諸位介紹一番。

——這是一本在現代文學史上無名，在滿族文學、戲曲、語言學、老北京文化諸領域大名鼎鼎的小說。如今的現代文學史，即使數十年來經過了數次重寫，周作人、張愛玲、錢鍾書取代了以往的左翼作家巨頭，坐上了前排的交椅，但都始終與穆儒丐無關。因他——一位研究東北淪陷區文學的學者在專著裡偶爾提及穆儒丐——只是一位通俗文學作家而已。“北京三部曲”或其他作品，亦是少人認真對待，或者仍是棲於舊刊和早已絕版的民國舊書。但是在另外一些領域裡，情形卻大不相同，穆儒丐的形象轉而“高大上”，成為重要的研究物件或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滿族文學（或旗人文學）裡，最重要的大人物是誰呢？清代的有曹雪芹，有納蘭性德，有西林太清，有文康……民國呢？有老舍，有穆儒丐，有王度廬，有郎紅浣……穆儒丐大體上和老舍相當，都書寫了亂世之中的旗人、風雨飄搖時代的老北京。只不過老舍乃新文學中人，有時亦聽“將令”。猶記一位民俗學家常人春曾憤然而言：北京的警察怎麼可能是《四世同堂》裡那樣的！而穆儒丐，全然與新文學無涉，或者並無此影響。

——在近世戲曲裡，穆儒丐是重要的劇評家，儘管還遠遠未被認識。他將伶人的歷史當作《史記》來寫，故有《伶史》一書，亦是空前絕後的奇書一部，此是最早的研究晚清民初戲曲的專書之一。他寫了小說《梅蘭芳》，這本“實名制”小說敘述京城乃至全國最走紅的伶人、亦被後世當作中國戲曲的“代表”的梅蘭芳，卻是寫梅氏的歌郎經歷。被焚燒數十年後，又被研究者發掘出來，用來探討彼時的戲曲生態。而讀者諸君看到的本書，其三分之一，寫的是白牡丹，即四大名旦之另一位：荀慧生。寫荀慧生如何成名，作者皆是親歷，因此歷歷在目。這段歷史在現今荀慧生傳記裡多付諸闕如，或可參照之。

——在語言學研究裡，穆儒丐的這本書乃是研究北京話的重要文字。日本學者太田辰夫將本書作為漢語及北京話教材，還專門寫文章討論這部社會小說，探討小說中的老北京話的釋義。本書的註釋雖簡略，亦有一些難點沒有解決（書中有些老北京俗語，問及相關人士，也無人知曉），但實實是從這位日本學者的文章中獲益匪淺。

——在老北京文化裡，穆儒丐應當有著更重要的價值。因穆氏所描寫的，是自晚清至民國的老北京。現今諸多回憶“老北京”的文史書籍，於穆儒丐而言，不過是經過時代之變，加速“墮落”後的“新北京”而已。本書即是描寫了辛亥前後的北京，其地理、其人物、其政治經濟，皆如在面前。穆儒丐另有《北京夢華錄》，亦是將兒時的北京與彼時的北京時時對比，從中亦可見北京社會文化之變遷。然而，這些僅僅是穆儒丐反覆書寫北京的文字中，具有代表性的極少數的幾種而已。

三

一部奇史，即本書乃是北京之奇史，書中所寫及、道及的種種世相，有些或許耳熟，曾被書寫，如八大胡同。（但八大胡同與國會之關聯，誰又寫得那麼翔實明晰可感？）而大多細節很少見諸新文學諸多作家筆下。以我看來，這或是因為新文學作家大部分都是老北京的外來者（除老舍外），文學史上所謂“京派”，也不過是寓居於北京的外地文人而已。他們可以描摹北京的風俗與風景（如卞之琳寫“垃圾堆上放風箏”），但對老北京的細節缺乏理解，對老北京的前生今世，更是茫然少知。他們所書寫的其實是新北京的新生活，即便是好談古、好抄書、好風土的周作人也是如此。而穆儒丐這些彼時寄身於報業的文人，或與今日之專欄作家相仿，但不僅僅寫“美文”“時評”，還要寫新聞、劇評、打油詩、岔曲……簡直是樣樣都幹。而且他們本身即是北京土生土長（多是旗人），對老北京社會、文化及生活的變化極其敏感，因而事事皆流露於筆下，而化作彼時老北京的一份極真實又極富情感的見證。以下舉本書中所涉及的數個事件為例——

旗人之命運。本書中幾乎無處不有。鼎革之後，旗人之遭遇極其悲慘，但亦有分化。書中人物大多是旗人，因此本書亦可稱作一部辛亥之後的旗人“變形記”。大多數旗人墮入社會底層，如主人公寧伯雍（亦是穆儒丐之自況，穆後來改姓寧）從郊外進北京城，在萬壽山所僱人力車伕，便以滿語呼之。彼時之旗人，無生存手段者，男多以人力車伕為業（因此老舍的祥子也以擁有自己的人力車為奮鬥目標），女則多墮入娼門。觀此段描寫，與魯迅《一件小事》、胡適之人力車伕詩相比，可見差異。魯迅文、胡適之詩僅止於對人力車伕的崇拜或同情，人力車伕只是勞苦大眾的符號，而穆儒丐所寫這一場景則涉人力車伕之因果。

書中亦寫墮入娼門之旗人婦女，至少有兩種：一是桂花，為其母主動送入窯子，成為八大胡同裡的紅人，被議員包養，因而引發了一場鬧劇；二是秀卿，因家貧賣笑，卻是奇女子，被主人公引為知己，後因貧病而死。此二種，皆是入娼門之旗人之命運，或者前者更常見一些，後者只是作者之理想人物（亦是才子夢）。

書中亦寫旗人之同流合汙、飛黃騰達者。如主人公寄身之《大華日報》老闆白歆仁，白氏是主人公留日的同學，亦是旗人，回國後應合時勢，在國會里當議員，出入於八大衚衕，又擁護袁世凱復闢。從書中描寫的細節，再對照相關史實，就會發現，其實具有很強的自傳性。如主人公寧伯雍即是作者穆儒丐之化身，報館老闆白歆仁亦真是穆氏的留日同學烏澤聲的化名，穆儒丐來到北京城謀職，就是棲身於烏澤聲擔任經理的《國華報》（惜《國華報》今已不存，不然可見更多細節），烏澤聲投入進步黨（可說是進步黨的黨鞭），被列入安福系家譜之孫輩。烏氏鼓吹袁世凱當皇帝，時《國華報》新聞常自稱“臣記者”，亦是民國報界的一大笑談。書中，主人公指責老同學背棄往日理想，亦是有據可查。因彼時留日的部分滿族學生，曾創辦《大同報》，提倡君主立憲，穆儒丐、烏澤聲都曾贊襄其事。而這群留學生的領袖，滿洲宗室恆鈞，此時也在國會為議員，成為國民黨人。因此，往昔的這群朋友，滿懷天下之大志，在其所屬的階層傾覆後，走上了迥然相異的道路。也可由此見及辛亥之後旗人知識分子的分化。

書中所寫白牡丹，亦可一說。因這也是穆儒丐關心的伶史的一部分，但與穆氏寫《伶史》、寫梅蘭芳不同，穆氏寫白牡丹，除揭露北京的社會問題外，更多是一段傷心史。這段故事，以主人公發現白牡丹開始，到看戲結識一幫朋友組織白社，捧白牡丹成名（今日仍能見到《國華報》組織童伶競選，白牡丹選為童伶博士之記載），又幫助白牡丹脫離師傅之束縛，出錢請老師教白牡丹皮黃，如此等等。但白牡丹成名後，即為有錢有勢者奪去，他亦對這幫早期白社成員棄之如敝履。查之此段戲界往事，今多不見提起，說起荀慧生（“白牡丹”為其唱梆子時的藝名），亦說起為師傅所困，不能解脫，但多敘述為好友尚小云所救，全然無穆儒丐在內的這批早期白社成員的影蹤。但書中所述大體應為真事。去東北之後，穆氏在《盛京時報》寫劇評，亦提及捧白牡丹之傷心事。此外，在《戲雜誌》的某一期，我偶然發現一段文字，可與書中白牡丹事相印證。那是因《戲雜誌》上登載《白牡丹傳》，結果有人打抱不平，認為其傳少了一段重要內容，所以投了一篇《白牡丹傳補遺》，以下摘錄茲文片段，可對照之：

……民國二年，友人朱佩弦、秋吟籟、劉弦伯、張夢詞輩，組織白社於燕京，以詞兒（白牡丹）為社長，騷壇健將，鹹屬而和之。時人稱勝焉。顧爾時之詞兒，為秦腔花衫。師事龐姓，性極蛇蠍，常不使之有片刻歡。後雖荷朱秋劉張諸公之垂青，得稍見天日，而每出必以三禿（龐氏子，習醜，蠢如鹿豕。偶與詞兒配演《小放牛》，是猶以金盞玉杯盛狗矢也）偕。三禿貪狼，多與之錢，則可減少詞兒之磨折，故朱秋劉張諸公，皆不惜以阿堵物為詞兒謀幸福也。學戲時代之困苦，大率類是。箇中黑幕，實有不忍言之者矣。嗣詞兒病嗓，啞不成聲，皮相者頓現其炎冷之態，獨朱秋劉張諸公之憐惜不稍替，乃商之龐氏。（時詞兒未出師，伶界慣例，未出師前，有所舉動，未得師氏允許，不可。）而為詞兒謀重振之方，易二黃之轍。龐氏至此，不得不允其求。乃由朱秋劉張諸公，鳩資延聘陳桐雲，不數年而藝大進，小嗓亦穎脫而出。此蓋彼蒼之有造於詞兒也。然苟不遇朱秋劉張諸公，則詞兒之為詞兒，未可知矣。

這一段敘述，和書中幾乎一般無二，只不過穆氏用了化名。這也可足證穆氏寫白牡丹成名史之親歷性與細節之真實。但是，此文只是說了故事的開始（美好之佳話），卻沒有道出故事的結局（醜惡之現實）。後來的捧白牡丹者裡，為何不見“朱秋劉張諸公”的身影？答案即是在穆氏此書裡了。

本書之細節，大多可玩味，也可與其時之新聞相對照。我在讀《順天時報》《群強報》時，曾對其社會新聞及劇評等欄頗為留意，也時加記錄。讀穆氏此書也往往有此感。如書中，主人公進城見西四牌樓被燒，此即1912年正月十二日之時，據云袁世凱為阻止國民黨代表將政府南遷之議，而縱兵擄掠之事。此外，穆氏還寫及萬松野人，萬松野人正是創辦《大公報》的英斂之，亦是旗人，在香山創辦慈幼院。北京現正提倡“三山五園”文化，而讀穆氏此書，便可知“三山五園”在晚清至民國初年的衰落了。而山川人物的衰敗，不僅僅是旗人以及其所居住的北京城的命運，亦是一個時代的文化的結束。

書中主人公甫進1912年之北京城，便見兵火之象，此後以記者之業，遂見及北京城中的芸芸眾生，遭遇形形色色之社會怪狀，除以上所述種種外，尚有和尚喬裝娶妻，有畫秘戲圖的無賴成為教育雜誌編輯，有監獄式的孤兒院，有種種沒落之旗人家庭……

雖然穆氏所寫，乃是如此之北京奇觀，但又不能僅僅以奇觀文學視之。也即，並非是魯迅所謂之“黑幕小說”。換言之，穆氏寫的是世相（社會小說），但探尋的依然是從古至今的知識分子之寄託：這個社會為何會墮落，而且還將墮落下去？理想的社會到底在哪裡？

乙未七夕次夕於燕北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