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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夏天，趙光明侷促的小屋裡來了一個男孩，隨之也多了一臺搖著天線的電視機。兩人穿著一樣的汗背心，老遠看過去，一個黝黑的身體撐滿了它，另一個呢，背心在瘦白的身上晃盪來晃盪去，好像搭著一塊乾毛巾。兩個人早上一道送牛奶，中午一道在白場上端著飯碗。到了三伏天車棚裡是很悶熱的，他們就搭了廣告傘，搬來一條長板凳，躲在蔭頭底下吃飯。

有人路過就罵老子，光明啊，兒子來了還不吃好一點！心疼不心疼！

趙光明就從飯碗裡揚起他的臉賠笑，晚上吃，晚上吃。

然而晚飯還是這麼吃。

在廣場舞尚未來臨的那些年頭，夏夜的閔珠雜貨店一直是各路閒人扎堆的大本營。吃過晚飯，人們挑著牙籤，往口袋抓一把瓜子，從各自車棚裡拎出一隻骨牌凳、一隻老藤椅，或者乾脆站著，一字排開在小店過道的兩邊，我把這些人叫作“賣不掉的甘蔗”，一根根東倒西歪地倚在牆邊。興國大伯伯，小區裡出名的酒鬼，帶著幾個小酒鬼圍聚在雜貨店，常把老酒花生米搬到外面來，咪上幾個鐘頭。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打聽當天的鄰里新聞，順帶巡視下班經過的人馬，和他們車籃裡的菜。

趙光明就是混雜其中的一員，這裡成了他最好的社交場所。他領著男孩坐在其中時，已經能懂一些方言，他笑得更投入了。老子負責在一旁傻笑，兒子則靦腆地呆坐著。不知誰問起媽媽來，趙光明笑得有點僵，好像要把自己隱進笑聲後面去似的。母瓜子們得知趙光明沒有老婆，一下炸開了，急得直跳腳，嚷嚷著要給他張羅一個新的，那動靜簡直要讓全小區都知道她們的善良和熱情。

光明，你就說你要個啥樣子的，阿姐幫你搭橋。

要不得，要不得。

趙光明嚇得兩隻大手舉過胸前拼命搖著，身體卻往後縮，一臉褶子也跟著縮回去了。過了一會又笑嘻嘻地說，我盼著我娃子上了大學再瞧哩。

男孩和我一般大，晚一年上學。我搬著一摞中學生讀物過去的時候，他正百無聊賴地按著遙控器，電視裡翻來覆去跳動著僅有的幾個頻道，雪花點滿天飛。趙光明特別高興，想招呼我坐下，撓著頭轉了一圈發現沒地可坐，就喊男孩趕緊出來搬書，又趁機摸著兒子的頭說，太不像話嘍，說來放暑假，就真的一本書都莫帶，一天到晚都莫事做。等男孩接過書，趙光明的眼睛又跟著書走了一會，很放心地說，好撒，有得你看嘍。

男孩把書擱在床頭，底下堆著好幾個蛇皮袋。狹小的車棚裡，除了一面被灶臺燻得滿是油煙的牆，其餘都拿報紙糊起來了，房東不允許他再弄髒。蚊香、拖鞋和撿來的可樂瓶散亂一地。桌上堆著啤酒瓶子、塑膠扇、搪瓷牙刷杯、擰乾的毛巾和一些剪刀破布。那時他正在修一個別人廢棄的舊沙發，預備放在過道上乘涼用。難得地，他主動講起了話。

等娃子考上大學，有了工作，我們就回四川去嘍。

第二年暑假，男孩又來了。仍是瘦白，身長卻拔高了許多，染了一頭黃髮。早上一道送奶，下午還要一道送水——那時趙光明又接下了小區裡送水的活，他門前停著一部新的三輪車，正對著舊沙發。大熱天的，閔珠看不過去。

哎，光明，你送你的水，讓兒子去用功讀書好不啦。

他愣了一會，好撒，好撒。男孩就不用出來幹活了。

我跑去問他，還有些書，改天拿給你？

他搖搖頭，繼續看他的電視。

我看了一眼趙光明，他很不好意思。不要就不要了吧，莫不是我看了代他去考試。他像講了一個不好笑的笑話，一臉尷尬地賠笑。

天氣轉涼，小區裡的小孩都開學了，男孩還擠在車棚裡。人家問，小光明怎麼還不回去，耽誤人家學習。他只低頭笑笑，由他去，由他去。再沒過多久，男孩終於走了。

之後的兩年，男孩再沒來過。

考完試的暑假，我要去外地讀大學。恰好碰到趙光明，老王拍拍他的肩，好啦，明年輪到小光明加油啦。光明，適意啊，收拾收拾告老還鄉嘍。趙光明擺擺手，不得行，久著呢，娃不爭氣。

那時我們才知道，原來第二個夏天起，男孩就輟學了。開學的那個月，他去了南方打工，再也沒有回家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