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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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經等了十天。這是第十一天。她照例在十二點整走進咖啡館，照例在角落靠窗的位子坐下，照例點了卡布奇諾。等咖啡的時間裡，她從挎包裡拿出本厚墩墩的《戰爭與和平》，然後點燃一支香菸。她把煙盒跟打火機放到桌上。白色有LAWSON字樣的一次性打火機。硬殼的三五香菸（它們疊放在一起，以一種微妙的角度斜躺在書的左側）。她一邊抽菸一邊喝咖啡。她的動作顯得既謹慎又漫不經心，令人想起無所事事的鹿。大部分時間她都在看書，偶爾抬起頭望一會兒窗外。窗外是一條僻靜的林蔭道，陽光穿過高大的法國梧桐，在柏油路面上形成一塊塊光斑，光斑隨著陽光的變化時而變亮，時而變淡，時而消失，彷彿某種神的遊戲。咖啡館位於市中心的一條小路上，這條路上有幾家畫廊，幾家西餐廳，一間賣尼泊爾飾品的精品屋和一家小書店。這個時候路上行人不多，偶爾有輛汽車在落地窗外無聲無息地滑過。咖啡館裡除了她，還有一個扎著馬尾的外國男子，她只能看見他寬闊的後背。咖啡館裡盪漾著音量調得很低的爵士樂，低得就像有人在遠方哭泣。

那會是什麼呢？她想。那個老畫家所說的特別禮物究竟會是什麼呢？不知道。無從想象。她唯一知道的是她還要繼續等下去。她答應他等一個月。一個月。四周。每週一至週五的中午十二點到下午兩點（跟她給他做模特的時間一樣）。為什麼要這樣？不知道。她沒有問他。他只是說那是必需的——對於那個禮物來說。是的，這聽起來有點荒謬。但再荒謬的話從他嘴裡說出來都顯得理所當然（他似乎掌握了某種讓別人無條件信任他的秘訣）。不過反正她已經習慣了午休時間出來透透氣，老是悶在空氣不暢的格子間裡讓她覺得心情和面板都變得粗糙不堪。這樣消磨掉午間的兩小時也不錯：坐在明亮安靜的咖啡館，喝咖啡，抽菸，看書，同時等待。

兩點差五分，她揚手叫服務生結賬。兩點鐘她走出咖啡館（玻璃門被推開時發出清脆的叮噹聲）。她在門口站住，做個深呼吸。不知為什麼，沒等到反倒讓她鬆了口氣。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的期待正在融化成淡淡的恐懼。一種害怕收到的禮物會讓自己失望的恐懼。與其收到一件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她想，還不如這樣等著有意思。她機械地邁開腳步。走得既不太快也不太慢。空氣中散發著秋日午後所特有的舊舊的氣息。咖啡館到她上班的地方走路要二十分鐘。從春天到秋天，這條路線她已經來來回回走了不下一百遍（畫家的畫室就在離咖啡館不遠，與這條小路垂直的一條小巷裡）。小路走到盡頭拐個彎，繁華的鬧市區撲面而來。她瞬間就被洶湧的人潮吞沒了。成千上萬的臉孔像無數浮在海面上的花瓣那樣起伏流動。各種噪音——車聲、人聲、巨大電子螢幕上的廣告聲——彙整合一種帶有宗教意味的永恆的嗡嗡聲。她隨波逐流行走不止。走過高樓投下的陰影。走過鋼琴琴鍵似的斑馬線。走過萬花筒似的各色店鋪。她消失在一幢大廈的入口。她走進位於十七層的辦公室。兩點半，從天花板流瀉出相當於上班鈴的鋼琴曲（《致愛麗絲》）。她輕輕嘆口氣，手指靈巧地拿髮帶把長髮束到腦後，然後小心翼翼地——彷彿在舉行一個小而神聖的儀式——用橙色炭筆在臺歷的11月6日上畫了個叉。

她是在一次攝影展的開幕酒會上遇見那個老畫家的。她有個遠房表哥是搞行為藝術的，當他偶爾——極為偶爾——缺少女伴的時候，會叫上她參加一些藝術活動。那次是一位德國女攝影家的主題攝影展，名為“石頭與花朵”。展覽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黑白的鵝卵石照片，另一部分是彩色的花卉照片，都是以極近距離拍攝的無比清晰的大幅特寫。鵝卵石也好花也好，全都無可避免地令人想到女性的身體器官（圓潤的鵝卵石讓人想到乳房和臀部，張開的花蕊讓人想到女性生殖器）。簡直不可思議，她想，完全屬於大自然的東西卻散發出如此強烈的富有人類感的性意味！然而，奇怪的是，這些照片卻又絲毫沒有色情的感覺，至少對她來說是這樣（她不知道男人會怎麼想）。相反，當她細細地，一幅一幅地看完所有作品，她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哀傷。回過神，她發現表哥已經不見了——大概有了新的獵豔目標。於是，她在來賓中轉了一圈（沒有一個認識），拿了杯葡萄酒，走到無人的吧檯角落，一邊翻看擺在那裡的攝影集一邊小口啜飲葡萄酒。

他就是那時走過來跟她搭話的。他看上去很老。老得看不出具體年齡。從眼神看只有五十歲，從頭髮看有七十歲，從皺紋看則有一百歲。他穿著阿瑪尼牛仔褲和一件顯然很貴的黑襯衫，身材瘦小，彷彿一枚包裝精美的果核。他跟她搭話的方式是近年來她遇到的男人中最具紳士風度的，她幾乎懷疑自己是否應該像沙皇時期的貴族小姐那樣伸出手好讓他行吻手禮。

他們這個那個地聊了一會兒。天氣。酒。上海。他說他是個畫家。

“我剛回來。”他輕微地動了一下手臂。

我剛回來？她覺得這種說法有點奇怪。他剛從哪兒回來呢？她本想問一下，但還是沒問。她從小就不善於發問。她只是露出表示很願意同他說話的微笑。

“事實上，”他說，“我正在尋找人體模特。我覺得你很合適。”

“模特？”她吃了一驚。人體模特？

他點點頭。

“我適合……做模特？”

他聳聳肩。“對我來說很適合。”他停頓片刻，看著她的眼睛，“願意試試嗎？”

她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她從未想過要做人體模特，就像她從未想過要登上月球。

“這個……我要考慮一下。”她朝他笑笑。

“當然，當然。”他再次點點頭。他用手指撓撓自己的右邊眉毛。她注意到他的眉毛很濃，像灰白色的松針似的一根根豎立著。

“考慮一下。”他接著說，“認真考慮一下。我年輕時也做過人體模特，怎麼說呢，一種難得的人生體驗。做過就知道了。”他拿過吧檯上的簽字筆，在畫廊名片的空白處寫下自己的名字、地址和電話號碼。她接過名片，瞄了一眼地址，發現離自己上班的地方不遠。

“順便問一聲，你對這次展覽感覺如何？”

她想了一會兒，“很憂傷。”

“憂傷。”他重複一聲。他的頭微微向左傾，彷彿在傾聽什麼聲音。“唔。很希望再見到你。”說完他略一欠身，轉身離開。

老人走後她覺得世界似乎有點小小的失衡。她喝了幾口葡萄酒，調整了一下呼吸。做人體模特？她在畫廊裡又轉了一圈。那個老人已經不見了——就像從未存在過。為了確認自己剛剛看見和聽見的並不是幻覺，她不禁好幾次從口袋裡掏出那張名片。

酒會結束的當晚，她回到家，衝完淋浴，站在浴室鏡子前盯著自己的身體看了好半天。普普通通的身體。普通得近乎平庸。普通得令人心碎。乳房偏小。大腿偏粗。就身高而言手臂偏長。當然，不算難看，但跟大多數人一樣，她覺得自己還是穿上衣服更好看一點。這樣的身體有什麼資格做人體模特呢？她難以理解。在她印象裡，做人體模特應該更有特色一點才對。那個老畫家究竟看中了她什麼地方呢？對我來說很適合——她想起他的那句話。他說話的方式有點怪怪的，她覺得。但她又本能地喜歡他。不像別的男人，她感覺不到他有絲毫的侵略性——或許是因為他太老了。不過，即使如此，想到要在一個陌生人面前脫得一絲不掛，她還是覺得無法接受。她用浴巾裹住身體（不知為什麼，鏡中的身體看久了就像變成了別人的身體）。不，她在心裡說，那不可能，我不可能——也沒必要——去做什麼人體模特。

自從她成年以來——她今年二十八歲——只有兩個男人看過她的身體。一個是她大學時的初戀男友。他們是同班同學。他們沒有做過愛，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不會做愛。相互撫摸就已經讓他們很滿足了（最後她總是用手幫他解決）。大四時他隨家人移民去了澳洲。她的第二個男朋友是她以前單位的同事。大學畢業後父母託人把她弄進了一家政府機關單位做文秘，雖然她對這工作毫無興趣，但一來父母很熱心，二來她也沒發現有更好的工作，因此她想怎麼樣都無所謂。他比她早進去幾年，長得高大方正，為人熱情上進，領導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幾乎沒有不喜歡他的。他們談了三年戀愛。一場跟她的文秘工作一樣平淡無聊的戀愛，後來她想。但當時她是很認真、很努力地在談，他們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覺也睡了，雙方父母也見了，每到週末就一起四處去看房子。就在這時他被調去了北京。她當然不願意他去，但她嘴上什麼也沒說，只說隨便他。她知道他很想去。他一心想當官，有時她甚至覺得為了往上爬他任何事都做得出來——任何事。他去北京一年後他們分手了。大家都替他們惋惜。她卻覺得鬆了口氣，那種感覺就像高中時終於考完了期終考試，有一種幾乎令人愉悅的失落。我為什麼每次失戀都不難過呢？她問自己。難道那根本不是真正的愛？那麼真正的愛應該是怎樣的呢？她不知道。總之，分手幾乎沒有給她帶來任何傷害，這讓她覺得既幸運又不幸。之後不久她從單位辭職了，她決定拿本來留著結婚用的積蓄去國外讀書，她想出去看看世界。但等她辛辛苦苦考完GRE，“9·11”爆發了，她申請去美國的簽證被拒籤。她在家閒了幾個月，最後閒得頭昏腦漲不知所措，只好再去找工作。憑著過硬的英語——拜GRE所賜——她找到了現在的工作：在一傢俬營的外貿公司做總經理助理。工作很忙，經常晚上要加班到八九點鐘，但很充實（從中她體會到了某種從未有過的，類似於自豪的感情），且收入是以前的三倍。這期間也有幾個男人追求她，她也同其中一兩個不深不淺地交往過，但始終沒有確定戀愛物件。她對談戀愛越來越提不起勁。說不上為什麼，她覺得好像所有戀愛談到後來都差不多：吃飯，看電影，牽手，接吻，然後呢——上床，爭吵，和好，再爭吵……就像事先設定好的電腦遊戲。為什麼一定要找個人來破壞自己美好的單身生活呢？她在市郊一個環境幽雅的住宅小區租了套小公寓，每天乘地鐵上下班，週末則睡懶覺煮咖啡聽音樂看影碟，照菜譜一個人津津有味地做飯，偶爾也會約女友去逛街，或去美術館看展覽。隨心所欲，自由自在。至於性，對她來說就像扁桃體一樣可有可無——或者不如說沒有更好。只是，有時半夜醒來，在一片漆黑中，她會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彷彿自己正身處另一個世界。她明白自己不可能永遠這樣下去。她不是那種會一輩子單身的人。不管願不願意，她都終將結婚生育，相夫教子。那既像是一種希望，又像是某種絕望。未來到底會怎樣？她會遇見什麼樣的人？她身上會發生什麼事？一切都消失在時光的黑暗中。除了等待，她別無選擇。

她最終決定給那個老畫家做模特是半個月之後的事。她本來以為自己很快就會忘了那個老人的話。但結果正好相反，那個老人的提議像雙不合腳的鞋似的讓她無法安寧，她幾乎時時刻刻都在想著它——聽起來可能有點難以置信——工作時想吃飯時想睡覺時想（雖然表面上看一切都一如平常）。一個禮拜後，她意識到為了避免患上神經衰弱，她必須再認真考慮一下。其實只要稍加考慮，她就不得不承認：她很想去。為什麼不呢？就當是一次小小的、安全的冒險。那個老人不至於做出什麼對她不利的事情。她什麼也不會失去。再說，她又有什麼好失去的呢？也許開始會有些尷尬和不習慣，但那同時也是一種小小的刺激和挑戰，不是嗎？一種難得的人生體驗，他說。而那正是她現在所渴求的。她渴求著去體驗什麼。但前提是不能受到傷害。所以她不會去吸毒、濫交或者加入什麼神秘團體。她不是那種可以不顧一切的女孩——雖然有時候她很羨慕那樣的女孩。另外，還有個問題她不能不考慮：如果她去做人體模特，那就意味著她的裸體會被留在畫布上，會被人看到，會被人觀察，並欣賞——大概。那讓她感覺有點不安，但也很難說有什麼不好。她上網查過，他是個久居海外風格獨特的油畫家，為人低調，在藝術圈享有盛名。透過藝術，她進入了永恆——至少在某種意義上——這有什麼不好？

她又花了一週時間才徹底說服自己。她打算不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她撥通了老人留下的電話。她很懷疑他是否還記得她，但從他接電話的語調（立刻認出了她的聲音），似乎他們昨天才見過。她告訴他自己願意試試。他們約好第二天中午去他住的地方見個面。掛上電話，她發了一會兒呆。原因說不好，但她總覺得，從一開始他就知道她會去。

那個老人住在一個老式的居民小區，一棟五層紅磚樓房的一樓。原先是兩套的小開間公寓被打通合併成了一套，所有能拆除的隔斷都被拆除了，因此整個空間顯得比實際更大。房間佈置得很特別：水泥牆壁，水泥地面，阿拉伯花紋的小地毯，高大的綠色植物，白色的宜家布藝沙發，原木餐桌，牆上掛著幾幅大色塊線條簡潔的抽象派油畫，畫架靠牆角放著，旁邊一個帶滑輪的案几上堆著五彩繽紛的顏料和調色盤。沒有電視也沒有電腦。東西（書CD畫冊香菸奇怪的小擺設，等等）放得有點亂，但亂得讓人很舒服。屋外有個小院子，對著院子的那堵牆被改成了舊廠房裡那種鋼結構的落地玻璃長窗，從裡面望出去，院裡均勻地鋪著一層灰白色的碎石，角落種著兩株高得像樹一樣的芭蕉，旁邊擺著一條褪色褪得厲害的藍色木頭長椅，椅子因為風吹雨打已經變得破舊不堪，看上去彷彿隨時都會散架。

“一個朋友的房子。”老人說，“臨時住住。他去墨西哥了。”

他們坐在餐桌旁一邊喝新煮的咖啡一邊說話。他們聊了一會兒各自的情況（他七十八歲，常住紐約，幾十年沒回國了，這次回來是為了看病——他沒說什麼病——順便小住一陣）。他提到做模特的一些注意事項（“最重要的是放鬆，”他說，“——無限的放鬆”）。他們定下了作畫的時間（週一至週五的中午十二點到兩點）。他就報酬徵求她的意見（高得出乎意料，她欣然接受）。

“我很高興你能來。”告別時他說，“這對我們倆都有好處。”

對我們倆都有好處？她一時有點反應不過來。她不知說什麼好，於是什麼都沒說，只是朝他笑笑。

那是四月。接下來的幾個月（夏天時他去歐洲待了兩個月，他受不了上海的炎熱，九月中旬他又回來了，一直住到十月下旬離開），她每個工作日的午休時間都會去那裡待上兩個小時。在那兩個小時裡，按照老畫家的要求，她赤身裸體，斜靠著坐在白色宜家沙發的一角。她眼睛低垂，視線投向地面，彷彿陷入了某種沉思。沙發的另一頭，立著一個同樣赤身裸體的男性人體模型，就是服裝店裡用來展示服裝的那種，有鼻子和嘴巴，但沒有眼睛，也沒有下體，他的頭微微側向她這邊，其視線——雖然沒有眼睛，但仍然能感覺到他的目光——與她的視角形成一個交叉。她，男性人體模型，白色沙發，構成了老人所畫的那幅畫的全部。開始幾天她多少有點不習慣，雖然空調把室溫調得恰到好處，她的面板還是起了一層雞皮疙瘩——很難說究竟是因為冷還是因為緊張，心跳也驟然加速。不過由於事先已經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加上老人作畫時極為專注，沒過多久——大概一個禮拜——她就幾乎完全適應了。每過半小時他們會休息十分鐘，她披上特意買來的浴袍，和老人一起喝咖啡，抽菸，聽格倫·古爾德彈奏巴赫的戈德堡變奏曲，隨意地聊天。老人作畫跟休息時感覺判若兩人。一旦拿起畫筆，他就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裡，只有他、顏料、畫筆和畫布，其餘的一切都不存在。當然，他是在看著她畫，他是在畫她，但給她的感覺卻彷彿他在畫別的什麼東西——藏在他內心深處的什麼東西。她不過是個媒介，一個“對他來說很合適”的媒介。至於為什麼合適，她也不知道。她始終想不明白他到底看中了她哪一點。

不過，正如老人所說，那的確是一種相當奇特的體驗。她這輩子從未像這樣一動不動什麼都不做地待過那麼長時間，而且——更重要的是——還光著身子。跟洗澡或做愛不一樣，這種裸體是公開的、非實用性的，具有某種類似於大自然般的展示感。毫不誇張地說，她從未如此強烈地感受到自身的存在。那裡面既有某種不知所措的幸福，又有某種面對自我的悲傷。有一次——僅僅一次——她甚至莫名其妙地哭了出來。她靜靜地坐在沙發上，腦中一片空白，跟老人一樣，她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周圍的一切正在慢慢消失。像靈魂出竅那樣，她彷彿飄離了自己的身體。不知道過了多久，回過神來，她發覺自己正在輕聲哭泣。但老人似乎根本沒注意到，或者假裝沒注意到。她沒有動。淚水流過她的臉頰，她的乳房，她的小腹。她的面板清晰地感受到淚水的溫度，那就像是她小小靈魂的溫度。

那幅畫終於畫完的時候，他們舉行了一個微型的慶祝晚宴。地點就在他家。她動手做了幾個拿手菜，他開了一瓶夏天從法國帶來的紅酒。事實上，這同時也是一個告別晚宴。他已經買好了第二天回紐約的機票。經過四個月的相處，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親密而默契的關係。那種關係很奇妙——該怎麼形容呢，她想——就好像兩個人躲在世界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分享著某個不為人知的秘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秘密，甚至可以說微不足道，但確實是秘密。

吃完飯，他們手裡捧著葡萄酒杯，肩並肩站在剛完成的畫作前看了很久。

那幅畫跟她最初腦子裡想象的完全不同。整幅畫的背景是濃霧一般的乳白色。她，沙發和男性人體模型，就像三座島嶼，靜靜地漂浮在那片乳白色裡。那片乳白色瀰漫著，彷彿要吞噬整個畫布，甚至要溢位畫布之外。但同時每一個細部又都顯得極為精確：沙發的皺褶，她腰部的曲線，模型的塑膠質感。他們看上去如此清晰，卻又好像隨時都會消失。

她注視著畫上的自己。不知為什麼，她覺得那既是她，又不是她。

“怎麼樣，有什麼感覺？”老人對著畫布問。

“……很奇妙，”她停頓片刻，“就像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就像一切都在慢慢消失。”他重複一遍。如同在重複一句詩。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幾乎同時回過神來，同時舉起手中的酒杯喝了口酒。

“這恐怕是我的最後一幅畫了。”老人呢喃著，彷彿在自言自語。

她不知該說什麼好。

“對了，你讀過《戰爭與和平》？”

她搖搖頭。

“應該讀讀。前幾天閒著沒事，我列了個清單，”他轉過頭看著她的眼睛，“把我想最後再看一次的書和電影都列了下來。伯格曼的《假面》，安東尼奧尼的《夜》，《戰爭與和平》，等等。一邊享受這座星球上最美好的產物，一邊靜靜地等待死亡降臨。不錯的道別方式，你不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