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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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刑事法院1 五樓的審判室天花板很高，大理石的牆壁，圍繞證人席的桃花心木欄杆擦得鋥亮，不同於下面幾層樓的審判室那麼狹窄（那裡有厚厚的玻璃將旁聽者與審判人員隔開，環境就像一個發放駕照的場所）。看樣子，還真像是一個正義得到伸張之處。

審判是在星期一開始的。因為我即將出庭作證，所以不能出席庭審；但我有一個朋友在電視臺“十一頻道”，他也是製片人，認識另一家電視臺在場採訪的速寫畫家，請那位畫家告訴了我具體情況。第一個證人是警方探員。在接受助理州檢察官柯克•瑞安訊問後，他確認殺死受害人的子彈來自一隻38口徑左輪手槍，不過他們一直都沒找到那把槍。接下來是法醫。他說明了受害人死亡的原因及方式，以及從受害人指甲裡找到的一些碎屑，DNA測試結果表明與桑託羅的一致。

瑞安然後領著受害人的母親陳述證詞。瑪麗的母親於是眼淚汪汪地陳述了一番。她說，瑪麗·喬是個聽話孝順而且有進取心的孩子。因為鋼廠發生事故，瑪麗的父親終生殘疾，她自己只得打兩份工，但都只能掙到最低工資。瑪麗·喬立志改變處境，讀了夜校，希望將來在盧普區2 做一名辦公室簿記員。

“可現在，我可愛的孩子離開人世，我們的生活全都給毀了，”她泣不成聲，並且很誇張地指著桑託羅說：“都因為他！”

布拉謝爾斯沒有在盤詰中將她駁得體無完膚，而是旁敲側擊，淡然指出這麼一個事實：即她和丈夫跟桑託羅多次見面，甚至曾邀請桑託羅到他們家吃飯。

接著檢方指出，瑪麗·喬遇害那天晚上，她和桑託羅都出現在了湖濱客棧。湖濱客棧是個不上檔次但很安靜的街區酒吧，離卡柳梅特公園不遠，單身女子偶爾進去喝杯啤酒是不會受到騷擾的。酒吧侍者作證說，瑪麗·喬大概十點鐘的時候進來，要找桑託羅。他知道桑託羅是個碼頭工人，口袋有了現錢才來這裡。那天晚上，桑託羅大約午夜時分才出現。侍者說，當時他顯然已經喝了幾杯，當瑪麗·喬責備他遲到的時候，他反唇相譏。兩人爭吵的聲音很大，侍者告訴他們，要吵架就到外面去。幾個小時後，卡柳梅特公園內船舶下水處就發現了瑪麗·喬的屍體；檢察官特別提醒陪審團注意：屍體就在桑託羅的小車旁邊。

檢方的主要證人就是瑪麗·喬的閨蜜，朗達·迪薩皮奧。她們同在一個學校上的學，加入的同一個天主教會，瑪麗·喬還是朗達·迪薩皮奧婚禮上的女儐相。朗達體態豐盈，染一頭金髮，戴一身珠寶，口抹猩紅的唇彩。她作證說，瑪麗·喬一直在抱怨桑託羅不僅是個窮光蛋，而且沒有志氣。她還說，瑪麗·喬覺得桑託羅不但言行粗魯，而且是個百無一用的廢物，她很後悔自己竟然跟桑託羅攪在了一塊兒；其實，就在遇害的那天晚上，她正打算跟桑託羅分手。

布拉謝爾斯立即表示反對，說她的證詞純屬道聽途說。法官對他的反對錶示支援；但布拉謝爾斯煞有介事地申請延期開庭，立即遭到否決；不過，法官指示陪審團不予考慮這名證人的評論。

不予考慮？真像是鬧市區出現了粉紅色的大象，卻呼籲人們一定不要大驚小怪一樣。

瑞安結束了訊問，布拉謝爾斯走向證人席。他再次決定不在盤詰中攻擊朗達，不過也確實指出朗達一些言辭前後不一之處，逼得朗達承認自己並不清楚桑託羅和瑪麗如何相遇、也不清楚當晚他們為何爭吵；布拉謝爾斯便為自己贏得了幾分。速寫畫家還跟我說，朗達從證人席走下來時，還用紙巾揉擦雙眼。

星期二，檢方自動停止提供證據；這時的形勢本來已經對被告方有利了。布拉謝爾斯卻說，這正是陪審團喜歡的那種案子，容易讓人根據情況推測出真相：男友喝得爛醉，跟蹤怒氣衝衝的女友；女友將他甩掉；男友勃然大怒，開槍打死女友。這樣聯絡起來分析，案情很容易真相大白。

星期三早上，審判室座無虛席，除了各路記者、對庭審感興趣者，還有不少麻木的看客。一想到自己穿了灰色職業裝，我就很慶幸——尤其是我在審判室外見到布拉謝爾斯之後。

“除了我，還有誰作證？”我問。

他透過眼鏡衝我皺了一下眉頭。“供水區的一位副總裁將談到橄欖公園的開放時間。”

原來，毗鄰水過濾廠的橄欖公園屬於供水區。這公園“9·11”以前還一直對公眾開放。

我點點頭。“很好。還有誰？”

“就這麼的了。”他微微笑了一下。

我瞪大眼睛：“就我一個？”

“我找不到其他見到桑託羅的人。要是你早點找我們，也許……”他的聲音越來越小。

“你就不能申請延期審理，好接著找下去？”

“法官不準。”

“水處理廠的夜班人員呢？也許有人見到桑託羅在附近走動。”

布拉謝爾斯搖搖頭。

“啊，那麥克呢？我的攝像師呢？“

“他們的證詞會跟你一樣的。不管怎麼說，是你挑的頭嘛。”

“可瑞安會百般折磨我。”檢察官柯克•瑞安綽號“鐵錘”，就因為在盤詰證人時老練兇狠，猶如鐵錘連續猛擊。

“別擔心，”布拉謝爾斯說道，神情很樂觀。“我們有錄影帶嘛。”

我對司法系統也瞭解不少，知道如果一名律師告訴我不用擔心，那麼正是我應該擔心的時候。

法官問布拉謝爾斯是否已準備好，後者點點頭，隨即聲音清晰、大聲說道：“請法庭允許我們召喚埃莉諾3 •福爾曼。”

我走過去時，盡力不理會審判室裡的騷動，可所有的眼睛都投向了我，包括桑託羅的。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個子不高，但寬寬的肩膀結實有力，原先的平頭已經長成一團厚實的黑髮；身穿廉價的棕色西裝，坐在被告席裡。

邁上通向陪審團的臺階時，我們的目光相遇了。起初，他目光呆滯而恍惚，令人奇怪；隨即又閃現出一線希望。

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氣。

“福爾曼小姐，感謝你今天來到這裡，”我宣誓以後，布拉謝爾斯說道。“請告訴我們你的職業。”

“我是一名企業宣傳片製片人。”我回答得非常簡潔，不主動多說話，就像布拉謝爾斯叮囑我的那樣。

“企業宣傳片製片人都做些什麼？”

我本想說，“那該死的節目該乾的我都幹”——結果當然沒那麼說；我只是解釋說，製片人的角色取決於導演、預算及其他一些情況，我通常負責所有的調研、各種後勤工作、寫指令碼，還要監督外景拍攝與後期製作。

布拉謝爾斯點點頭。“讓我們轉向去年7月23日，瑪麗·喬·博賽尼克那天夜晚遇害。那天晚上你在從事本行工作嗎？”

“是的。”

“你當時在做什麼？”

“我和攝製組在哈里森-卡特抽水房，正準備為供水區拍攝一個場景。”

“抽水房？”

我告訴他是什麼抽水房，位於什麼地方。“拍攝什麼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