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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和第三天上班時,馬特的話一直在我腦中迴盪:這樣我就能退休。
“薇薇,這之後我們就能徹底與他們了結了。”
每次我都會努力把這些話、這種想法從腦中趕走,這正是我想要的。但我怎麼能去做他們要求的那些事情呢?——載入那個程式,讓俄羅斯人瞭解我們的秘密,危害我們的特工。我不能,我真的不能。
所以我只能工作。在搜尋欄裡輸入名字,一個接著一個,搜尋這裡面每個人的一切,搜尋著某種東西,證明其中某個人可能是間諜首腦,或將某些人從清單中排除來壓縮清單。
但是一週過去了,幾乎沒有任何成效,只排除了少數幾個名字,沒有找出任何一個可能是間諜首腦的人。
毫無希望。
那天晚上我拖著疲憊的步子回家,孩子們又睡了,馬特在那裡還沒睡,他坐在沙發上,電視裡播放著一個節目——某個家裝節目。我剛走進屋,他就按下遙控器,電視畫面消失了。
“嘿。”我走進屋裡,在電視旁徘徊。
“嘿。”
“孩子們都還好吧?”
“還好。”他看起來有些不對勁兒。我不敢說到底是怎麼回事,但肯定出了什麼問題。他很反常。
“發生了什麼?”我問。
“不要擔心。”
我張開嘴準備說話,準備爭辯,但還是忍住了,我閉上嘴。“好吧。”我要擔心的事已經夠多了,已經精疲力竭。
我們尷尬地互相看了幾分鐘,然後他站起了身,拿起桌上的嬰兒監視器,向樓上走去。邁出第一步的時候他停了一下,轉身看向我。“你還會考慮照他們說的做嗎?”
“插入那個隨身碟?”
“對。”
我細細地觀察了他,他明顯不正常,有什麼事困擾著他。“我不能做。我知道你認為我應該做,但我就是不能。”
他久久地看著我,額頭上堆起了皺紋。“好。”他說出這個字的方式有些不同,像是認命了,像是了斷,我的目光一直緊追著他,直到他在我的視線中消失了很久。
第二天上班時,依然和前一天一樣毫無成果,但那天晚上我卻沒有加班。我很早就回家了,但走進家門的時候,房裡卻很安靜。
已經快到晚餐時間了。盧克和埃拉應該在爭吵,蔡斯和凱萊布應該在尖叫,或咚咚地敲打。馬特應該在廚房做飯,在調停爭吵,用我不知道的方法搞定一切。
然而,屋裡一片安靜。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來。
“有人嗎?”我對著空蕩蕩的房子說。
“嘿,媽媽。”我聽到有聲音。我向屋子深處走去,看到盧克坐在廚房的飯桌前,作業擺在身前。我環顧四周,沒有看到馬特,也沒有找到其他孩子。
“嘿,寶貝。爸爸去哪兒了?”
“他不在這兒。”盧克也沒有抬頭,眼睛盯著身前的試卷,攥著鉛筆在試卷上寫著。
此時,我的驚慌轉為恐懼。“他到公共汽車站接你了嗎?”
“沒有。”
我幾乎喘不過氣來。“這是他第一次沒有去接你嗎?”
“是的。”
我的心臟怦怦直跳。我在包裡翻找出手機,在快速撥號選單裡找到馬特的號碼。電話鈴聲響起的時候,我瞥了一眼手錶,學校還有十九分鐘關門,孩子們還在那裡嗎?電話直接轉入語音信箱。我結束通話了電話。
“好的,寶貝。”我盡力剋制著聲音中的驚慌。“我們去學校接弟弟妹妹。”
在車裡我又試著打馬特的手機,還是轉入了語音信箱。他去哪裡了?我不斷地超車,腳像焊在油門上了。孩子還在那裡嗎?我甚至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想這個問題。老天啊,他們可一定別亂跑。
我等不及要去那裡探個究竟,又拿起了電話,撥通了另外一個快速撥號選單裡的號碼,學校。電話剛響了一聲,秘書就接起了電話。“我是薇薇安·米勒,”我說,“我打不通我丈夫的電話,想問問您他有沒有接走我們的孩子。”我不斷地默默祈禱著。老天啊,他們一定要在那裡啊。
“我查查。”她說。我聽到紙張翻動的聲音,知道她在檢視前臺的登記簿,我們接送孩子都會在上面簽字。“好像沒有。”她說。
我閉上了眼,頓感寬慰,但又伴隨著新的恐懼。“謝謝。”我對她說,“我在去您那兒的路上。”
孩子們還在那裡,謝天謝地,孩子們還在那裡,如果能親眼看到他們,感覺會好千百倍。可是為什麼他們還在那裡呢?那裡就要關門了。馬特知道這些規定,而且他也應該知道我不會及時回家來接他們。
恐懼像電流一樣穿過我的全身。盧克獨自一人在公交車站,獨自一人在家,其他孩子被扔在學校。早就過了接孩子的時間。
馬特走了。
天啊。馬特走了。
“媽媽!”汽車後座傳來盧克的聲音,驚醒了我,我朝後視鏡瞥了一眼。他睜大雙眼看著我。“綠燈了!”
我朝他眨了眨眼,然後看向前方,綠燈變成了黃燈,後面的一輛車朝我按著喇叭。我踩了一腳油門,加速衝過紅綠燈路口。
我回想起昨晚我們兩個說的話。我說我還是不會做他們希望的事情。他說“好”的方式,他臉上的神態,他是不是終於意識到無法說服我載入那個程式,因此沒有必要再逗留?但是這也不意味著他會讓孩子們自己照管自己,不顧他們會發生什麼。這不像馬特。
我們趕到學校,開過馬路牙子。我把車停進一個車位,勉強停在兩條停車線之間,剎車踩得太重,手提包從副駕駛位滑到了地上。我拔出鑰匙,匆匆抱出盧克,衝向前門。我用餘光掃了一眼時鐘——晚了兩分鐘,二振還要罰款,每個孩子每分鐘五美元——但是我不在乎。我剛進門就看到了他們三個,在前臺旁,和主任一起等著。
我一下子安心了,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他們之後會這樣如釋重負。我是覺得俄羅斯人可能傷害他們?我不會認為馬特會帶走他們或傷害他們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該怎麼釐清此時腦中混亂的想法,但我並不在乎。
我張開雙臂,緊緊地抱住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在主任眼中是多麼瘋狂,全家人在大堂擁抱可能又要耗掉一分鐘,又要十五美元。此時我只關心他們在這裡,和我在一起。
我永遠、永遠也不會讓他們離開我。
我們立遺囑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其實盧克出生之前我們就該立下遺囑。但是直到有了兩個孩子,我們才不緊不慢地來到華盛頓特區,來到白宮前街一座高樓裡的律所,坐下來和律師談這件事。
立遺囑本身很簡單,沒用多少時間。我們指定我的父母為遺囑執行人,一旦我們兩人都遭遇不幸,將由他們處置我們的財產,同時還指定他們為孩子的監護人。這樣的安排並不理想,但是我們兩人都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足夠信任的親朋好友。
從律所開車回家的路上,我說起這件事,如果我們都遭遇不幸,他們要怎樣照顧孩子。“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解決盧克的壞脾氣。”我笑著說,轉頭看向後座上熟睡的盧克。“我們倆至少還是要有個人一直伴在他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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