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奶奶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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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畫像就是指專業的犯罪心理畫像專家在兇案發生後，根據警方在偵查階段中所掌握、提供的已知的兇案線索和案情，對未知的或與犯罪嫌疑人有關的行為、動機、心理過程以及嫌疑人的心理特點進行分析的過程。在將這些分析內容轉換成文字形式之後，這份分析報告就可以將犯罪嫌疑人的外在形象以及活動特徵等情況描述出來。

1989年3月1日，位於澳大利亞悉尼北海岸的莫斯曼市已經進入了秋季，這裡氣候宜人、風景秀美，是當地非常著名且讓人嚮往的旅遊城市。莫斯曼市的治安一向很好，這裡從來都沒有發生過任何一起治安案件，所以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都顯得特別閒適，他們欣賞著秋日裡獨特的美景，享受著富足且安逸的生活。

格溫多琳·米其兒·希爾是一名82歲的寡居老婦，她獨自生活在莫斯曼市的一套小公寓中。3月1日下午時分，格溫多琳太太先去購物中心購物、就餐，然後於4點鐘左右回家，她像往常一樣漫步在莫斯曼市的街頭，但就在這一段並不算遠的路程上，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當格溫多琳太太路過一個俱樂部的時候，一名陌生人悄悄尾隨了她。在格溫多琳太太來到公寓樓前準備開啟大門的時候，這名陌生人攻擊了她。十幾分鍾後，幾名來到公寓玩耍的小孩子發現了倒在大門前的格溫多琳太太，她的頭斜倚在乳白色的門框上，頭部流了很多血，門框和地面上已經被大片的血跡染紅了。

幾名孩子以為老太太是不小心摔倒在地的，他們找來家長將老太太送進了醫院。當天夜晚，格溫多琳太太因搶救無效死亡。警方在初步調查之後發現，老太太隨身攜帶的一個裝有大量現金的紅色錢包不見了，這讓警方對這起案子產生了懷疑。

警方邀請了悉尼州最有權威的法醫病理學家約翰·達福羅博士對格溫多琳太太的屍體進行屍檢。約翰博士透過法醫屍檢發現了一條十分重要的線索，他在格溫多琳太太的腦後發現了一處傷口，並在顱骨中線的位置上發現了一處骨折痕跡。

按照常理推測，人在向後跌倒的時候頭會不由自主地傾向一側，這是人體非常基本的一個動作，因此如果是向後跌倒在地，就不可能使顱骨中線部分出現骨折的狀況；如果是撲倒在地，則又不可能傷到後腦勺。所以，約翰博士推測格溫多琳太太是死於意外襲擊。除此之外，整起案件還有另一條重大線索。格溫多琳太太遇害後，她的內褲、褲襪和鞋子都被脫了下來，雖然屍檢報告證明格溫多琳太太並沒有遭到性侵犯，但這同樣意味著這起案子是不同尋常的。

在拿到屍檢結果之後，警方馬上展開調查，但不幸的是，由於公寓內的管理人員誤以為格溫多琳太太是意外跌倒受傷的，所以在將她送進醫院之後，物業管理人員就將門框和地面上的血跡清理乾淨了。當警方在幾個小時後趕到現場準備蒐集證據的時候，案發現場只剩下一些殘留的血跡了。

雖然案發現場距離莫斯曼市的主街區僅有幾米，公寓附近的不遠處還有一個小規模的建築工地，但兇手的作案手段十分老練，沒有被任何人目擊到他作案的過程，案發現場也沒有留下任何證據，再加上這起案件在當地只屬於“個案”，因此這起案件在初期調查無果後就陷入了停滯。

1989年5月9日，84歲的維尼·弗萊德·阿仕頓從俱樂部內走了出來，她是澳大利亞著名風景畫家威廉·阿仕頓的遺孀，威廉去世後，她就獨居在莫斯曼市。維尼太太先去了一趟購物中心，然後準備回家。走到家門前的時候，維尼太太先去檢視了自己的信箱，然後又轉身去了公寓一側的垃圾房，她想要將信箱中取到的無用郵件丟掉。就是在這個時候，兇手突然襲擊了她。兇手兇狠地將維尼太太的頭撞向地面，很快就將她擊昏了過去。

等到警方趕到案發現場的時候，維尼太太躺在垃圾房的地板上，她雖然穿了一件紅色的大衣，但依然不能將地板上的大攤血跡遮掩住。維尼太太的下半身赤裸著，她的褲襪被脫了下來，兇手就是用這條褲襪將她勒死的。維尼太太的手包丟在屍體旁不遠的地方，手包是開啟著的，一支口紅掉在不遠處的地上，這意味著兇手可能翻動過這個手包。死者的柺杖和鞋子被整齊地放在她的腳邊，這顯然是兇手故意擺放在那裡的。

這起兇殺案和第一起幾乎完全一樣，沒有任何一個目擊者，警方也沒有掌握任何有價值的線索，這讓此案的調查行動進展緩慢。警方既不能確定嫌疑犯的身份，也不能確定嫌疑犯的作案動機。經過初步分析，警方認為此案可能是由外地人所為，因為他們覺得莫斯曼市的市民都是很善良的。連續兩起兇殺案讓當地政府倍感壓力，警方也組織了大規模的搜尋行動，他們先後調查了莫斯曼市方圓4千米內的兩萬多名住戶，但這次行動並沒有得到任何線索。

隨即，警方又在幾名“疑似”目擊者的幫助下勾畫出了嫌疑犯的頭像。這幅嫌疑犯頭像畫的似乎是一個癮君子，他蓬頭垢面、衣冠不整、滿口黃牙、面相兇惡。乍一看，這幅生動的畫像描繪的就是一個大壞蛋。但在犯罪心理畫像專家看來，這幅畫像所描繪的不過是人們的一種固有觀念，人們常在潛意識裡相信只有這樣的人才會殺人，才會是警方需要逮捕的物件。

悉尼首屈一指、經驗豐富的法醫精神病學家羅德·彌爾頓博士應邀對兇手的心理面貌進行推斷並研究兇手的犯案動機，以幫助警方儘快破案。羅德博士認為，嫌疑犯很可能是一個有正當工作的當地人，因為兩起兇殺案的案發地點距離並不遠，這說明兇手是有選擇且目的很明確地作案，只有當地人才能輕鬆做到這一點。

至於兇手的作案動機，很可能是在他的某段重要人生經歷中，和某個與他有著重要關係的女人關係異常，這種異常的關係在嫌疑犯的內心裡播下了罪惡的種子。隨著時間的流逝，罪惡不斷積累，最終爆發。兇手的這段經歷就是他心理變態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致使他殘害老年婦女的最終原因。

透過這個人的作案手法來看，嫌疑犯應該是一個身體強壯的白人男性（一般的連環兇殺案都是同種族異性作案，被害人都是白人女性，作案者就應該是白人男性），這個人還應該當過兵，有服兵役的經歷，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在短時間內迅速且不留痕跡地作案。一般情況下，像以上所述的重大惡性案件，作案者應該是年輕且身體強壯的男人。

當地警方根據羅德博士的分析以及兇手的作案時間、作案地點等因素，很快就將視線鎖定在了距離案發現場很近的一所學校，他們認為在這個範圍內，學校裡年紀不大且強壯的學生有非常大的嫌疑。警方出動了大量警力對這所學校內的學生進行了調查，並反覆詢問了該校的校長及老師。此外，警方還調查了駐紮在莫斯曼市附近的海軍及陸軍，以求可以找到與兇案有關的線索。

就在警方努力調查的時候，案情出現了新的進展。原來，維尼太太的鄰居在檢查她的信箱時，發現了她丟失的錢包。有目擊者稱，這個錢包最早被丟在莫斯曼市的阿仕頓公園內，這個公園正是為了紀念維尼太太的丈夫——阿仕頓先生的父親而建造的。警方隨即對公園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查，但並沒有得到有用的線索。隨即，警方又將破案的重點放在了外來人口作案上面，在當地，這種型別的罪案只佔據全部罪案的20%，屬於最難偵破且線索最少的案件。

警方認為這兩起謀殺案有著許多共同之處，兩名被害的寡居老人都是被暴力殺害，且死後都被兇手擺成了一副帶有侮辱性的不雅姿勢。被害人的褲襪、內褲、鞋子都被脫掉，被害人的錢包被拿走，顯然都屬於謀財害命型的罪案，儘管第二名被害人是被勒死的，但眾多證據證明了這兩起謀殺案之間是有聯絡的，這兩起兇案的兇手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

1989年10月18日下午4點10分左右，住在莫斯曼市斯位元路附近的84歲寡居老婦陶麗斯·考克斯正在公寓外的人行道上散步。當時，殺手正準備去郵局，在看到陶麗斯太太之後，馬上就跑到她的身後尾隨起來，而陶麗斯太太則毫不知情。當陶麗斯走過一段走廊，轉過彎來到一堵矮牆前的時候，兇手突然從她的身後衝了出來，他抓著陶麗斯的頭，狠狠地、連續不斷地撞向牆壁。

在這種高強度的攻擊下，陶麗斯太太來不及做出任何反抗，她很快就昏死過去了。幸運的是，陶麗斯太太被路人發現並送進了醫院，但案發現場依然被清理了（人們誤認為陶麗斯太太是意外跌倒的），一直到晚上10點，醫生才察覺到了異常。

可惜的是，陶麗斯太太患有老年痴呆，她不能給警方提供任何線索，也不知道是誰將自己擊昏在地的。這起謀殺未遂案發生以後，警方就開始進行懸賞，他們從各個渠道蒐集線索，有目擊證人稱，在案發時間段內，曾有一名十八九歲、踩著滑板的男孩出現在案發現場附近。警方著手繪製嫌疑人畫像，並開始搜查。

羅德·彌爾頓博士推薦介入調查的犯罪心理畫像專家認為，如此老練的犯罪過程意味著兇手是一名犯罪老手，他一定犯過同型別的兇案，雖然當時他可能並沒有殺人。兇手在第一次殺人的時候只是將被害人的內褲、褲襪、鞋子脫掉，而第二次則用從被害人身上脫下的褲襪將被害人勒死，這意味著第一次作案成功給兇手帶來了非常強烈的自信心，所以他才會在第二次作案的時候嘗試以新的方法殺死被害人，而第三次作案意味著兇手的殺人停滯期正在快速縮短，這就意味著他馬上就會再次作案。

儘管這一次的被害人沒有死亡，但如果兇手得知了被害人是一名老年痴呆症患者，且警方沒有從被害人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線索的話，兇手的自信心就會再次膨脹，這個訊息甚至會讓他相信自己是完全可以將警方玩弄於股掌之中的。在這種高度膨脹的自信心的影響下，兇手的作案頻率會越來越高，作案時的手段會越來越殘忍，但這也會讓兇手變得麻痺大意，案發現場可能留下的線索也會變得越來越多，警方則可以透過這些線索確定兇手的真身，這也是警方偵破兇案的關鍵點。

就在警方努力蒐集指紋、皮屑等其他法醫證據及尋找作案兇器的時候，距離莫斯曼市不到16千米的萊恩科夫市再次發生了一起兇案。78歲的陶勒西·本奇正提著購買的物品沿著人行道緩緩行走，就在這時，兇手來到了她的身邊，陶勒西太太並不知道她身邊這名男子的身份，他們竟然攀談了起來，兇手還主動幫她提起了購物袋。陶勒西太太還邀請兇手去家裡喝茶，但兇手推說有事，謝絕了陶勒西太太的邀請。

在將陶勒西太太送到家後，兇手竟然大發善心，沒有殺害這名老太太，他轉身沿著來時的小道往回走。幾分鐘後，兇手在小路上與提著商品回家的瑪格麗特·弗朗西·帕哈德擦肩而過，瑪格麗特85歲，她拄著柺杖行動遲緩，正好是兇手的獵殺物件。

兇手從瑪格麗特背後發動襲擊，他暴力擊倒了這名老太太，脫掉了她的鞋子、褲襪和內褲，將她的柺杖和鞋子整齊地擺放在她的身邊，然後將她的錢包帶走。不久後，瑪格麗特被送進了醫院，但其他人依然誤認為瑪格麗特是不小心摔倒在地的，於是就將案發現場的血跡、線索全部清理乾淨，這樣讓警方再次失去了獲得線索的機會。

犯罪心理畫像專家認為，兇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能從一個和善的年輕人轉變成一個內心充滿仇恨、具有殺戮衝動的惡魔，這說明了他是有選擇地襲擊老年婦人，並且極度仇恨被他選擇的老年婦人。兇手在作案之後從容地將被害人的鞋子、柺杖整齊地擺放在一邊，已經轉變成了兇手殺人後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情，這似乎是他的標識，這種行為帶有很強的嘲諷和侮辱意味，進一步證明了兇手的盲目自大。

犯罪心理畫像專家認為，發生在莫斯曼市的3起案件顯然是同一個人所為，但這起發生在16千米以外的案件，雖然案發的過程十分相似，但他們依然需要考慮作案者是否是受到了“盲從綜合徵”（指作案者模仿其他兇手的作案手法殺人）的影響，因此專家初步認為這起案件是其他兇手所為。

殺手的目標非常明顯，所有的受害者都是70～90歲之間的老太太，這也就意味著，對殺手產生重大影響的那名女人應該是兇手的長輩，她和兇手之間的關係很密切，但兇手非常仇恨這個女人。案件雖然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兇手的手段也極其殘暴、兇狠，但透過兇手選擇的殺害物件來看，兇手應該是一個內心怯弱的懦夫。由於警方至今都沒有找到兇手的指紋，因此又推斷出兇手在作案時應該是戴著手套的。

屍檢結果表明，這起兇案的被害人同樣死於頭部重創，但法醫部門依然不能透過屍檢來找到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兇器是哪種，屍檢專家只能初步推測兇器是一把鈍器，可能有一定的重量，但又不是很重，應該有幾公斤重，絕對不會超過10公斤，而且這種兇器能夠給人造成極大的傷害。

在短短的7個月之內，就先後有4名老婦人遇害，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傷的嚴重後果，在當地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當地的媒體給作案的兇手起了一個“老奶奶殺手”的代號，當地警方在辦案的時候也用這個代號來稱呼兇手。現在警方需要考慮的是兇手到底還會不會繼續作案，又會在哪裡作案？警方又該如何界定調查區域？

一天午後，81歲的奧利弗·克利弗蘭德正在莫斯曼市貝爾羅斯地區退休村的長椅上休息，就在這時，一名不速之客也坐到了長椅上，奧利弗太太準備起身離開，這名不速之客則猛地抓住了她的手臂，然後將她拉到一個緩坡上，在確認周圍沒有其他人之後，這名陌生人就用鈍器猛擊奧利弗太太的頭部，將她擊倒在地之後，兇手脫掉她的褲襪，然後狠狠地勒住了她的脖子。

兇手用褲襪將奧利弗太太勒死之後，翻看了她的手包，將手包裡面的錢幣拿走後，把手包、柺杖、鞋子整齊地擺放在死者身前。退休村的工作人員發現被害人的屍體後，就將她的屍體放進了村子內部的停屍間，這些工作人員武斷地認為奧利弗太太是重摔在地致死的，雖然他們隨後通知了警察，但犯罪現場的痕跡還是被他們給提前清理了。

犯罪心理畫像專家認為，在連續5起襲擊案件發生後，警方依然沒能找到哪怕一名目擊證人，假設兇手是外來的陌生人，那他一旦進入社群內部，就會馬上引起社群其他成員的注意，這也就意味著兇手很可能就是社群內部的常住居民，而且他和其他居民之間的關係很融洽，所以社群內的其他居民才沒有注意到任何可疑的人。

兇手使用絲襪勒死被害人的行為，除了暴力宣洩內心中的仇恨以外，更重要的是透過這種方式對被害人實施性侮辱。在這幾起兇案中，用絲襪勒死被害人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舉動，兇手這樣的行為代表著在兇手的心目中，殺人並不是最終目的，殺人只是為了方便他實施更深一層的侮辱行為。

兇手在殺人結束之後，總是會將被害人的物品整理得非常整齊，這除了有侮辱警方的含義之外，還意味著兇手很可能本身就有著隨時整理物品的習慣。在正常情況下，只有現役或者退役軍人才會保留這種習慣。

連續發生5起兇殺案之後，警方抽調了70多名資深警探，成立了專門偵破此案的專案組，警方還多次組織老年人參加安全培訓，提醒這些老年婦女在外出的時候注意個人安全。各大媒體也爭相報道與兇案有關的細節，政府還將懸賞金額提升到了20萬澳元，可儘管如此，警方依然對“老奶奶殺手”一無所知。

93歲的穆里爾·貝蕾爾·科納身體一直很好，她獨自一人在莫斯曼市馬斯頓街的一棟寬敞公寓內生活了39年。穆里爾太太習慣不鎖後門，她從不擔心自己的安全。鄰居們提醒穆里爾太太要注意個人安全，但她並沒有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