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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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奧利弗——如今</h2>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這話果然沒錯。比起美名，惡名似乎更對人們的胃口。不光是小報這麼認為，就連新聞報紙上都專門留出篇幅來報道，一位頭頂著光環的成功作家如何墮落成了可恥的抄襲者和打妻子的男人。那些曾經口口聲聲跟我以密友相稱的評論員，現在都在採訪中宣稱早就發現我身上有什麼詭異之處。他們揣測說我毆打妻子成性，即便是庭審期間並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這個說法，他們編造一些從未發生過的對話來暗示我一直有暴力傾向，而艾麗斯對我非常畏懼。

一家小報刊登了一篇四十年前的學校作文，用以突出我拙劣的文筆和鬆散的敘事。那些曾經像隨從一樣圍繞在我周圍的博士生都聲稱我毀掉了他們的事業和信譽。哎喲真是可憐喲。評論家也說一個沒有孩子的人不可能寫得出如此吸引兒童讀者的書。他們從前可不是這麼說的。他們以前說的是我沒有養育兒女的責任，自己也還是個孩子，所以更能夠了解孩子的想法。一群蠢貨。他們挖掘我的過去、我的背景，還問了許多關於我親子關係的問題。最終除了我父親早年當過牧師的事之外，也沒有發現更多的黑料。

庭審結束六個月後，我弟弟菲利普給我寫來一封信。連他的字都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我知道他一定為了寫信給我是不是“正確的做法”很是苦惱了一番。他提出，如果我有一天想要“卸下心中的重負”，他願意以牧師的身份幫助我，或是擔任我的告解神父。他讓我要相信我還有機會請求上帝的寬恕，拋開別的不說，他一定會“永遠做我的聆聽者”。垃圾。

我好想念艾麗斯。

我原以為這裡的食物會難以下嚥，沒想到竟然還不錯，而且還管飽。我在米其林星級餐廳裡吃過比這還不如的菜，不過這些飯菜的品相還是可以再多花點心思的。

我被安置在一棟破舊的維多利亞式建築裡，房子從外面看氣勢宏偉，讓人望而生畏，可內部都是福米卡塑膠貼面，年久失修，滿是汙漬，看上去毫無生氣。男女在這裡被隔離開來，這我倒沒什麼意見。

我有自己的房間，從很多方面來說，這裡比寄宿學校還好些，不過跟我同住在這裡的是一群惡棍。記得多年前，一位缺乏想象力的公務員同事在他辦公桌上放了一個“詼諧”的小標牌，上面寫著“不是瘋子也能來這裡工作，但瘋子才能在這裡工作下去”。當時我完全沒覺得這話好笑。

不過，這裡並不是瘋人院，這是個傷心人之家。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曾因精神失常而犯罪。我感覺自己到這裡來也是一種欺詐行為，不過這對我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我的整個人生就是這樣或那樣的一個個騙局。我並不需要跟其他人來往，大多數時間我都選擇一個人待著。

院子裡面有一片農場，雖然我已經很久沒有幹過體力活兒了，但還是很享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感覺。我已經不再是個年輕小夥子了，但這幾十年來我的身體從沒像現在這麼健康過。

我是個模範“病人”。在這所精神病院裡，他們並不稱呼我們為囚犯。我時常聽見他們說，“政治正確得簡直有點過頭了！”我同意這個看法。看守和護士們都還不錯，我也從不給他們找麻煩。這裡的人普遍都知道我的罪行是“一次性”的。我“一時衝動”沒控制住自己。我正在服用低劑量的抗抑鬱藥物，在繁忙和嘈雜的環境中也能夠保持平和。

我每六個月都會接受一次“心理健康檢查”，來確認我的精神狀況是否正常，可我要是被判定為精神正常，就可能會被釋放，這可絕對不行。我已經下定決心要留在這裡，即使我對社會對自己都並不存在威脅，我還是不願離開。我打算好了，一旦他們提出讓我走，我就假裝自殺。

房子已經賣掉了。所有收入都用來支付艾麗斯後續的療養費用，尤金的撫養費也都轉給了巴尼·德懷爾。艾麗斯住在一傢俬人療養院。律師告訴我她的房間很美，她接受的是最好的治療，但這些她都毫無知覺。她目前的狀態很可能會持續數年。那些故事書的版權和版稅都已經轉給了薇洛妮剋夫人，我受到了來自全世界的指責，尤其是在法國，因為我偷走了一位戰爭英雄的遺產，還從他和他外孫的死亡中獲取利益。可他們還不知道真相比這更糟糕，我就是害死他們的元兇。我從未把這部分故事告訴精神病醫師。這將會引起軒然大波。我何必要為自己的罪行清單再加上縱火和謀殺呢？

記者們多次試圖要來探望，提出要代筆捉刀來寫我的故事。這完全是種侮辱。我斷然拒絕了他們的無禮請求。但有一個法國記者卻是例外。至少，我感覺她應該是個記者。她的來信比別人的要更正式，而且她相當執著。她的名字叫作安娜麗絲·帕蓬。她的前五封信我都沒有理會，到了第六封，我終於給她回了信，我感謝她的關注，但謝絕接受採訪，也很抱歉我不會把她列入我的訪客名單。我的訪客名單上是一片空白。

一個月前，她又回了一封信，內容令人無比震驚。

信上說，她是個律師，不是記者，但她對我的案子或是我的罪名沒有任何興趣。她說她最近初為人母，而她寶貝兒子的出生讓她發現了一系列的秘密，她都有些後悔一開始不該去探尋那些事。

她的登記出生地是法國波爾多的一個小村子，名叫克洛尚，時間是1974年3月11日。她出生時的名字叫作諾拉·康德爾。出生當年的7月20日，她被送人收養。安娜麗絲希望我能夠幫助她找尋她父親的下落。有人曾暗示說她母親說過我就是她父親。

是勞拉的孩子。我的孩子。

她坦白地說，在經過兩年來的查證，卻發現她父親可能是個殘暴的禽獸、一個抄襲者時，她不知自己該做何感受。

安娜麗絲的原始出生證明上，母親那一欄寫著勞拉的名字。透過查證，她知道勞拉已經死了，而且是自殺。她認為母親的死跟她的出生有關。她透過勞拉從前學校的網站找到了一些她的照片，雖然她們的身形和眼睛的顏色很相似，但她身上有一點卻跟勞拉完全不同。於是她開始轉而調查尋找她的父親。出生證明上父親的姓名是空白的，不過安娜麗絲聯絡到了當年幫勞拉辦理收養的社工。據說，勞拉很肯定孩子的父親是一個名叫奧利弗·瑞恩的愛爾蘭學生，但她被禁止在出生證明上登記我的名字。安娜麗絲很快發現奧利弗·瑞恩更為眾人熟知的身份就是聲名狼藉的文森特·達克斯。她在我的書的封面上看過我的照片，也在YouTube看過一段我參加某個電視節目的影片，她注意到我們的言談舉止和說法方式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叫人無法忽視。然而，她說，“還是有哪裡不對勁”，因為安娜麗絲是種族混血，而很顯然，“你和我母親都是歐洲白人”。

我的雙手又開始顫抖，我把信放在書桌上，這樣上面的字就不會一直跳動了。

我女兒追尋真相的道路只能用曲折來形容了。

我最近採用了個人基因組服務來對我的DNA進行基因分析。結果顯示，我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血統，這表示我的父母有一方是種族混血，比方說，我的祖父母中有一個是黑人。我查到勞拉的父母都出生在愛爾蘭，但關於你父母的資訊卻少得可憐。我注意到你的膚色比普通的愛爾蘭男人要略深一些，不過你的面部特徵無疑是“白的”。

多虧了DNA圖譜提供的新資料，基因理論研究發展迅猛，現在科學告訴我們，人的膚色不是單純由一個基因來決定的，而是受多組基因共同影響（多基因遺傳）。所以說，除了父母的膚色之外，還有許多因素都能夠影響一個人的膚色。所以說，如果你有多種族血統，你就仍然有可能是我的父親。

她提出要來探視我，採集我的口腔上皮細胞進行DNA測試。她向我保證這是個簡單的非侵入性取樣程式。她準備來都柏林，希望我能同意跟她見面。

反覆看了多次你的影片之後，我想有極大的可能我們是有血緣關係的。我不知道這是否會給你帶來恥辱，也不清楚你對種族和諧持何種觀點，但請你牢記，當我開始尋找親生父母的時候，從未想到過我的父親或母親會在監獄裡。養育我的父母是非常好的人，如果他們知道監獄裡這個人真的是我父親，一定會無比驚恐，所以我並不打算告訴他們。如果最後結果證明事實的確如此，我也不想公之於眾。

我把信放到一旁，走出房間，來到院子裡。警衛朝我笑笑，點了點頭。

“今天怎麼樣啊，奧利弗？天可真冷啊，是吧？”

“你有煙嗎？”

“我還真的有。”

他遞給我一支菸，熱切地幫我點燃，打算跟我閒聊幾句，不過大家都知道我一貫不合群，所以他沒一會兒就走開了，讓我安靜地享受我的孤獨。

一切都正如丹尼爾神父所言。關於我父親和那個土著女孩的事是真的。她後來怎麼樣了，她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腦海中想象著，她穿著一身部落服飾，在非洲的夕陽之下，離開自己的村莊和人生遠走他鄉，心中想著我的出生就是對她的詛咒。我時不時會發現自己在為她流淚，更奇怪的是，我還很想念她，很想知道她有沒有想過我。我想到我父親，想象著在我出生之時，他的百般否認都成了謊言，還在眾人面前受到羞辱，我對他似乎有了那麼一點點同情。

接著我又想到了勞拉，看到孩子她一定非常困惑。誰會相信我是孩子的父親呢？當然不可能是我。這就是她不能寄給我照片，不能把孩子帶回家的原因，在那個年代，這根本就不可能。她要如何解釋孩子的父親是誰？她一定都懷疑自己是不是瘋了。當時在愛爾蘭中產階級普遍存在著種族歧視。之所以沒有人承認，是因為從沒有人正面質疑過。在1974年的愛爾蘭，我見過的黑人用一隻手的手指都能數得過來。勞拉的孩子對她的家族將是一個大丑聞。況且，做個未婚媽媽是一回事，做個未婚又有個無法解釋的黑人孩子的單身媽媽就完完全全是另一回事了。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讓她以為自己瘋了。是我殺了她。

今天我女兒安娜麗絲來看我了。她很漂亮，這一點像她母親，我猜，應該也像我的母親，並且從某種特殊的角度來說，也很像我。我生成一個白人，這算是某種遺傳上的意外，但這個女孩絕對是我的女兒，是我和勞拉的女兒。就在見到她那一刻之前，我都還存有一絲疑慮。她有著一雙清澈的藍眼睛，身上洋溢著一種活力和使命感，就如同我初見時的勞拉一樣，但她透過我，遺傳到了我母親的膚色。

剛見面我們彼此都有些尷尬，我施展著個人魅力，讓她放鬆下來，最後終於把氣氛調節得輕鬆而愉快。我問了問她的兒子，我的外孫，她給我看了張那個小男孩的照片，照片中的孩子大約兩歲，坐在她和她丈夫中間。孩子臉上洋溢著淘氣的笑容，能看出他很快樂。我很高興。我問她是否覺得幸福，她咧嘴一笑，藍色的眼睛不好意思地看向下方。

她就坐在我對面，看著她緊張地把昂貴的絲質襯衣袖釦反覆解開又扣上，我無法再否認擺在眼前的事實。

然而，我可以否認她。

我承認自己跟勞拉很熟，我們大學期間曾經交往過，也曾在波爾多一起度過了一個夏天。我告訴安娜麗絲她的母親是個勇敢、美麗的女孩，而且一定非常想自己撫養她。我說自己從不知道勞拉懷過孩子，也無法解釋她為何會說我是孩子的父親。我告訴她1973年的夏天，在葡萄園還有一些南非勞工，暗示勞拉一定是跟他們其中一人有染。我回憶說他們都是善良、強壯又快樂的男孩，但很遺憾我完全不記得他們的名字。

我告訴她做DNA測試毫無意義。我把我父母的情況告訴了她，我母親是瑪麗（孃家姓墨菲），父親弗朗西斯·瑞恩在我出生的時候是個牧師。我猜安娜麗絲一定已經知道這個小細節了。我甚至特意為她喚起了自己最早期的記憶：在一個大花園裡，我坐在父親膝上，我的父母坐在長椅上開心地笑著擁抱著彼此。全世界彷彿只剩下我們一家。我的母親有著一頭紅髮，她臉上戴著眼鏡塗著口紅。我那面帶微笑的父親則穿著一身高腰西服。長椅在一棵樹下，一根樹枝矮矮地垂下來，滿枝沉甸甸的花蕾就墜在父親的頭頂。母親把我抱過去放進了一張秋千里。鞦韆上有一條安全橫杆。她輕輕地推著我，我喜歡空氣飛快拂過肚子的感覺，開心地大笑著。我想要她把我推得再高些，可她有些害怕。於是換我父親來推，她又回到長椅上坐了下來。父親推著我越蕩越高，我興奮極了。過了一小會兒，我用腳做剎車讓鞦韆停下來，我感覺到沙礫摩擦著鞋底，揚起了厚厚的塵土。我跑到媽媽身邊跳到了她腿上。她緊緊地把我抱在懷裡，我知道父親正在一旁滿心驕傲地看著我們。濃濃的暖意和安全感充滿了我的心。

我告訴安娜麗絲我母親數年後離開了我們，而我父親跟一個女人再婚了，她不願意撫養我。我佯裝生氣，說不願意談論此事。安娜麗絲滿懷同情，沒有再追問更多細節。於是我跟她說了我是如何在寄宿學校長大的。

“我的故事就是這麼簡單，沒什麼神秘可言，抱歉讓你白跑一趟了。”

我祝她接下來的調查能夠順利。

我想，她看上去鬆了口氣。聽到這些她很高興，畢竟她父親不是坐在她面前的這個惡魔。我們握了握手。她的手在我的掌心裡，暖暖的。

我葬送了那麼多條生命，她還是不知道為好。能夠保守這樣一個秘密，我很自豪。保護她是一項慷慨無私之舉。我想努力做個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