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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加爾各答發生的一切……我該責怪誰呢？

——香卡·高希

“別去，博比，”朋友告訴我，“不值得。”

那是1977年6月，我從新罕布什爾來到紐約，跟《哈潑斯》雜誌的編輯敲定加爾各答之旅的細節問題。辦完事以後，我決定去探望老朋友阿貝·布龍斯坦。我們那本小型文學雜誌《他聲》的辦公室位於上城區一幢不起眼的寫字樓裡，跟俯瞰麥迪遜大道的《哈潑斯》編輯部相比，這地方實在有些寒酸。

阿貝獨個兒待在凌亂的辦公室裡，忙著編輯《他聲》的秋季號。辦公室的窗戶敞開著，室內的空氣卻沉悶潮溼，就像阿貝嘴邊那支沒點燃的雪茄一樣。“別去加爾各答，博比，”阿貝重複道，“把這活兒推給別人吧。”

“阿貝，事情已經定了，”我說，“我們下週就走。”我遲疑片刻，又補充了一句，“他們給的報酬相當不錯，而且包下了所有開銷。”

“哼。”阿貝回答。他把雪茄挪到另一邊嘴角，衝著面前那堆稿子皺起眉頭。這個男人個頭不高，頭髮蓬亂，滿頭大汗——活像個輸紅了眼的賭徒——單看外表，你絕對想不到這個國家最負盛名的“小型雜誌”竟然出自他的手。1977年，《他聲》雖然還無法媲美老牌的《懇言評論》或《哈德遜評論》，但我們的季刊已經有了不少訂閱戶。《他聲》首發的故事裡有五篇被收進了《歐·亨利獎選集》，喬伊斯·卡羅爾·歐茨還專為我們的十週年紀念號寫了一篇小說。在不同的時間段裡，我曾充當過《他聲》的助理編輯、詩歌編輯和免費校對員。但過去這一年，我一直待在新罕布什爾的山區，思考，寫作，還出了一本詩集，現在，我對《他聲》的貢獻相當有限。儘管如此，我仍把這本雜誌當成自己的心血，也把阿貝·布龍斯坦視為摯友。

“《哈潑斯》到底為什麼挑上了你，博比？”阿貝問道，“要是這事兒真有那麼重要，他們都打算包攬全部費用了，幹嗎不派個夠分量的人去？”

阿貝問到了點子上。1977年，羅伯特·C.盧察克依然籍籍無名，雖然《冬魂》已經在《紐約時報》上收穫了半欄評論。不過，我希望傳到人們——尤其是掌握著話語權的那幾百個人——耳朵裡的全都是些好話。“《哈潑斯》看上我是因為去年我在《他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我說，“你知道的，就是關於孟加拉語詩歌的那篇。你說我在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身上花了太多筆墨。”

“噢，我記得，”阿貝說，“《哈潑斯》那幫跳樑小醜居然知道泰戈爾，我真是不勝驚詫。”

“切特·莫羅打電話給我，”我說，“他很欣賞那篇文章。”我才不會告訴阿貝，莫羅根本不記得泰戈爾的名字。

“切特·莫羅？”阿貝咕噥著說，“他不是忙著給電視系列劇寫配套小說嗎？”

“他在《哈潑斯》擔任臨時助理編輯，”我回答，“他希望在十月號上發表加爾各答的這篇文章。”

阿貝搖搖頭：“阿姆麗塔和我們的伊麗莎白女王陛下還好嗎？”

“她叫維多利亞。”我糾正道。阿貝明明知道孩子的名字。我告訴他我們為女兒起了這個名字的時候，阿貝評論說，作為印度公主與芝加哥波洛克的後代，這可真是個WASP式的好名字。這個男人極度敏感。阿貝雖然早已年過五十，但至今仍和母親一起居住在布隆克維。他將全副身心都投入了《他聲》，除了與這本雜誌直接相關的事物以外，他對世界的其餘部分完全漠不關心。有一年冬天，辦公室裡的暖氣壞掉了，幾乎整個一月他都穿著羊毛大衣堅持工作，直到暖氣修好。近年來他跟別人的互動基本透過電話或信件完成，但他的尖酸刻薄並未因此減少半分。我開始明白，在我不幹以後，他為什麼僱不到新的助理編輯和詩歌編輯。“她的名字叫維多利亞。”我重複了一遍。

“隨便吧。你打算拋妻棄女，遠走高飛，請問阿姆麗塔對此作何感想？順便問一句，你們的孩子多大了？幾個月？”

“七個月了。”我回答。

“正是難哄的時候呢，現在丟下她們去印度可不是什麼好主意。”阿貝說。

“阿姆麗塔也去，”我糾正他，“還有維多利亞。我告訴莫羅，阿姆麗塔可以幫我翻譯孟加拉語。”其實真相有一點點偏差。提議讓阿姆麗塔一起去的人是莫羅。事實上，很可能正是因為阿姆麗塔，這份工作才會落到我的頭上。打電話給我之前，《哈潑斯》聯絡了三位研究孟加拉語文學的權威，其中兩位是居住在美國的印度作家。那三個人都拒絕了這個活兒，但他們聯絡的最後那個人提到了阿姆麗塔——雖然她的研究領域是數學而非文學——於是莫羅順藤摸瓜找到了我。“她會說孟加拉語，對吧？”莫羅在電話裡問我。“當然。”我回答。事實上，阿姆麗塔會說印地語、馬拉地語、泰米爾語和一點兒旁遮普語，還有德語、俄語和英語——但就是不會說孟加拉語。其實差不多嘛，我很樂觀。

“阿姆麗塔想去？”阿貝追問。

“她期待得很，”我回答，“自從七歲時跟著父親移居英國以後，阿姆麗塔就再也沒回過印度。她還希望我們在去印度的路上能在倫敦停留幾天，好讓她的父母見見維多利亞。”最後幾句是真的。阿姆麗塔原本不願意帶著嬰兒一起去，但我告訴她，這件事對我的職業發展非常重要。最後，我還提出可以順路去一趟倫敦，於是她終於點了頭。

“好吧。”阿貝不甘心地咕噥，“去加爾各答吧。”他絲毫沒有掩飾語調中的不以為意。

“說說看，你為什麼不想我去？”

“過會兒再說，”阿貝回答，“現在先跟我說說，莫羅到底請你去調查達斯的什麼事兒？我還想知道，你為什麼讓我在《他聲》的春季號上留出一半的版面來刊登達斯的東西。我討厭再版，達斯的詩再版的次數已經多得讓人作嘔了，我敢打賭，他沒發表過的作品加起來也不超過十行。”

“達斯，是的，”我說，“但不是再版，會有新東西的。”

“快說。”阿貝催促道。

於是我說了。

“我去加爾各答是為了尋訪詩人M.達斯，”我告訴他，“找到他，跟他聊聊，然後將他的新作帶回來公開發表。”

阿貝緊盯著我。“啊哈，”他說，“這不可能。M.達斯已經死了，這已經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吧。我想想看，應該是1970年。”

“1969年7月。”我忍不住賣弄起來，“1969年7月，M.達斯前往東巴基斯坦——現在是孟加拉國——的一個小村莊參加他父親的葬禮，確切地說，是火葬儀式。回來的路上，他失蹤了，所有人都覺得他被謀殺了。”

“對，我想起來了，”阿貝說，“當時你和阿姆麗塔還住在波士頓的公寓裡，我在你們家住了幾天，新英格蘭詩人協會舉辦了一場詩歌朗誦會來紀念他。你讀了一段泰戈爾，還有幾段達斯的作品，描寫的是……她叫什麼來著，那個修女——特蕾莎修女。”

“我還專門寫了兩篇文章來紀念他，”我說，“現在看來，當時我們有些操之過急。達斯似乎在加爾各答重新露面了，或者說，至少有他的新詩和信件流傳出來。《哈潑斯》透過當地的代理拿到了一些樣稿，達斯的舊識說，這些新作絕對是他寫的。但誰也沒見到他本人。《哈潑斯》希望我能盡力搞到一些他的新作，但這篇文章的側重點主要是‘尋訪M.達斯’，諸如此類的東西。下面是好訊息：無論我帶回來了什麼東西，《哈潑斯》都有優先發表的權利，但是他們不要的稿子，我們就可以登在《他聲》上。”

“聽起來像是二手資料。”阿貝嚼著雪茄咕噥道。根據我對布龍斯坦的瞭解，這已經算是熱情洋溢的感謝了。我沉默著沒說話，然後他終於又開了口：“那麼這八年他到底去哪兒了，博比？”

我聳聳肩，扔給他一份影印的資料，那是莫羅給我的。阿貝狐疑地看了看，把它舉到一臂以外仔細審視，就像在研究雜誌中插一樣，然後又把它扔了回來。“我放棄，”他說，“這是什麼玩意兒？”

“達斯的新詩片段，據說是他在這幾年裡寫的。”

“這是用什麼寫的，印地語？”

“不是，主要是梵語和孟加拉語。這裡是英語譯本。”我遞給他另一份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