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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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裡，這座城市就成了迪士尼樂園。

——蘇布拉塔·查克拉瓦蒂

我們的飛機由南向北飛越孟加拉灣，在午夜抵達了加爾各答。

“我的上帝。”我喃喃低語。阿姆麗塔傾身越過我的座位，向窗外張望。

在阿姆麗塔父母的建議下，我們乘坐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飛機去孟買過了海關。一切都很順利，但印度航空公司從孟買飛往加爾各答的航班因機械故障延誤了三小時。經過漫長的等待，我們終於登機，然後又在機艙裡坐了整整一小時，既沒有燈也沒有空調，因為外部發電機已經撤走了。坐在我們前面的那位商務人士說，三週以來孟買到加爾各答的航班就沒有哪天不延誤的，因為飛行員和航班工程師正在鬧矛盾。

起飛以後，我們的飛機又因為劇烈的雷暴向南繞了一大圈。維多利亞鬧了大半個晚上，但現在她在母親的懷裡睡著了。

“上帝啊！”我再次驚歎。加爾各答在我們腳下鋪展開來，整座城市佔地兩百五十多平方英里，在絕對黑暗的雲層和孟加拉灣之間，一大片燈火如銀河般璀璨。我曾在夜間乘飛機抵達過許多城市，但從沒見過這樣的圖景。和普通城市的電燈光芒不同，午夜的加爾各答閃爍著數不清的燈籠和篝火，還有一種奇怪的柔光——簡直像是真菌的磷光——從千萬個看不見的角落溢位來。大多數城市的燈光是一條條連續的直線，那是地面上的街道、高速公路和停車場，但加爾各答的燈火看起來星星點點、雜亂無章，彷彿散落的星座，被一條條黑暗的河流隔開。按照我的想象，戰爭期間的倫敦或者柏林遭到轟炸以後——整座城市燃起熊熊大火——也許正是這個樣子。

就在這時候，起落架的輪子觸到了地面，可怕的潮氣湧進涼爽的機艙。轉眼間我們就下了飛機，跟著擠擠挨挨的人流走向行李提取處。航站樓又小又髒。雖然已經很晚了，但到處都是汗流浹背的粗人，他們高聲喊叫，橫衝直撞。

“難道沒人來接我們嗎？”阿姆麗塔問道。

“有。”我從破爛的傳送帶上手忙腳亂地取下我們的四個袋子放在腳邊，任憑周圍的人潮起伏湧動。小小的航站樓裡充斥著歇斯底里的氣氛，身穿白襯衫和紗麗的男男女女都很暴躁。“莫羅在孟加拉作家協會有個熟人。應該有個名叫邁克爾·萊納德·查特吉的人會開車送我們到酒店。但我們現在晚了好幾個小時，他可能已經回家了。我看能不能叫輛計程車。”

但是看到門口那些擠擠挨挨高聲叫嚷的人，我停下了腳步。

“是羅察克先生和夫人嗎，羅伯特·羅察克？”

“盧-察克。”我條件反射地糾正了他的發音，“是的，我就是羅伯特·盧察克。”我看著這個好不容易才擠到我們身邊的男人。他又高又瘦，穿著一條髒兮兮的棕色褲子，白上衣已經變成了灰色，在泛綠的熒光燈下顯得特別齷齪。他的臉看起來相當年輕——可能不到三十——鬍子颳得乾乾淨淨，但一頭黑髮滑稽地支稜著，穿透力極強的黑眼睛讓人覺得那背後潛藏著被壓抑的暴力衝動，黑色的眉毛在鷹隼般銳利的鼻子上方几乎連在了一起。我後退半步，放下一隻行李袋騰出右手。“查特吉先生？”

“不，我沒看到查特吉先生，”他的聲音有些刺耳，“我叫M.T.克里希納。”他的口音很重，聽起來像在唱歌，再加上週圍的嘈雜，一時間我誤聽成了“空虛的克里希納”。

我伸出手，但克里希納已經轉身向外帶路了。他用右手奮力推開前面的人。“這邊請。快，動作快點兒。”

我朝阿姆麗塔點點頭，拎起行李。這麼熱又這麼吵，維多利亞居然沒醒，真是不可思議。“你是作家協會的人嗎？”我問道。

“不不不。”克里希納沒有回頭，“我是個兼職老師，你知道吧。我在美國教育基金會印度分部有個熟人，我的頂頭上司沙阿先生，他又在紐約認識一位親愛的老朋友，亞伯拉罕·布龍斯坦先生。於是這位先生的善意最終著落在我頭上。快走。”

航站樓裡熱得像蒸籠，外面的空氣似乎更加潮溼凝重。探照燈照亮了航站樓大門上方的銀色標誌。“德姆-德姆機場。”我大聲念道。

“對對對。以前他們在這兒造過子彈，一戰以後這事兒就不合法了。”克里希納解釋道，“這邊請。”

突然我們身邊就圍了十多個搬運工，吵嚷著爭搶不多的幾件行李。他們的大腿像蘆葦一樣單薄，雙腿赤裸，身上胡亂搭著棕色的破布，其中有個人少了只胳膊，另一個看起來遭過火燒：他幾乎沒有脖子，下巴和胸口之間是大片猙獰的疤痕組織。顯然他沒法說話，但他損毀的喉嚨仍在發出急促的聲音。

“把行李給他們。”克里希納急速說道。他大大咧咧地做了個手勢，搬運工一擁而上，爭搶我們的袋子。

我們沿著弧形的車道只走了六十步左右。氤氳的溼氣墜得空氣沉甸甸的，像浸透了水的軍毯一樣又黑又重。有那麼一瞬間，我恍惚覺得是在下雪，空氣中似乎有白色的碎屑飄拂，然後我意識到，那是無數昆蟲在航站樓探照燈的光束中飛舞。克里希納朝搬運工做了個手勢，指指不遠處的一輛車，然後我驚訝地停下腳步。“是輛巴士？”我問道。雖然那輛藍白色的車看起來更像是小麵包車，而不是正經大巴。車身上噴著美國教育基金會印度分部的縮寫，USEFI。

“對對對。只有這輛車了。咱們得快點兒。”

一名搬運工像猴子一樣敏捷地爬上車頂，其他人把四個行李袋挨個兒遞給他，然後他再把行李綁在車頂的架子上。他們用一條黑色的塑膠繩綁行李的時候，我漫無目的地想，我們幹嗎不直接把行李塞進車裡呢？管他呢。我聳聳肩，找出兩個五盧比的硬幣準備給搬運工當小費。克里希納取走了我手裡的一枚硬幣，然後把另一枚還給我。

“不要，太多了。”他說。我再次聳聳肩，然後扶著阿姆麗塔把她送上車。搬運工焦躁的叫喊終於驚醒了維多利亞，她大哭起來，又為這片喧囂增添了新的音符。我們衝著睡眼矇矓的司機點點頭，坐到右邊第二排座位裡。克里希納在門口跟三個搬運工爭執。他們的孟加拉語說得很快，阿姆麗塔沒法完全聽懂，但仍能捕捉到隻字片語。她告訴我說，那些搬運工很不高興，因為五盧比沒法平均分成三份，所以他們要求克里希納再給一個盧比。克里希納喊了幾句，然後試圖關上巴士車門。年紀最大的那個搬運工臉上溝壑縱橫，胡茬兒都已經白了，他上前一步，用身體擋住了摺疊門。其他搬運工從航站樓門口向這邊走過來，叫喊聲開始變成咆哮。

“看在上帝的份兒上，”我對克里希納說，“拿去，再給他們幾個盧比吧。我們趕緊離開這兒。”

“不行！”克里希納的視線掃過我們這邊，現在那雙眼睛裡的暴虐已經掙脫了束縛。他的表情看起來有些兇狠，就像某些血腥運動的玩家一樣。“太多了。”他固執地說。

現在已經有一群憤怒的搬運工聚集在巴士門口，突然他們開始伸手拍打車身。司機坐直身體，緊張地調整著頭上的帽子，門口那個老頭兒已經踏上了最低的一級臺階，似乎想擠進車裡，但克里希納伸出三根手指堅定地按向他赤裸的胸口，老頭兒後退一步，回到了棕褐色的人群中。

幾根粗糙的手指突然抓住了阿姆麗塔身側半開的車窗，一臉燒傷疤痕的搬運工正在往上爬，就像在做引體向上。他的嘴巴在幾英寸外神經質地快速開合，我們都看見了，他沒有舌頭。唾沫噴濺在塵跡斑斑的車窗上。

“見鬼，克里希納！”我猛地站起身，打算直接把錢給搬運工。就在這時候，三名警察從陰影裡冒了出來。他們頭戴白色頭盔，身穿卡其色短袖上衣，腰纏武裝帶。其中兩名警察手持“拉蒂”——印度版的警棍，沉重的木棍長達三英尺，末端鑲有金屬帽。

搬運工仍在大喊大叫，但看到警察過來，他們還是讓出了一條路。那張疤痕猙獰的臉從阿姆麗塔身側的車窗外消失了。第一個警察用棍子敲敲車頭，老搬運工轉頭跟他大聲抱怨，警察舉起嚇人的棍子，更加響亮地吼了回去。克里希納抓緊機會一扳把手，終於關上了車門。他快速對司機說了句什麼，我們的車終於動了起來，沿著黑暗的車道開始加速。有人朝車尾扔了一塊石頭，發出哐噹一聲巨響。

然後我們離開機場，拐上了一條空蕩蕩的四車道馬路。“VIP高速公路，”克里希納還站在門口，“只對非常重要的人士開放。”右邊一塊灰撲撲的廣告牌一閃而過，上面用印地語、孟加拉語和英語分別寫著一條簡短的標語：歡迎來到加爾各答。

我們沒開車頭燈，但車頂的小燈一直沒關。阿姆麗塔漂亮的眼睛下面已經開始出現黑眼圈。維多利亞筋疲力盡，但是她睡也睡不著，哭也沒力氣，只好在媽媽懷裡一陣陣咕噥。克里希納側身坐進我們前排的座椅，頭頂的小燈和窗外間或掠過的街燈照亮了他鷹隼般銳利的鼻子側影和憤怒的表情。

“我在美國的大學裡待了差不多三年。”他說。

“是嗎？”我說，“真有意思。”其實我恨不得一拳把這渾球兒砸個滿臉開花，瞧他惹來的好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