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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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秋天之後，上海的早晨就經常掛起霧來。迷濛的天地在青灰色的天光裡總是顯得很悽惶。上海的經濟彷彿也隨著溫度而冷了下來，雖然沒有踩下剎車，但是之前恨不得把油門踩穿的勁兒，總算是卸下來了。

天塌下來，姚明扛；經濟垮下來，房地產先扛。除了內環那些依然擺著“皇帝女兒不愁嫁”嘴臉的頂級樓盤依然堅挺之外，從中環到外環，然後再到郊區，和上海周邊，所有的樓盤都彷彿被霜打了的葉子一樣，蔫了。無數曾經高傲的房地產中介推銷員，默默地摘下了他們手上的18K金腕錶，脫下了腳上的鱷魚皮鞋，換上NIKE或者PUMA的氣墊運動鞋，紛紛衝向了高速公路，他們滿臉視死如歸、背水一戰的表情，就差在頭上綁一條白毛巾，腰裡別一把剖腹刀了。——他們唯一沒有改變的，是他們那身永遠的灰色西裝，無論何時他們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裡，永遠都是一件明顯碼數偏大的西裝外加一條又寬又笨的絲綢領帶勒住他們粗壯的脖子，也許他們踢足球、洗澡、游泳、蒸桑拿的時候，應該這樣吧，隨時都準備著從西裝內袋裡掏出名片遞給你。就像那句老話，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遇見你的真命天子，那麼，同理，你也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遇見你的潛在客戶。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房產中介死命把名片塞給一個在路邊繫鞋帶的紅領巾——當然，他最後還是補了一句“記得把名片一定交給你爸爸”，否則我真的要懷疑這個世界了。

此刻這些中介們頂著秋老虎的太陽，在高架橋下汗流浹背地攔截著各種高階轎車，舉著手上用毛筆和紙板做成的廣告牌，上面寫著類似“跳樓價樓盤，僅此一套”，“獨棟別墅白菜價，白菜如今價更高”，“房主坐牢被抓，家人移民賤賣產權”，“小三抓姦在床，老婆賤賣豪宅”，“賣房養女”等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標語，有時候真心覺得他們手上舉著的是TVB八點檔連續劇的故事提綱。他們和街上要飯的乞丐看起來也沒什麼區別，都是對裡面開車的人賠上無比謙卑的笑臉，然後小心翼翼地拍打著車窗。但有時候，開著高階車的人，往往只是司機而已。他們總是關緊了車窗，一腳油門揚長而去。

國家調控出臺，就彷彿一枚茅山道士的符咒一樣，立刻就讓無數按照草臺班子標準搭起來的中介公司現了原形。他們已經不能高枕無憂地坐在辦公室裡，只需要打幾個電話，發幾個簡訊，鈔票就彷彿吃了迷藥的母雞一樣嘩啦啦地就扇著翅膀往他們銀行賬戶裡鑽。

幾個月之前，滿大街的房產中介店鋪就像雨後的蘑菇一樣，大大小小地在上海所有縫隙裡迅速滋生。而一陣秋風掃過，無數門面昨天還人聲鼎沸，第二天就已經人去樓空，捲簾門拉下來的玻璃幕牆後面，可以看見內部滿地的廢紙，和翻倒的垃圾桶。

不僅僅是地產業，所有的行業都風雨飄搖。零售超市、連鎖書店、電子產品、百貨商場、蔬菜糧油、股票市場……唯一例外的就只有奢侈品行業了。LV門口永遠排著長隊，無論是山西開煤窯的老闆夫人，還是本地省吃儉用，準備花三個月薪水買一隻包包回家拿香爐供奉著的小白領，她們臉上的表情都是一樣的。所有奢侈品牌都在迫不及待地對外面公佈他們的財務報表，第一季度增長了多少，第三季度盈利得更多，無數巨大的雪球從山頂轟隆隆地滾下來，它們越滾越大，碾碎了無數人的夢。

在這個秋天裡，上海的經濟生態彷彿持續經歷著一場無休無止的微弱地震，並不會天崩地裂，血肉橫飛，但是所有人都在隱隱的轟鳴聲裡，惶恐度日。人們的腳底抓不緊地面，頭皮繃緊的感覺讓他們擔心隨時都會被拋向天空。

我們公司也一樣。

《M.E》的廣告總額下降了27%，銷量下降了18%，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嚴峻事態。當然，你不能指望人們在擔心明天是否還能拿到薪水、後天超市的西紅柿是否會變得比豬肉還貴的同時，還有心情拿出寶貴的時間悠閒地一邊喝咖啡一邊翻閱著文藝雜誌——外灘藝術館的展覽關我屁事，幾百年前歐洲的哪個作家曾經寫過中國遊記關我屁事，某種傳統的民間工藝快要失傳了關我屁事，哪個雕塑家在盧浮宮裡開了展覽關我屁事，哪個設計師在出櫃之後就立刻出軌了關我屁事。

人們忙著活命，沒有心思怡情。

我偶爾路過街邊的報刊亭，發現不只是我們的雜誌，另外還有大堆大堆賣不出去的時尚雜誌花花綠綠地堆在地上，車輪和鞋子帶起的灰塵把那些封面上明星們靠PS修飾得完美無瑕如同雞蛋殼般的虛假面容，弄得灰頭土臉，幾近狼狽。

宮洺的臉也好看不到哪兒去。他的臉色一天比一天蒼白，他總是緊繃著面容，人中拉得比伏地魔都長。要不是他的眉毛濃密漆黑、鼻樑挺拔英武，看起來離伏地魔的造型有點遠的話，我真的要懷疑他隨時都能從西裝裡掏出一根魔杖對著打瞌睡的員工念出一句“阿瓦達索命”來。

他不再有那麼多空閒的時間去研究最新從西班牙過來的瓷器是不是值得下手收藏一套，也不再有心思不斷指示我和Kitty滿上海為他搜尋各種口味的咖啡。他每天都有開不完的會議，打不完的電話，看不完的檔案。他的手機只要一空下來，就是連線著充電器的，否則在他一個電話平均四十五分鐘的高耗電狀態下，別說是iPhone了，就算換成電力強勁得簡直像是使用了核電池一樣的國產山寨機，我相信也一樣垮棚。

而且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公司正在全力準備啟動明年新增加的一本藝術類的雜誌。本來在策劃產品線的時候，正當《M.E》的高速增長期，那時候源源不斷的客戶資源和讀者群，讓公司對新的刊物有著足夠的信心，在之前針對廣告客戶召開的內部招商酒會上，無數品牌的營銷部門頭子都擠破了頭地想要將《M.E》旗下的新增刊物作為他們新的廣告營銷平臺。然而，僅僅兩三個月的時間，整個天地彷彿都換了顏色，之前的朝陽紅瞬間被刷成了黃瓜綠。當初所有財大氣粗，恨不得直接拿幾公斤重的成捆成捆的粉紅色現鈔砸到我們臉上的品牌廠商們，彷彿都像是被紮了眼兒的輪胎一樣，不再蹦躂了。他們口中最高頻率出現的對話也從“沒問題，多少錢，我們投”，變成了“不一定，便宜點，再看看”。

因此，在整個上海都風雨飄搖，所有公司都在削減開銷、縮緊戰線的時候，我們卻比誰都忙。甚至公司不僅沒有裁員，反而為了即將到來的嶄新刊物而組建了新的團隊。別人對我們臨淵羨魚，然而我們冷暖自知。這究竟是世紀末日般的飲鴆止渴，還是釜底抽薪的背水一戰，誰都說不清楚。大家都像是被突然趕上鋼絲繩的小丑，戰戰兢兢地往前行走著，誰都不敢輕舉妄動，以免全軍覆沒。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儘管公司還是維持著運營，沒有從我們的薪水方面縮減開支，但是，在這個CPI指數就像是一個發燒的胖子胳肢窩下的溫度計般猛躥不止的時代，不加薪就等於是扣錢了。

就連Kitty最近也不再瘋狂地購買高跟鞋了。要知道，她以前最羨慕的就是蜘蛛了，她一度想要在肩膀上弄一個蜘蛛的文身，面對我的困惑，她說：“因為它有八隻腳啊！每天能穿四雙不同的高跟鞋！”我諷刺她：“那你去羨慕蜈蚣好了！”她嚴肅地拒絕了我的提議：“不行，那我會破產。”公司甚至有人開始帶盒飯來上班了——要知道在以前，《M.E》只有兩種人，一種是不吃飯的人，比如Kitty為首的那幫死瘦子，一種是隻要吃飯就可以開發票報銷的人，比如以顧源、顧裡為首的那幫死總監。既然做不成穿金戴銀的餓死鬼，那麼至少也別變成皮包骨頭的窮光蛋吧——多吃一點，至少氣色看起來紅潤，面相不至於格外帶衰。

然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過得捉襟見肘。總有一些人，是上帝的寵兒。我以前一直將這個標籤貼在宮洺、崇光，或者顧源、顧裡身上。我從沒想過有一天，我會把這個詞語放在南湘頭上。她可以是“薄命的紅顏”，可以是“悲傷的灰姑娘”，可以是“空谷幽蘭誰人知”，可以是“空山關外清弦月”，但她怎麼都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上帝的寵兒”。可我錯了。南湘對藝術品市場的瞭解和她自身對藝術知識的強大儲備，讓她在新雜誌的籌備過程中如魚得水。在近乎完美地完成了幾項統籌工作之後，她就已經從美術助理晉升為美術主管，然後前幾天，我剛剛聽說她變成了新雜誌的運營總監。她就是那條翻身的鹹魚，她就是洛陽的貴紙，她就是那條躍過了龍門的鯉魚，大搖大擺地從浦東遊到了浦西——更何況她背後有一個掌握著公司一大把股份的男朋友作為堅強後盾。

進入《M.E》已經三年多的我，現在行政級別比南湘還要低。儘管我和Kitty都算是特例，手上的隱形許可權非常地大，畢竟我們都是皇帝身邊的人，就算吹不了枕邊風至少也能嚼舌根。但是在臺面上，南湘是凌駕在我們之上的——至少葉傳萍召開的每週例會上，有屬於她的一把椅子，而我，只有在宮洺需要咖啡的時候，才有資格推開那扇緊閉的大門。

每一週，我都端著一杯咖啡，在眾人無視我存在的目光下，走進那間會議室，領受為我特別定製的羞恥。我從來不敢抬起眼睛朝南湘看過去，因為我不知道迎面而來的眼神，究竟會帶著什麼情緒。我也不敢看向顧裡，因為我知道她眼裡一定會是，充滿同情的目光。

我更加不想去看顧源，不管他眼神裡對我是什麼情緒，我都不想看。我恨死他了。

生活就這樣日復一日地過著，沒有太多的驚喜，也沒有太多的悲傷。因為我們幾個人只要不在一起，似乎上帝也沒有了看戲的慾望，我們的生活彷彿從錢塘江大潮一樣波濤翻滾的狀態，終於變成了死海一樣的波瀾不驚。我，南湘，顧裡，顧源，我們四個維持著這樣每天抬頭不見低頭也不見的生活，儘管我們每天幾乎有八個小時，都在同樣一個四面圍牆的空間裡活動著，有時候距離近到彼此都能聞見對方身上的香水氣味。

這段日子裡，有線電視臺又開始重新播放起了《老友記》，我們幾個當年都是《老友記》的死忠粉絲。但是美國已經播放到了第六季的時候，上海才剛剛開始引進第一季，那時候還沒有那麼多網上資源，更沒有層出不窮的牛逼字幕組，也沒有現在動不動就10M、20M的光纖頻寬供人們下載720p甚至1080p動輒三四個G的高畫質影片。我們對美劇的認識還停留在電視臺的配音演員們熟悉的聲音上。我還記得當初上海有線收費臺在2006年《老友記》第十季最後一集播出的時候，我們四個買了幾大瓶可樂，三大桶肯德基的全家桶外賣，我們抱著一床巨大的被子一起擠在顧裡的床上共同欣賞那個萬人期待的大結局——幾年過去之後，我們才知道，當我們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欣賞著最後的落幕時，其實這個時刻遲來了兩年，在大洋彼岸，《老友記》早就在2004年就迎來了最後的謝幕。

而時間行進到了2010年，人們似乎又開始懷舊了。小時候記憶裡的五顏六色的平面機器人，變成了3D的《變形金剛》，它們用炸藥和鐳射橫掃了全世界的票房；我們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看的第一本《哈利·波特》，終於迎來了電影版最後一部的欷歔高xdx潮，當年在課桌裡塞著書一邊兩眼放光飢渴閱讀，一邊幻想著自己也能夠揮舞著魔杖的小兔崽子們，現在也紛紛在微博上議論著羅恩長殘了，斯內普亮了，哈利·波特的兒子長得像馬爾福；當年剛剛懂得什麼是時尚什麼是性的女大學生們瘋狂迷戀的《慾望都市》，也開始拍起了電影，裡面幾個女主角的歲數加起來超過了兩百歲，但這絲毫不能阻擋她們利用人們對歲月的緬懷而瘋狂地斂財，電影的進步不僅僅在於可以用CG幻化出阿凡達或者藍精靈，也在於可以把五十歲的莎拉·傑西卡·帕克拍得看起來依然是我們記憶裡的三十九歲的凱莉，當然，肉毒桿菌也幫了大忙。

此刻，連《老友記》也翻出來重新播放了。不過好在它依然停留在當初的樣子，而沒有整出一個什麼最新季或者電影版出來。

那天我無意中網上閒逛，看見當初幾個主演們目前的狀況，似乎都不怎麼樂觀，雖然大家都還在紛紛拍電視電影，但人們卻不再願意為他們停留下手中的遙控器了。

我盯著網頁螢幕發呆，這多像是我們啊。

曾經我們四個聚在一起，似乎就能掀翻上海灘，搞垮南京路，而此刻我們分開了，就紛紛被打回原形，變成了再平凡不過的路人。就像是每一個曾經叱吒風雲的歌唱組合，在解散單飛之後，就迅速地被人們遺忘。

我甚至也漸漸習慣了巨大的別墅裡只有我和顧裡兩個人的生活。沒有了唐宛如和南湘，我和顧裡的聊天也漸漸少了，而且最近的她也變得神秘兮兮的，經常神龍見首不見尾。不光是經常在別墅裡看不到她，有時候在公司也看不到她。

但是經常我送檔案或者咖啡給宮洺的時候，卻能夠看見她坐在宮洺辦公桌對面的那把椅子上和他低聲地交流著什麼。大部分時候看起來，都是很正常的工作交流，顧裡拿著手上厚厚一疊對宮洺喋喋不休地彙報著各種財務專案的情況，看上去和新聞聯播裡那些對著提字器一臉苦大仇深的女主播沒什麼區別，而宮洺只負責兩件事：搖頭，或者點頭。

只有一次，我看見顧裡和宮洺爭吵了起來，我推開門的時候正好看見顧裡拍著桌子站起來的樣子，我被她面紅耳赤的激動模樣嚇了一跳，手上的咖啡潑出一半在宮洺白色的地毯上，當時我覺得宮洺的眼珠子都變白了，他二話不說刷地拉開了抽屜，感覺像是要拿槍，又像是要拿魔杖對我“阿瓦達索命”，但他飛快地丟了一張吸水毛巾過來，伸出他修長的手指指著地上那攤汙漬哆嗦著嘴唇，激動得像要休克過去了。

我趴在地上用力地擦著地毯，但是我的好奇之心和八卦之耳卻在全範圍地捕捉著各種蛛絲馬跡。但是顧裡卻什麼都沒說，轉身沉著臉出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的其他時間，我們都相處得異常平靜。只要晚上我們倆都沒事兒，我們就會擠在客廳的沙發上一起看《老友記》的重播。顧裡把她臥室那張雪白的巨大皮草毯子拖出來，裹在我們兩個身上——那條毯子是她在成為《M.E》的財務總監之後第二天，她衝去恆隆五樓的一家寢具用品店裡買的，當她回家把這張彷彿能夠包裹進十個唐宛如般巨大的皮草毛毯鋪開的時候，我一不小心瞄到了標籤上還沒來得及撕下來的價格，“我靠！一床被子而已啊！一萬二！你要死啊你！”我尖叫著招呼唐宛如和南湘過來，共同抨擊顧裡的資本主義不正之風。顧裡衝我翻了個白眼，把雪白的毯子朝身上一裹：“你少看了一個零。”她的話音剛落，唐宛如和南湘兩個禽獸就已經身手矯健地鑽進毯子裡去了，她們三個裹在毛茸茸的皮草裡，看起來就像是森林裡的兩個仙子和一個女獸人。

而現在巨大的毛毯有一大半掉在沙發下面的地毯上，我和顧裡只需要一半大小就足夠我們裹得風雪不透了。

平靜的生活裡偶爾還是會有驚悚的事情發生的。就像再平靜的池塘，也偶爾會有一隻螞蚱從草叢裡跳河自盡。

有天晚上我下班剛到家，剛開啟門，迎面一個長髮過腰的纖細背影站在走廊裡面對著我，我手上的鑰匙一滑，掉在地上一聲脆響，“南湘？”我下意識地呼喚著，喉管裡陡然一陣酸楚的胃液往上湧。

然而那個長髮女子轉過頭來，卻是耗子精顧裡，她撫摸著自己剛剛弄上去的一頂假髮，媚眼如絲地對我說：“林蕭，看老孃這個樣子，覺不覺得我應該去葬個花或者刺個繡什麼的？”我壓抑下剛剛狂亂的心跳，說：“你應該去找個道士收個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