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2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王文義伸手摸耳朵，摸到一手血，一陣尖叫後，他就癱了：“司令，我掛彩啦！我掛彩啦，我掛彩啦。”

餘司令從前邊回來，蹲下，捏著王文義的脖子，壓低嗓門說：“別叫，再叫我就斃了你！”

王文義不敢叫了。

“傷著哪兒啦？”餘司令問。

“耳朵……”王文義哭著說。

餘司令從腰裡抽出一塊包袱皮樣的白布，嚓一聲撕成兩半，遞給王文義，說：“先捂著，別出聲，跟著走，到了路上再包紮。”

餘司令又叫：“豆官。”父親應了，餘司令就牽著他的手走。王文義哼哼唧唧地跟在後邊。

適才那一槍，是扛著一盤耙在頭前開路的大個子啞巴，不慎摔倒，背上的長槍走了火。啞巴是餘司令的老朋友，一同在高粱地裡吃過“拤餅”的草莽英雄，他的一隻腳因在母腹中受過傷，走起來一顛一顛，但非常快。父親有些怕他。

黎明前後這場大霧，終於在餘司令的隊伍跨上膠平公路時潰散下去。故鄉八月，是多霧的季節，也許是地勢低窪土壤潮溼所致吧。走上公路後，父親頓時感到身體靈巧輕便，腳板利索有勁，他鬆開了抓住餘司令衣角的手。王文義用白布捂著血耳朵，滿臉哭相。餘司令給他粗手粗腳包紮耳朵，連半個頭也包住了。王文義痛得齜牙咧嘴。

餘司令說：“你好大的命！”

王文義說：“我的血流光了，我不能去啦！”

餘司令說：“屁，蚊子咬了一口也不過這樣，忘了你那三個兒子啦吧！”

王文義垂下頭，嘟嘟噥噥說：“沒忘，沒忘。”

他揹著一支長筒子鳥槍，槍托兒血紅色。裝火藥的扁鐵盒斜吊在他的屁股上。

那些殘存的霧都退到高粱地裡去了。大路上鋪著一層粗砂，沒有牛馬腳蹤，更無人的腳印。相對著路兩側茂密的高粱，公路荒涼，荒唐，令人感到不祥。父親早就知道餘司令的隊伍連聾帶啞連瘸帶拐不過四十人，但這些人住在村裡時，攪得雞飛狗跳，彷彿滿村是兵。隊伍擺在大路上，三十多人縮成一團，像一條凍僵了的蛇。槍支七長八短，土炮、鳥槍、老漢陽，方六方七兄弟倆抬著一門能把小秤砣打出去的大抬杆子。啞巴扛著一盤長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二十六根鐵尖齒的耙。另有三個隊員扛著一盤。父親當時還不知道打伏擊是怎麼一回事，更不知道打伏擊為什麼還要扛上四盤鐵齒耙。

為了為我的家族樹碑立傳，我曾經跑回高密東北鄉，進行了大量的調查，調查的重點，就是這場我父親參加過的、在墨水河邊打死鬼子少將的著名戰鬥。我們村裡一個九十二歲的老太太對我說：“東北鄉，人萬千，陣勢列在墨河邊。餘司令，陣前站，一舉手炮聲連環。東洋鬼子魂兒散，紛紛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鳳蓮，花容月貌巧機關，調來鐵耙擺連環，擋住鬼子不能前……”老太婆頭頂禿得像一個陶罐，面孔都朽了，幹手上凸著一條條絲瓜瓤子一樣的筋。她是三九年八月中秋節那場大屠殺的倖存者，那時她因腳上生瘡跑不動，被丈夫塞進地瓜窖子裡藏起來，天湊地巧活了下來。老太婆所唱快板中的戴鳳蓮，就是我奶奶的大號。聽到這裡，我興奮異常。這說明，用鐵耙擋住鬼子汽車退路的計謀竟是我奶奶這個女流想出來的。我奶奶也應該是抗日的先鋒，民族的英雄。

提起我的奶奶，老太太話就多了。她的話破碎零亂，像一群隨風遍地滾的樹葉。她說起我奶奶的腳，是全村最小的腳。我們家的燒酒後勁好大。說到膠平公路時，她的話連貫起來：“路修到咱這地盤時哪……高粱齊腰深了……鬼子把能幹活的人都趕去了……打毛子工，都偷懶磨滑……你們家裡那兩頭大黑騾子也給拉去了……鬼子在墨水河上架石橋……羅漢，你們家那個老長工……他和你奶奶不大清白咧，人家都這麼說……呵呀呀，你奶奶年輕時花花事兒多著咧……你爹多能幹，十五歲就殺人，雜種出好漢，十有九個都不善……羅漢去鏟騾子腿……被捉住零刀子剮啦……鬼子糟害人呢，在鍋里拉屎，盆裡撒尿。那年，去挑水，挑上來一個什麼呀，一個人頭呀，扎著大辮子……”

劉羅漢大爺是我們家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人物。關於他與我奶奶之間是否有染，現已無法查清，誠然，從心裡說，我不願承認這是事實。

道理雖懂，但陶罐頭老太太的話還是讓我感到難堪。我想，既然羅漢大爺對待我父親像對待親孫子一樣，那他就像我的曾祖父一樣；假如這位曾祖父竟與我奶奶有過風流事，豈不是亂倫嗎？這其實是胡想，因為我奶奶並不是羅漢大爺的兒媳而是他的東家，羅漢與我的家族只有經濟上的聯絡而無血緣上的聯絡，他像一個忠實的老家人點綴著我家的歷史而且確鑿無疑地為我們家的歷史增添了光彩。我奶奶是否愛過他，他是否上過我奶奶的炕，都與倫理無關。愛過又怎麼樣？我深信，我奶奶什麼事都敢幹，只要她願意。她老人家不僅僅是抗日英雄，也是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自立的典範。

我查閱過縣誌，縣誌載：民國二十七年，日軍捉高密、平度、膠縣民夫累計四十萬人次，修築膠平公路。毀稼禾無數。公路兩側村莊中騾馬被劫掠一空。農民劉羅漢，乘夜潛入，用鐵鍬剷傷騾蹄馬腿無數，被捉獲。翌日，日軍在拴馬樁上將劉羅漢剝皮零割示眾。劉面無懼色，罵不絕口，至死方休。

確實是這樣，膠平公路修築到我們這裡時，遍野的高粱只長到齊人腰高。長七十里寬六十里的低窪平原上，除了點綴著幾十個村莊，縱橫著兩條河流，曲折著幾十條鄉間土路外，綠浪般招展著的全是高粱。平原北邊的白馬山上，那塊白色的馬狀巨石，在我們村頭上看得清清楚楚。鋤高粱的農民們抬頭見白馬，低頭見黑土，汗滴禾下土，心中好痛苦！風傳著日本人要在平原修路，村裡人早就惶惶不安，焦急地等待著大禍降臨。

日本人說來就來。

日本鬼子帶著偽軍到我們村裡抓民夫拉騾馬時，我父親還在睡覺。他是被燒酒作坊那邊的吵鬧聲驚醒的。奶奶拉著父親的手，顛著兩隻筍尖般的小腳，跑到燒酒作坊院裡去。當時，我家燒酒作坊院子裡，擺著十幾口大甕，甕裡滿裝著優質白酒，酒香飄遍全村。兩個穿黃衣的日本人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在院子裡站著。兩個穿黑衣的中國人肩揹著槍，正要解栓在揪樹上的兩頭大黑騾子。羅漢大爺一次一次地撲向那個解韁繩的小個子偽軍，但一次一次地都被那個大個子偽軍用槍筒子戳退。初夏天氣，羅漢大爺只穿一件單衫，袒露的胸膛上佈滿被槍口戳出的紫紅圓圈。

羅漢大爺說：“弟兄們，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大個子偽軍說：“老畜生，滾到一邊去。”

羅漢大爺說：“這是東家的牲口，不能拉。”

偽軍說：“再吵嚷就斃了你個小舅子！”

日本兵端著槍，像泥神一樣。

奶奶和我父親一進院，羅漢大爺就說：“他們要拉咱的騾子。”

奶奶說：“先生，我們是良民。”

日本兵眯著眼睛對奶奶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