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房子西餐館的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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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上海冬天慣常下不大不小的凍雨

1989年十二月底的傍晚，有一家人，八個，相跟著走向紅房子西餐館。

白天下了些雨，是上海冬天慣常下的那種不大不小的凍雨，這種雨一下起來，連綿不絕，可以十幾天都不停。而這1989年的冬天，凍雨一天又一天，耐心地將整個城市都澆透了，到處都是無盡的陰冷和潮溼。下午五點鐘，天就開始晦暗下來。到了傍晚，早早就黑了，滿天見不到一粒星星。在長樂路，陝西路交界的街角，紅房子西餐館的門前，盡是在路燈下匆匆往家趕的人和車，行人們大多臉上帶著點厭煩和牴觸的樣子，手裡握著皺巴巴的溼傘，往家裡走。

陝西路上的人行道也很窄，除了法國梧桐佔了的位置，只有兩三個人可以擦肩而過。行人們為了自己走得快，毫不在意自己撞到了別人的身體，拎包和別人牽在手裡的小孩。小孩子告訴媽媽自己被那個人撞了臉，媽媽挑釁似地，衝著那人的背影尖聲教育自己的孩子：“下次遇到這種人，就一腳踢過去！對這種人不要客氣。”而那個撞了孩子的人，仍然連頭都不回地走掉了。所以，當這家人停在紅房子西餐館門口的時候，人行道被他們擋住，於是，不停的有人粗魯地撞著他們，或者擦著他們的身體穿過去，衝亂他們的隊伍，有人嘴裡不耐煩地埋怨他們擋住了路。而他們沉默著，既不生氣，也不著急和退讓，還是按照自己原來的速度，各自魚貫而入。

因為知道紅房子西餐館的門廊小，所以先進去的人就往底樓的店堂裡讓。但是，他們並不象當時沒有規矩的客人那樣，自己在店堂裡亂撞，而是等著跑堂的上來招呼。他們也不象有的集合好一起來吃館子的人，彼此大聲招呼，發出興奮的聲音。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進門的時候，還是象生客人那樣踉蹌了一下。這紅房子西餐館，是從太平洋戰爭以前的汽車間改造過來的，不是正規的房子，所以，一進門就有兩級往下走的臺階，只有常來這裡的熟客人才知道一進門就得下樓梯，才不至於跌跌撞撞。他們還不能算是紅房子西餐館的熟客人。但他們還是很安靜地進了門，最後進去的，是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白髮蒼蒼，長著一張象多年緊鎖的門那樣塵封的臉。他背過手去，把餐館兩扇對開的木門在自己身後輕輕帶上。

紅房子西餐館的門，雖然是那種歐洲小餐館式的鑲玻璃門，但還算厚實，一旦關上，站滿了人的門廊裡突然一靜。一股咖啡，番茄沙司，融化的乳酪和新鮮油炸食物的西餐館氣味便撲面而來。

那窄小溫暖的門廊裡，還保留著過聖誕節時的飾物。牆上貼著用紅絨紙剪出來的聖誕老人像，他又紅又胖的臉上，貼著用白色晴綸棉做的鬍子。他的頭上，有一行老派英文花體字寫的“聖誕快樂”。那時，有些初通英文的人在心裡懷疑過，為什麼不說Happy Christmas, 而說Merry Christmas。早年在上海教會學校讀書的人大多數都寫這樣的英文字，更早的時候，紅房子西餐館的選單也是這樣的字型。

簡妮站在爸爸旁邊，望著牆上的字。對這樣的字型，她一點也不陌生。爸爸也寫這種字型的英文。簡妮七歲時，爸爸就開始教她英文了。爸爸說，從前人們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對於簡妮來說，還要加上一個英文。學好了英文，將來回上海一定有用。他們用的是爺爺從上海給寄過來的《英文900句》，這個課本帶著一張綠色的塑膠唱片，可以跟著唱片裡的人讀課文，學習悠揚的英國口音。那時，她家已經從沒有電的連部乾打壘土房子，搬到了團部中學的宿舍。與兵團的連部最大的不同，對簡妮來說，就是有電了，可以聽唱機了。此刻，簡妮的心裡浮出了唱片裡的聲音：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Glad to meet you,

Glad to meet you too.”

meet 和you中間用了連音，第二句的開頭，用的是第三聲，象用聲音在欠身。常常，他們一家在簡妮不學英文的時候，也在唱機上放這張唱片，象聽音樂一樣。在簡妮的印象裡，春天常常颳著從戈壁上來的狂風，玻璃窗上飛沙走石，透過家裡的白色尼龍窗幔，能看到外面細長的白楊樹下，有人象駱駝那樣頂著風慢慢走過去，大多數人都穿著軍隊那樣的綠色制服，但他們不是軍人，而是建設兵團的人。爸爸向簡妮保證過，總有一天，簡妮也會象姐姐範妮那樣被他們設法送出新疆，永遠不回來。

那時，爸爸在所有的傢俱上都貼上寫著英文名稱的小紙片，他說，當年他和郎尼叔叔學英文的時候就是這樣做的，小時候，他和郎尼叔叔的英文老師原先是個在上海住的荷蘭人，後來，朗尼叔叔的老師是個留學英國的上海人。爸爸寫的花體字，就是跟那個荷蘭人學的。只是他寫得不如牆上的那麼花哨。

爸爸是阿克蘇的團部中學的英文老師，還兼做音樂和美術老師。他在中學裡算得上是個倜儻的人，但到了上海以後，他一下子就顯出了蒼老和侷促，還有一股走南闖北的潑辣氣。如今，簡妮想象不出爸爸年輕的時候，將頭髮用吹風吹出一個飛機頭，穿著有銅拷鈕的小包褲，那還是奶奶沒有失蹤以前從香港寄回來的褲子。在腋下夾著一張比利翁樂隊的舞曲唱片，在上海招搖過市，是什麼樣子。那時候，象爸爸這樣因為家庭成分問題，高中畢業後無法考上大學的孩子，喜歡將自己打扮成這種上海小阿飛的樣子，悄悄混在一起跳舞。爸爸和媽媽就是在這種所謂的“黑燈舞會”上認識的。爸爸曾經學過當時媽媽走路的樣子，她將手肘卡在身體的兩側，邁著妖嬈急促的小步子，象四十年代美國電影裡的女人那樣搖晃身體。爸爸學得那樣煞有介事，將媽媽和簡妮笑倒在新疆家裡自制的沙發上。那隻沙發，是爸爸用兩口伙房燒漏了的大鐵鍋和舊海綿做成的。是當時整個阿克蘇地區最時髦的沙發。就是在這張沙發上，簡妮記住了“Sofa Chair”這個詞。

這紅房子西餐館對簡妮來說，雖然是第一次進來，可是真的也不陌生。不光是因為牆上的英文字，更多的，是因為爸爸媽媽的上海故事。小時候，上海的故事常常是簡妮睡前的主要故事之一。在父母嘴裡的上海故事裡，紅房子西餐館，藍棠皮鞋店，哈爾濱食品廠的鹹起司酥，夏天的紫雪糕，比利翁的舞曲，衡山路上兩邊的高大法國梧桐，都是如此的親切。爸爸和媽媽，常常一同擠在簡妮的小床上，輕輕地說著上海的瑣事，陪簡妮睡著。漫長的新疆的冬天，室內總有一點沒燒盡的煤散發著的淡淡毒氣，大雪壓裂了房頂的什麼地方，能聽到雪水滴落的聲音，令人昏昏欲睡。但這卻是簡妮在記憶裡中甜蜜的時刻。那時，他們也說到過紅房子西餐館門口的那兩級突然向下的臺階。所以，剛才簡妮在門廳那裡一腳踏空的時候，簡直就象跌回到自己夢裡的地方。只是她的臉上不動聲色，她不讓人看出自己的激動，她就象姐姐範妮一樣的正常。

在紅房子西餐館逼窄門廊的一端，是用玻璃隔開的糕點間，裡面擺著紅房子自家做的麵包，蛋糕和西式小點心，奶油和奶白蛋糕被切成小小的長方塊，上面裱著粉紅色的奶白做的玫瑰花。這些蛋糕和點心可以堂吃，也可以外賣。全上海只有在這個糕點間裡，能夠買到一次可以吃完的小塊黃油。那一小片黃油用厚錫紙漂亮地包著，讓人感到自己受到了體貼和照顧。透過糕點間的玻璃，可以看到長樂路陝西路口的燈光和車子。

陝西路和長樂路，都是有上百年曆史的老馬路，街邊的老房子，一種是融合了一點點巴洛克風格的石庫門，另一種就是磚木結構的洋房。這種房子乍一看和歐洲一百年左右的老房子一樣，但仔細看，就能看出中國工匠留下的影子。有的花園裡，還留著當年洋房主人種的丁香和紫藤，那兩樣都是歐洲人喜歡在自家花園裡種的植物，只是現在即使它們還開花，也都是又小又瘦的花朵了。這兩種房子，在當年租界時代都算不錯，現在當然都舊了，裡面都擠著住了不少人家，臥室，客廳，書房，都住了不同的人家。底樓的廚房變成了公用的，滿牆都是一條條的油汙，連電燈繩都因為油汙的附著而變得疙疙瘩瘩的，空氣潮溼的時候，摸上去是粘搭搭的。當年修馬路時埋下的下水道系統，早已經用舊，而且失修，或者說當時法國人的設計就不好，四十年代時，這條街上就發過大水。現在還是用原來的下水系統，雨水一大，街上就積水，黑色的汙水裡散發出下水道和垃圾箱裡的腐臭。等水慢慢褪去，牆腳上就留下一道道汙水黑黑白白的痕跡。

當年，法國租界築路，只能一來一往，過兩輛車。現在人和車都多了，這兩條窄小的馬路上便堵滿了車子和行人。遇到紅燈，陝西路上向淮海路方向，或者向南京路方向往返的公共汽車尖叫著剎了車，停在路上，象一條條氣喘吁吁的刺毛蟲。昏暗的車廂燈下，能看到擁擠的車廂裡，車廂頂的拉手杆上，拉滿了乘車人的手，手和手之間只留下兩厘米的空隙，有時候連兩厘米都不到，不願意和別人碰在一起的手，大多數是年輕女人的手，躲來躲去地在橫杆上找一個安身之處。那樣黯淡的車廂燈下，所有人的臉上，都有一種因為營養不足，日光不足，連信心也不足所呈現出來的菜色，那些化了妝的女子的臉，拔光了再紋過的醒目的黑眉毛，江南人薄薄的嘴唇，用冬天加了油的大紅唇膏密密地塗滿了，在又冷又累，疲勞而冷漠的臉上，象強做的歡顏。

在暮色裡沉人黑暗成群結隊的腳踏車，混雜在馬路的每一條縫隙裡迂迴蛇行，這些腳踏車並不按鈴，騎車的人已經懂得腳踏車鈴是不能讓任何人讓路的，所以他們全憑自己的機靈繞開人和車，往前走。有時幾乎就要撞到行人了，可他們會在碰到行人褲子前的一厘米處剎了車，將龍頭象蛇那樣一轉，逶迤前去。

範妮站在維尼叔叔旁邊，透過玻璃，望著外面的街道，這是她熟悉的街市。越過陳舊的街道和怨懟的人群，她看到了長樂村的尖頂。那裡的窗子，是上海老房子常常用的小方格子鋼窗，那裡的房頂，是用紅瓦鋪起來的尖頂，多少殘留了一點從前小康人家洋派的生活情調。那裡的梧桐樹是光禿禿的，在枝椏上吊著被雨水浸得黑透了的懸鈴，範妮叫它們“毛栗子”。維尼叔叔的朋友貝貝，從前就住在那裡的一個尖頂下面。他也是畫畫的，他的北房間裡也有這種松香水的氣味，他的窗前就能看到梧桐樹枝上的毛栗子。維尼叔叔那時常常將範妮帶到貝貝家裡玩，要是家裡來了他的畫圖朋友，範妮也總是擠在他們裡面湊熱鬧。

長樂村的房子，和長樂路上別的老房子差不多，外表看上去還有點洋氣，讓人想入非非，但是裡面已是破敗不堪，樓梯骯髒，堆滿了各家不捨得扔掉的雜物。走道上的玻璃破了，鋼窗也已經鏽死，關不嚴實了。公用廚房裡到處是油汙，鄰居合用的廁所裡散發著複雜的氣味，又大又深的老式鑄鐵浴缸上，架著一條用舊了的洗衣板，當作洗臉時放臉盆的架子。而原來的洗臉池已經壞了，龍頭都已經鏽死了，池子裡積滿了灰塵和鏽漬。一樓的客廳做了一家人家，一樓的書房做了另一家人家。樓上更是這樣，間間原來的臥室，都住上了不同的人家。貝貝住在朝北的小間裡。

貝貝像是從石頭縫裡爆出來的一樣。他沒有父母，沒有兄弟姐妹，沒有工作，長得比一般人要高，細長的，像女孩子一樣秀麗。貝貝家也很特別，沒有床。他將原來給傭人住的小房間，硬佈置成一間小客廳的樣子，勉強放下一張雙人沙發和一張單人沙發。晚上，貝貝就睡在雙人沙發上，將腳放在單人沙發上。他每天早上都將被褥收起來，放到一隻木箱子裡。然後，在那隻木箱上罩一塊繡了十字花的舊桌布，它就成了沙發前的茶几。他的二樓北間和其他的房間不一樣，不是用的鋼窗，而是普通的木頭窗，他不想看到普通的木頭窗，所以常年掛著白色的窗縵，把房間遮得很暗。在他的小房間裡看不到吃飯桌子，也看不到碗櫥和日常生活的零星用品，在油漆龜裂的門上，別人家掛洗臉毛巾和洗腳毛巾的地方，他倒掛著一枝自己用龍頭細布做的玫瑰花，花瓣的邊緣，象真正的玫瑰花那樣捲曲著，聽說，是貝貝用粗鐵絲在煤氣上燒紅了，卷在布邊上做成的。貝貝的房間象是個女人的香閨。

貝貝家的木箱子上，供著一隻銀製的高腳瓜子盤。那是貝貝家剩下的唯一一件東西，象狄更斯小說裡的大衛.克伯菲爾在脖子上掛著的那個銀鏈子。貝貝的生父是個商人，貝貝的母親卻是隻得住在小公館裡的姨太太。解放時，他爸爸帶著大公館裡的眷屬逃到香港，沒有通知貝貝的媽媽。貝貝的媽媽不甘心，自己想盡辦法追到香港，從此將貝貝一個人留下。還是在貝貝家，範妮聽到維尼叔叔也講了一些奶奶的事，聽說奶奶也在香港等了一陣子，等家裡人設法申請出來，但爺爺沒有提出申請，後來朗尼又出事了，奶奶便絕了念頭，到美國去了。在家裡，維尼叔叔從來不當著爺爺的面講起奶奶，就是有時候不當心提到了，爺爺也從來不置一詞。在貝貝舒適而感傷的家裡，貝貝和維尼叔叔談論著自己的媽媽，她們總是穿漂亮旗袍，用時髦的美國化妝品，不耐煩孩子，他們談論她們，就象在談論仙女。範妮還是在那裡知道的，自己的奶奶喜歡在家裡開舞會，穿一雙金色鏤空的高跟鞋，還有美國帶回家的玻璃絲襪，後面有一條筋的。而貝貝的媽媽喜歡唱京戲，雖然是個姨太太，但她卻是滬江大學英文系的畢業生。

在貝貝還沒有發瘋以前，維尼叔叔常帶範妮去看他。他們把唱機的音量放在最小那一檔，偷偷地放著唯一的一張唱片，1910年代在柏林流行的輕音樂。那支樂隊裡有一把多愁善感的小提琴，像蚊子一樣唱著。貝貝給維尼叔叔看他的抽象畫，他將瓶子畫得象方塊，高腳花瓶卻象尖刀。維尼叔叔說自己是個英國風格的水彩畫家，而貝貝說自己是個抽象派畫家，比康定斯基走得更遠，因為他們只知道康定斯基是抽象派畫家，可看到的畫，是康定斯基把藍騎士畫成一個模糊的小人，抽象得不那麼厲害。貝貝覺得自己更抽象。維尼叔叔和貝貝一起擠著坐在沙發裡，腿貼著腿，含情脈脈。他們以為範妮那麼小，不會懂得他們，可是範妮就是懂了，沒向誰打聽過，自己就懂得他們是怎麼回事了。而且，範妮後來還猜想到，維尼叔叔總帶著她，是將她當個幌子。只是維尼叔叔不曉得範妮已經懂得了。範妮從小就不教自明，懂得要將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放到心裡，什麼也不說。

範妮猜想，貝貝和維尼叔叔的關係裡面，一定貝貝是更象女人那一方的。有一次，貝貝身上穿了一件自己用龍頭細布做的襯衫，為了冒充是尼龍布的襯衫，他將縫紉機用的白線鬆鬆地在布上連了一遍，靠縫紉機線的硬度，讓本來柔軟的龍頭細布微微隆起，給人尼龍布的感覺。貝貝穿了他的傑作見維尼叔叔，站在自家的門背後，象個女孩子一樣含著笑，微微漲紅了臉。

範妮總是在貝貝家的北窗裡望著馬路對面的紅房子西餐館，紅色的牆就在門口的樹影后面。人們在那裡進進出出，那時，它是上海當時唯一沒有關門的，有名的西餐館。有一次，維尼叔叔和貝貝都流淚了，範妮看到了他們紅紅的眼睛。

後來，維尼叔叔突然不去貝貝家了，因為貝貝住進了精神病醫院，他瘋了。那天，維尼叔叔的臉像張打溼了而且揉皺了的白報紙。發現貝貝發病，是因為他自己突然跑到公安局去報告，說他和一些一起畫畫的人，組成了一個反革命叛國小集團，說好了，晚上要一起偷渡到香港去找父母。而且將小集團裡的人說得有名有姓的。開始，公安局的人如臨大敵，馬上將貝貝扣了下來。後來他們街道的警察說貝貝有狂想病史，他的媽媽根本就沒有到香港去，而是被送到大豐農場去改造的上海舞女，她不是什麼姨太太，他家也根本沒有海外關係。公安局將他送到龍華的精神病醫院去檢查，才知道他已經瘋得很重了。即使是這樣，公安局的人還是把維尼叔叔叫去好幾次，因為奶奶的確在香港。貝貝提供的小集團名單裡，第一個就是維尼。從此以後，就是經過貝貝的樓下，維尼叔叔也絕不向上望一眼，連貝貝原來留在他那裡的畫，都讓他從畫框上割下來，剪碎，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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