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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簡妮的功課比範妮好得多,她考上了爺爺當年學的電機專業,而且還是交大的優等生。因此簡妮覺得自己才給爸爸爭了光,給爺爺爭了光,給王家爭了光。而範妮的作派比簡妮洋氣,說起美國的事,象是說上海一樣熟悉,範妮覺得自己才代表了王家留在上海的一支,雖然窮了,可是沒有走樣。她們兩姐妹都覺得,自己才最象是從這個家裡走出來的人。

但是實際上,她們只知道自己家的祖上當過美國洋行的買辦,很有錢,後來,逃到香港去了。可他們對香港的那一套規矩一竅不通,又看不起那個小地方,自以為從大上海來,不肯用心,就慢慢地敗了家。她們並不知道更多的,也無從知道,爺爺對自己家過去的事避而不談,外人的譴責,類似買辦是帝國主義幫兇,賣人口,販鴉片,都是他們乾的壞事,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她們不願意相信。父親和叔叔這一輩更多的回憶,是一個電機工程師家庭的,對大家族的歷史,也是道聽途說,再加上了被剝奪以後的美化,所以,她們心裡明白有些說法是不可信的。簡妮和範妮,在種種籠罩她們生活的謎團中長大起來,將從前和自己的家有著萬千聯絡的美國,當成自己偉大的理想,在她們心裡,是要跳過一個時代,直接從美國回到自己家族從前的時光。這個願望,對於她們這一代來說,像飛蛾撲火一樣情不自禁。

在範妮得到簽證以後,爸爸正式向範妮提出來,等她到了美國以後,要幫簡妮寄美國學校的申請表過來,還要說服嬸婆再為簡妮做一次經濟擔保。簡妮回上海,考上交通大學,在新疆就算是上海支邊青年家庭的一次“勝利大逃亡”了,但她是王家人,她逃亡的目的地並不只是上海,也是美國。他們也把上海當成了簡妮的出國預備部。範妮心裡琢磨過,要不是自己早就不考大學,鐵了心要出國,也許爸爸媽媽都會以為,還是先送樣樣出挑的簡妮出國更合適吧,也許連爺爺都會這麼想。因為簡妮考上了他當年學的專業,拿出了一副做他接班人的樣子。倒將成長為一個地道上海人的範妮擠到一邊。範妮有時心裡暗暗冷笑簡妮的愚蠢,她不知道爺爺心裡根本就不想讓他的下一代再當中國人了,更無所謂上海的電機工程師,這麼多年,爺爺從來不間斷地找機會送範妮走,就是想讓她當一個外國人。簡妮根本不知道,爺爺的傷心事就是當時自己沒能將一家人從上海帶走,弄得家破人亡,一生蹉跎。她只是想討好爺爺,讓爺爺接納自己是正宗王家人。範妮想著,看了一眼爺爺,他臉上照樣子是什麼表情也沒有,只是平靜地看著選單。範妮一向明白,爺爺對自己有特別的疼愛,但她並不很知道他的心裡到底有什麼,他到底計劃和盤算著什麼。但範妮卻轉過眼睛去,很有靠山似地看著妹妹。妹妹雖然是家裡兩代人中的第一個大學生,終於為王家在大陸重新爭回了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安慰了爺爺。但範妮出了國,這才是爺爺真正的心願,範妮終於更勝一籌。

簡妮先移開眼睛,偃旗息鼓。她嘴角浮出一個笑,好象是在嘲笑自己沒本事,又象在譏笑範妮不自量力。

範妮笑了一下。因為她知道,簡妮一定意識到,她簡妮的命運有一小部分掌握在範妮的手裡。範妮不光先用了家裡供人留學的錢,還得幫助她說服嬸婆再做一次經濟擔保,準備一次稅單,財產證明。當時嬸婆拖了快要一年才終於辦好,所以,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簡妮心裡有千萬的不甘心,她覺得自己才是那個應該先去美國的人,但範妮到底是在簡妮還在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申請出國了,範妮到底先拿到了經濟擔保,範妮到底先下手為強。範妮到底站在上風。而簡妮現在再不甘心,也只有求範妮幫忙的份。

八十年代的時候,在紅房子西餐館樓上當跑堂的,真的是些見多識廣的人,他們見過上海來這裡吃西餐的各色高階人物。那時,它還算是上海最出名的西餐館,來這裡吃飯的人,都很莊嚴地對待這頓飯,就是比範妮家更有根底的大戶人家,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後,去一次紅房子西餐館,也多少有點隆重。好多年以來,到紅房子西餐館吃飯,一方面是吃一次正式的西餐,另一方面,是看無論如何也想要講究一點的客人。那是個可以從一個人吃相猜度這個人身世,遙想滄海桑田,多少享受到一點舊生活方式,而且可以甄別同類的地方,被上海咖啡廠出產的咖啡,或者是雲南咖啡廠出產的咖啡那種沉悶的香氣淡淡燻著,在這裡吃飯的人都有點想入非非。有的人喜歡把自己打扮成另外一種人,而有的人忍不住要露出自己的一點點本相,象阿拉伯女人難得也拉開面紗那樣。客人們大都是提著精神的,不止為了一頓上海化的法國餐。

實際上,是這些客人使得店堂變得有趣,也有名。在二樓服務的跑堂,也漸漸磨練了從客人的做派上分辨不同社會地位的眼力。這也正是範妮一家都感到舒服的地方,他們還是樂意被人猜度自己家的從前,但自己一言不發。當時,希爾頓一樓“扒房”裡高階的法國餐館,拿不出大把外匯券的人,根本坐不進去。聽說是一坐下去,就是250元,還要加15%的服務費。只有在上海兩眼一抹黑,什麼也不懂的外國人和猖狂的暴發戶肯到裡面去吃飯。據說,在希爾頓酒店的扒房裡有整套不鏽鋼的西餐具,每一道菜都用不同的刀叉。照理說,應該是從外到裡,一套一套用過去,但是沒有一個暴發戶會用,拿了吃魚的刀用力割牛肉,力氣用得連指甲都發白。而在紅房子,雖然只有一套餐具,勺子還常常是鉛皮做的,但客人裡,常常能見到把一客炸豬排也吃得優優雅雅的人,一張豬排吃下來,刀叉在盤子上不會發出一點過分的聲音,嘴上,桌上都乾乾淨淨,吃完了,懂得將刀叉好好地順向一邊。那都是不肯些進扒房的人,除了經濟上的原因,還有自尊心的原因,以及小小的,但不屈不饒的虛榮心。

紅房子的店堂裡,總有一些慕名而來,沒有受到過怎麼吃西餐教育的人。他們到了紅房子西餐館的長條桌子上,多少有點心慌,生怕被人看出自己的洋盤。於是他們用眼睛飄著已經在吃的人,看他們哪個手拿刀,哪個手拿叉,湯快喝完的時候,是把勺子往向著自己的方向刮,還是往反方向刮。一邊在心裡溫習。

看到將一副刀叉拿得比榔頭還要重的人,跑堂的人就在客人點菜的時候一一告訴他們,要麼洋蔥湯,要麼牛尾湯,要麼鄉下濃湯,要麼奶油蘑菇湯,總之湯是要每個人自己吃一份的,不可以來一份洋蔥湯,一份牛尾湯,放在桌子中間,大家伸勺子過來喝;湯不喝完,後面的主菜是不可以上來的,所以不要把湯留著過後面的主菜吃,這樣後面的主菜就永遠也上不來;一個人要一份主菜就足夠了,不用一道一道地點;小麵包是奉送的;火燒冰激凌倒是可以和飯後的咖啡一起來。他們大聲教導著,不管客人的臉已經脹得通紅,在上海,每個人都知道當“洋盤”是多少失面子的事情。但是他們並沒有捉弄人的心思,只是真的想客人按照規矩吃西餐。看到客人象赫魯曉夫那樣把餐巾的一隻角塞在衣領裡,象小孩子的圍兜兜一樣用,卻不說什麼,他們認定那是“羅宋派頭”。

但是看到範妮家這一桌子的人,跑堂的人,就只握著點菜的小本子等在旁邊,不多嘴。果然,這家人將餐巾一一正確地鋪在自己的腿上,然後,一個接一個,在選單上點出自己要吃的東西。報出來的,果然都是紅房子的看家菜:烙蛤蜊,紅酒雞,紅燴小牛肉,牛尾湯,還有火燒冰激凌。這家人的態度,都多少帶著一點不肯讓人看成平常人,又不肯讓人看出來自己在意的當心,其實在心裡斤斤計較,但儘量面子上不露聲色。跑堂的只管望著他們,心裡明白得很。他們還是比較喜歡看到象範妮家這樣的人,他們身上風雨飄搖的痕跡,比一般的客人耐看。範妮這家人裡面,只有很少的孩子和女人,老的沒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中的也沒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除了範妮的爸爸,一邊照顧簡妮,一邊照顧愛蓮,那是他的老婆。範妮長得是很象爸爸,但是她對自己的爸爸淡淡的,倒是與娘娘腔的維尼叔叔很親近。範妮應該有25歲上下了,但是在這樣重要的家宴上卻沒有她自己的男友在座。而且,看她那冷清的樣子,就知道這個女孩不光是處女,而且很可能都沒有談過戀愛。這一點跑堂的可以想得通。這種吃足了新社會苦頭的人家的小孩,有些人,就是已出國為自己的生活目的的,象那時候到鄉下去的知青也有人不回上海就不結婚一樣。這種人要是出去了,就不可能再回來,沒有男友才是一身輕鬆。到了那邊,找到有身份的男人結婚,就可以當一生一世的美國人。

叔公對跑堂的人吩咐說:“一人來一隻用軍用飛機送到北京去的蝦仁杯,我伲要嚐嚐看到底好在什麼地方。”

叔公為自己要的是烙蛤蜊,他說:“這道菜倒是保留下來了,不容易。原來喜樂意裡面的法國菜是烙蝸牛,並沒有烙蛤蜊的。那時候太平洋戰爭,日本人佔領上海,法國的東西運不到上海來,那時候,我們家的汽車也不能開了,因為汽油是戰時緊張物資,配給的。喜樂意裡的大師傅就用蛤蜊代替蝸牛,創造了一道喜樂意特色菜。說起來,上海人是真聰明,懂得變通。我還是那時候吃過的。那時候到喜樂意吃飯,正好大師傅到店堂裡來謝客人,好象他是個山東人,是他介紹我們嚐嚐這個菜。到現在居然也有四十年了。”

為了慶祝範妮出國,爺爺特地開了一瓶紅葡萄酒。

跑堂的胖女人取來了玻璃酒杯,分給桌上的人。酒開了瓶,倒在杯子裡,晃了又晃,可酒液一點也掛不住杯子沿,看上去實在不算什麼好酒,但那也是紅房子可以開出來的最好的酒了。張裕的紅葡萄酒,據說還是從前法國傳教士帶來的技術。爺爺舉了舉手裡的杯子,輕聲說:“祝賀範妮終於有機會到美國!”

大家碰了杯,都輕輕叫“cheers”。

爺爺又朝叔公舉了杯說:“甄盛,你和愛麗絲是範妮的恩人,大恩不言謝。”

大家都附和著爺爺的話,向叔公舉起杯來。範妮說:“叔公,我還是要說謝謝的。”象擎著一朵紅色的玫瑰花一樣,範妮向叔公舉起自己的酒杯。

叔公站起身來,說:“大家都不要客氣,這麼多年,你們吃苦良多,如今我能幫上忙,心裡真的是高興和安慰。其實,為範妮做經濟擔保對愛麗絲也沒有什麼為難,她一個退休教授,又沒有逃稅的問題。”叔公特地與範妮碰了碰杯,“範妮,我為你高興。”

大家喝了杯子裡的酒,臉都有點紅了。放下杯子,維尼叔叔輕輕籲出一口氣,說:“上帝保佑,總算成功哉。說起來,也象是電影一樣巧,範妮正是去住爹爹從前讀書去住的那條街,也是命。”

叔公說:“我也去住過,我在麻省理工,學工商管理,是爹爹定規要我去學,要是我自己,就學baseball專業,jazz專業,我到現在還可以背得出三百多首當年的英文歌的唱詞,一點也不比現在在立體聲裡做老歌曲的查利林差,只怕了有的歌我懂,他卻不懂。現在我需要睡覺的時間少了,醒著的時候,就把它們抄在一本本子上。範妮見過的。那一年,我畢業要回上海,甄展剛剛到紐約,我就去紐約看他。其實我最喜歡紐約,那裡才是花花世界。我不想在新英格蘭住,愛麗絲又吵著要讀書,不在我那裡。我真的寂寞死了。我也記得那條路,在格林威治村裡面,一條小馬路,十字路口有一個石頭的噴泉,流水日夜不停,兩面都是紅房子,綠藤。離地鐵站不遠。”

爺爺說:“那是spring street站。那個地方方便極了。範妮將來到上城去,回家的時候也要在那裡下車。”

範妮點點頭,她腦子裡能想起來的,都是歐.亨利小說裡描繪的下城格林威治村,在爬滿了藤葉的老房子裡,住著一個窮畫家,病了,躺在床上望窗外的藤葉。現在她多知道了一點,那房子是紅磚的,大概從外面看,就象紅房子西餐館一樣。她租的房間附近的地鐵站,叫spring street。可是,她還是不能相信,自己有一天能走到少年時代讀過的美國小說裡面去。

“聽上去,範妮象要走到歐.亨利的短篇小說裡去了一樣。”維尼叔叔也說。

“我也覺得這是假的一樣。”範妮說。

“因為想得太久了,來了,反而不象是真的了。”爸爸隔著桌子對範妮說,“我和媽媽在火車上,常常要拿出來你們拍來的電報看,也是心裡不敢相信。想想1960年的時候,姆媽叫郎尼先辦出去,郎尼也是開始辦申請了,天天到魏先生家去補習英文,還不是突然出事情。”爸爸說著看看郎尼叔叔,他正坐在桌角,默默吃自己那份盛在高腳玻璃碗裡的蝦仁杯。他的手象農民那麼粗大,那麼結實,與吃蝦仁杯的小勺子一點也不般配。他的頭髮已經開始稀疏,用髮蠟梳起來以後,能看到一點頭皮了。

聽爸爸說到自己,郎尼叔叔探了探眼睛,可什麼也沒說,也不接腔。他的眼睛四周有深深的黑眼圈。他高中畢業時,因為出身問題,所以雖然參加了高考,但還沒有發錄取通知單,校長就找出身有問題的高三學生開會,講“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問題了。果然,第一批不錄取通知單裡,就有朗尼的。朗尼幫過的同學,倒都考上了大學。痛心的爺爺,這時決定先以送朗尼到香港治病的藉口,將朗尼送到香港去繼續高中。爺爺找到自己的朋友魏先生,他從前是《字林西報》的英文編輯,報紙關門以後,他被遣散回家,自己在家教授英文。爺爺送郎尼叔叔去魏先生家補英文,準備到香港就直接進英文高中上課。可是,突然,公安局到家裡來找郎尼叔叔問話,說他在魏先生那裡上課的時候,說了什麼反動言論。郎尼叔叔什麼也想不起來,可公安局的人在他面前,當場畫出一張當時的地形圖,魏先生家的小客廳裡,門在哪裡,沙發在哪裡,那天上課時候,誰靠窗坐,誰靠桌子坐,還有誰在場。這張一清二楚的地形圖把郎尼叔叔嚇呆了。很快,郎尼叔叔被判了兩年勞動教養,送到大豐農場勞動。到了大豐農場,朗尼才知道那一年整個上海都在清理社會上的英文補習班,去補習的人,都被認為與社會主義思想格格不入的階級異己分子。朗尼在勞動教養結束後,仍被留在農場裡,不許將戶口遷回上海,就這樣,他在大豐農場一直呆了二十五年,到1987年,才終於回到上海。郎尼叔叔十九歲離開上海,四十三歲回到上海,他從一個每天在頭髮上抹凡士林髮蠟,梳派克頭,到英文老師家去補課的少年,變成了一個滿臉晦氣的老光棍。

郎尼叔叔從來不和家裡的人湊趣,就是開口說話,也好象別人都欠了他一樣。維尼叔叔和範妮都知道他從來不怕敗大家的興,他就是有辦法直望著你,不接你的腔。所以他們都輕易不去和郎尼叔叔搭訕,開始他們不願意去刺激他,後來他們是不給他機會讓大家都不高興。要是不理郎尼叔叔,他也從不多事。而爸爸得意忘形。

“所以,你要想到,你的快樂是建築在我的痛苦上面啊。”郎尼叔叔慢慢地開了口。

爸爸還是不知道收聲,辯解說:“你怎麼這麼想,那你還是回到了上海,我真的要留在新疆一輩子呢。我也沒說你的快樂是建築在我的痛苦上面。”

“我來給你畫一個地圖,要是這些年美國沒什麼變化,就可以方便找到。”爺爺突然放下叉,對範妮說。

他找出紙和筆,開始在紙上畫,曼哈頓象一個香蕉,下城象香蕉的一頭,兩邊都是哈德森河,爺爺在上面畫了一些曲線,當成哈德森河上的波浪。華爾街,南碼頭,格林威治村,小義大利,唐人街,下東村,象香蕉上的黑色芝麻斑一樣。桌子上的人都湊過來看,爸爸和郎尼叔叔也都不說什麼了。。

“You got it?”爺爺突然用英文輕輕問,他嚇了範妮一跳,爺爺本來從來不說英文的。然後,爺爺換了一張紙,畫了一條豎的街,“春街,”爺爺說,再畫了幾條橫著的小街,然後又畫了一條細細的豎著的街,“就是這裡,維爾芬街,我剛到紐約住的NYU學生宿舍,世上的事情就有這麼巧。也是你要去住的地方。”爺爺在小小的十字路口上畫了一個小圓圈,表示那裡就是叔公提到過的石頭噴泉,日夜都不停地噴著水,“夏天的晚上,紐約也有很熱的時候,開著窗子睡覺,老遠的,總是聽到那個噴泉在響,不習慣的時候,我一直以為是下雨的聲音。”然後,爺爺畫了一個大大的圓,“這是華盛頓廣場,學生最喜歡去的地方。秋天的時候,有小販在那裡烤栗子賣,香氣傳得老遠。”

範妮又想起歐.亨利小說裡寫到的故事,他也寫到過紐約秋天賣烤栗子的小販。自己看過的那本歐.亨利的小說,是一本十分破舊的小說,不知道經過多少人手裡翻過,才傳到了範妮手裡,封面早已掉了,第一頁到第七頁也掉了,整個書都軟搭搭的,回潮的雨天裡,它散發著舊東西複雜的氣味。她是聞著那氣味,記住了紐約的秋天沿街會有小販烤栗子的。後來,範妮肯定又在別的美國小說裡讀過過這樣的細節,但是在傑克.倫敦的書裡,還是在馬克.吐溫的書裡,或者是在《珍妮的肖像》裡,她已經忘記了。有時這些書裡會出現一個橢圓形的滬江大學圖書館的藍色圖章,那一定是文化大革命燒書的時候,從大學圖書館流散出來的藏書。在寒冷的冬天,在墊高的枕頭上,有一本外國小說看,肚子上壓著一個鼓鼓的熱水袋,這是範妮一生中最好的時光。

“有兩個地鐵站可以下,一個叫West 4,從那一站下,要穿過華盛頓廣場,我是喜歡過華盛頓廣場的,還有一站更近,叫spring street,那時候很多藝術家在那裡開小店,手工做的女人戒指最漂亮。”爺爺在紙上標出來兩個地鐵站的位置,但是他沒有提起,他之所以知道春街上的手工戒指好,是因為奶奶來看他的時候,在春街買了不少戒指的緣故。

“甄展,你其實一點也沒有變,”叔公說,“我那時要去紐約看你,去接姆媽帶過來的筍乾,你也是畫了這樣一張圖,給我寄過來,你記不記得。”

“你又沒有用我的地圖,僱了計程車來。”爺爺說,“你穿了一條白褲子,戴了一頂巴拿馬草帽,愛麗絲穿了藍色的蓬蓬裙。”爺爺說。

“叔公,你和嬸婆的派頭真好啊。”維尼叔叔對叔公笑,雖然嬸婆早和叔公離婚了,她當年就留在美國,不肯回上海當少奶奶,但他們卻一直有聯絡,保持著洋派學生的風度。

叔公也笑:“我也就是好看,銀樣蠟槍頭。你爹爹才是學問好,他是在NYU都可以拿得到獎學金的好學生啊,一口文雅的英文,連我的美國同屋都說,電話裡一點聽不出來是個中國留學生。愛麗絲也是個歡喜讀書的人,她的心氣多少高啊,是美國名校的學生,就是宋家姐妹讀書的那個威斯里女子學院,我們家那麼多孩子,她就是和甄展談得攏,連她都說甄展的英文好。”

一直靜靜聽著的簡妮插嘴說:“那爺爺可以教我英文,肯定比我們前進學校的老師還要好。”

爺爺搖搖頭說:“已經早就還給老師了,簡妮。我是什麼都還光了,專業也還給NYU的教授們了,就算現在我有機會回去見他們,我也沒有這個面孔。”

一向沉默寡言的爺爺突然說出這麼痛心的話來,讓一家人都不知道怎麼對付。大家僵在桌子上。

最後,還是維尼叔叔滿臉堆著不知所措的笑,一雙手緊緊握著刀叉,輕聲說:“爹爹,今天是高興的日子啊。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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