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成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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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起，我和李銀河開始一項對中國男同性戀的研究，首次發現了中國存在著大量的男同性戀者，存在著同性戀社群和同性戀文化。時隔五年，回顧這項研究，又有不少新的發現。發現之一，我把它叫做科學研究中的“花剌子模信使問題”。必須承認，這個問題的提出，和我們在研究中和研究後的一些遭遇有關。花剌子模是一中亞古國，當地的習慣是這樣的：假如一名信使給君王帶來了好訊息，就可以升官；假如他帶來的是壞訊息，就要被殺頭。所以將帥出征時，常把傳送好訊息的任務作為獎賞派給有功將士，把傳遞壞訊息的任務作為懲罰派給有罪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做研究的人也像一個信使，我們從研究的物件那裡獲得資訊，傳遞給公眾。中國存在著廣大的同性戀人群，這本身不像是個好訊息，雖然這發現本身意義重大。因此我們在出書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難，還因為發表文章吃了一個紅標頭檔案。假如我們研究發展模式問題，或者民族團結問題，就會獲得好評。當然，作為研究者或者信使，我們以為，傳遞了一個壞訊息不能說明我們很壞。但是假如有人持有這種原始的思維方式，就無法和他爭辯。

在做這個研究時，我們對同性戀的成因很是關心。當時對同性戀的成因尚無定論。大體上有先天與後天兩說，主張後天說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他強調戀母情結對同性戀形成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另一學派主張行為對同性戀成因的意義（男孩子玩娃娃）（貝爾）。主張先天說的主要是一些醫生。現在看來，先天說取得了一些進展，有一些間接證據說明男同性戀者有母性遺傳的基因缺陷。假如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不是同性戀者，就會有更大的說服力。他們那些人有一種傾向，希望證明同性戀是一種自然現象，覺得這樣自己比較無辜。現在回顧起來，我們傾向於同性戀是一種文化現象，這樣和我們的領域比較接近。現在看來，研究者往往受私心的左右，難以做到價值中立。這是不好的。順便說一句，我不認為，假如同性戀是自然現象，對同性戀者本人就有什麼光彩之處，文化現象不一定壞，自然現象也不一定好。但是我也很能理解同性戀者的苦心。

我的研究筆記上有大量的事例，證明男同性戀者有戀母情結。有一位調查物件說，他到八歲了還在吃母親的奶。他清清楚楚地記得，他母親怎樣在搖著縫紉機，他怎樣走過去，鑽到母親懷裡，她解開衣襟，喂他吃奶，一面繼續搖機器，等等。這些細節一般人不會記著的。像這類的例子，有半數以上的同性戀者都有講述。就現象來說，非常顯著。因為我們很希望證明同性戀是後天的，所以這些例子對我們有很大的誘惑力。不過也有些相反的例子：有幾位同性戀者在三四十歲之前沒有同性戀經歷，一經嘗試就一發而不可收拾。可以想見，假如不是有先天的傾向，人是不會這樣的。我們在研究報告裡對同性戀的成因取了一種折中態度，就是先天后天的原因都不能排除。現在看來，假如同性戀者有強烈的戀母情結，也可以是戀母情結所致。這個例子說明的是，在研究中發現顯著的現象容易，斷定因果難。戀母情結和同性戀顯著地相關，但也不能斷定它就是成因。

在社會學的專著中，假如有說某兩件事相關，這是可信的。假如有說某兩事有因果關係，十中有九靠不住，這是一種經驗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