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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一日(星期四)

下午一點鐘我搬到醫院裡來了。一個看護拿著一塊牌子引我到三等病房去。我跟著她從登記處出來,順著一條石板鋪的路,穿過兩道門,拐了三個彎,走進一個小小的院子。看護是一個高身材的少女,腿長,腳步下得急,這條路不用說是她走慣了的。我卻是第一次到這裡來,這天上午落過一陣雨,石板還有點滑,我不慣走這種路,何況右手還提著一大包衣物,我差一點跟不上她了。看見這個小院子,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氣,我想應該是這裡了。那個大房問的黑漆門上掛著“第四病室”的木牌。院子裡有一叢芭蕉和十多株芍藥。

看護沿著石板路走進第四病室去了。我跟在她後面。

跨進那道兩寸多高的門檻以後,我得到第一個印象:到處都是床和人。正對著門有一張條桌,桌上放了一堆紙件、鋼筆和墨水。我跟著看護走到條桌前面,她把我介紹給坐在那裡的一位穿藍色旗袍、燙頭髮的中年女人,她稱她做“汪小姐”,把手裡的牌子交給她,就匆匆地轉身走了。

汪小姐站起來,一面看牌子,一面問我:“陸先生膽囊發炎?”我答道:“是。”她又問:“陸先生自己帶鋪蓋來嗎?”我答道:“沒有。”她便解釋地說:“這裡鋪蓋少,病人多,洗得不勤,不大幹淨。自己帶鋪蓋來,好一點。”我說。我以前不曉得。一我心裡倒想:“住在醫院裡,還怕什麼不乾淨!”

她不再問什麼了,就指著右邊角落裡一張空床鋪對我說;“床已經鋪好了,就是第五床,請過去休息罷。”她微微一笑,便把頭掉開了。

我抱著我的一包衣物,穿過病床中間窄小的過道,走向她指給我的那張病床。第五號,一塊黑底白字的洋鐵號牌掛在床頭白粉牆上,不會讓人看錯。好幾雙陌生的眼睛把我一直送到第五號病床。

床上鋪著白布被單,是新近洗過的,不過上面還留著一塊飯碗口一般大的黃色藥跡。這使我想起了汪小姐的話。床頭靠著牆,左面挨近第六號病床,右邊靠近第四號,不過中間各有一條過道,各隔著一個小小的方木櫃,那是靠著床頭白粉牆安放的。左邊櫃上放著兩個吐痰的杯子和兩把茶壺,顯然是給我們兩個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櫃子被鐵架佔去了。方櫃下面有門,裡面分兩隔,全空著,可以存放我帶來的衣物。床下有一個方凳,凳上放著一把起了一點兒鏽的便壺。

我不需要別人給我解釋,便知道在我住院的期間,我可以自由使用的東西就只有這麼一點兒。我再看腳下,這是一片陰溼、汙黑,不十分平坦的土地;我又往上看,上面沒有天花板,屋頂相當高,兩邊牆上各有兩堵通氣的高窗,兩邊木壁上各有兩排可以撐起、放下的格子窗,糊窗的白皮紙破了,就不曾重糊,現在成了麻雀米往的航路。這間病房比尤大夫家的病室差得太多。不過它並沒有使我失望。這是三等病房,每天只收三十元住院費,即使連伙食費連普通醫藥費都算在內,比起最下等的旅館最壞的房間也便宜些。在這裡住上兩個月,我負擔得起它的全部費用。所以我感謝尤大夫把我介紹到這個醫院來。

我把衣包放在床上,開啟它,拿出肥皂、牙膏、牙刷放在櫃上,把臉帕掛在臉帕架上(櫃子的一邊釘得有一個臉帕架),把別的衣物塞在櫃子裡面。櫃子並不大,不過我帶來的東西也不多。

做了這些事情以後,我感到了一點兒疲倦。我覺得頭髮暈,想躺下來休息。我便脫下學生服摺好,放在枕頭底下,把枕頭墊得高高的;我穿著絨線衫睡在被窩裡,一面隨意地看我的四周。那些病床,那些病人,那些陌生的面孔,那些新奇的聲音漸漸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這一排一共有四張床,號碼是從四到七,都是床頭靠著白粉牆的。在我的腳下是第十二床,床頭朝著我的腳,它的左邊也有一張床,那是第十一號,每張床的右邊靠近床頭都有一個放東西的方木櫃。

我正在這樣地移動我的眼光,忽然一個不熟悉的聲音從我的左面送過來。

“先生,請吃餅乾。”

我驚訝地側過頭去看。說話的是第六床的病人。他伸出光光的右膀拿了一塊餅乾放在嘴裡嚼著,胸前被單上正攤開一包餅乾。他的眼光從餅乾上移到我的臉上來。

“我不餓,謝謝你。”

“你不要客氣啊,我是吃不完的。”

他說著,又好像在笑。他的臉帶紅黃色,看起來很年輕,又健康。他的五官端正,只是眉毛和眼角都往上斜,成了倒八字形,有點兒像戲子上裝後的眉眼。這給他那張樸實的農民臉上塗了一點兒怒容。他的左膀高高地舉起來,上面纏著繃帶,從肘拐一直纏到手腕,只露出一隻手,手指彎曲著,被吊在一個鐵架上,這個簡單的鐵架就放在方木櫃上面,而且是用麻繩綁牢了的。

“你的左膀?”我的眼睛望著鐵架,嘴裡吐出了這半句問話。

“跌傷的,骨頭跌斷羅,”他說著,也看了一眼自己那隻跌斷的手臂。

“怎麼跌斷的?”我又問一句。

“我跟我們庫裡一個同事,坐三輪卡到花溪去玩。司機真混蛋,才走了一公里,就把車子開翻了,我們兩個都受了傷。我過了好半天才醒轉來。一臉一身都是血。先抬到陸軍醫院,那個地方只有一個勤務兵照應,病人要茶要水都不方便。我住了兩天。這裡有病床,我就搬過來。”他一口氣說了許多話。他說得慢,說的是普通話,不過帶著浙江人的口音,吐字並不十分清楚。他的身子躺得筆直。說話的時候他只微微動了動右膀,臉稍稍向我這面偏了一下。

“你住院幾天了?”我在他停了嘴、包好餅乾的時候,問他。

“今天第七天了,進來的時候說是兩個星期就可以接好的,”他說,一面把餅乾放到方木櫃上去。“真苦,動都不能動一下,”他解釋地添上一句。他的兩道濃眉皺得更緊了。

“不要緊,苦兩天就會好的,”我這樣安慰他。

“說不定啊。第一床那個人睡了兩個月了,還沒有聽說要取石膏架子。我連石膏都沒有上,”他指著靠門邊的第一號病床說。

我朝他指的那張床看,只看見被單下面聳起一堆東西,我看不清楚那個平睡在枕上的頭。

“他是接腿骨罷?”我又問。

“是給機器打斷的。你隔壁第四床是割盲腸的。”

我聽見他這樣說,便把臉掉向右邊去看第四床的病人。那裡沒有枕頭,一張灰白色的臉平平地放在墊被上。眼睛半睜開,嘴唇沒有血色,急促地吐著氣。

“他病得厲害罷?”我仍舊把頭偏回左邊,耽心地問道。我很緊張,我有點害怕,我也是來開刀的,而且是動大手術。

“這倒不要緊,過兩天就好的,比不得我們。請問你貴姓?”

“我姓陸。”

“我叫朱雲標,”我並沒有問他的姓名,他自己說了出來。其實他不說我也會知道。我無意間看了他的號牌一眼:床號下面就貼著他的住院單。他是上月二十六日入院的。“我在××器材庫當庫員。”

這時我忽然聞到一陣小便臭,不覺自語道:“哪兒來的臭氣?”

“老鄭來倒小便壺啊,”第六床接著說。

我不知道老鄭是誰,但是我看見一個工友提了一隻鉛桶朝著我們這面走來。他把桶放在第四床床腳邊,卻去拿了第六床、第七床的便壺來,把小便傾在桶裡。我聽見一陣濺水聲,正要拿手帕蒙鼻孔,一股帶大蒜氣的尿臭已經撲到鼻孔裡來了。工友把便壺放回到原處,又去把鉛桶提到第七床床腳放著。又是一陣暴雨聲和一陣臭。工友放回便壺以後,我看見第六床伸了右手到床下面去摸凳子。他的手只能捱到凳子的一隻角。無論如何他拿不到便壺。

“哎呀,又是這樣亂放!”第六床皺緊濃眉自語道。接著他大聲喚道:“老鄭!老鄭!”

老鄭已經到第九床那裡去了,他回過頭板起臉孔問道:“什麼事?”

“小便壺我拿不到呀!”第六床著急地說。

“拿不到,你講話客氣點。說個‘請’字,又不是花錢的事。我們也是人啊!”老鄭說;他那張四方臉仍然是死板板的,不說肉,連頰上挨近鼻樑地方的幾顆麻子也不肯動一下。他也是濃眉,厚嘴唇,不過鼻子卻是塌的,眼白上牽了幾根紅絲。

“總是這樣兇,我才只說了一句話,”第六床訴苦般地自語道。

老鄭走過來,嘴裡嘰咕著,伸手把第六床床下的凳子拉了一半到外面,他又拿起便壺用力在凳上一放,一面說:“現在該拿得到羅。你屙罷,你屙罷,”他並不正眼看這個病人,就氣沖沖地走了。接著倒尿的聲音又響起來。

這個工友為什麼這麼大的脾氣?我感到一點兒不平,又覺得有點兒奇怪,暗暗想道。可是第六床卻不作聲了。

我也不想講話。我有一點兒睡意,就微微閉上了眼睛。

我迷迷糊糊地過了一會兒,這中間我好像聽見隔壁第四床病人的嘔吐聲,但是我也並不注意。

“試表,試表!”少女的聲音在我旁邊喚著。我睜開眼睛。一個矮胖的看護小姐站在我的床前,她遞給我一支溫度表,說:“好好地銜在嘴裡。”我點點頭。我把它放在口裡,我想笑,想說:“難道這個我都不知道!”我又聽見她在說:“把手伸出來!”便把左手伸給她讓她去數脈搏。她默默地用鉛筆在一個小本子上寫了兩三個字就走了。我聽見她又在喚第四床:“試表!試表!”那個割了盲腸的病人發出兩聲痛苦的呻吟。

“你還難過嗎?”少女的聲音問道。

病人含糊地答應了一句,我昕不出他在說什麼。

“你要喝水,是不是?”她柔聲再問。

病人短短地應了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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