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巴金文集》第十三卷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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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部中篇小說（一九四四年寫的《憩園》和一九四五年寫的《第四病室》），我自己覺得都是失敗之作（其實我的其它作品又何嘗是成功的？）。一位外國朋友讀過《憩園》和另一部小說《寒夜》（見《文集》第十四卷）以後，批評我“同情主人公，憐憫他們，為他們憤怒，可是並沒有給這些受生活壓迫走進了可怕的絕路的人指一條出路。沒有一個主人公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爭過”。

我為這兩部中篇小說寫過“內容說明”。我為《憩園》寫了如下的話：

這部中篇小說藉著一所公館的線索寫出了舊社會中前後兩家主人的不幸的故事，寫出封建地主家庭的必然的沒落。在這書裡不勞而獲的金錢成了家庭災禍的原因和子孫墮落的機會。富裕的寄生生活使得一個年輕人淹死在河裡，使得一個闊少爺病死在監牢中，使得兒子趕走父親，妻子不認丈夫。憩園的舊主人楊家垮了，它的新主人姚家開始走著下坡路。連那個希望“揩乾每隻流淚的眼睛”的好心女人將來也會悶死在這個公館裡面，除非她有勇氣衝出來。

為《第四病室》我寫的是這樣的說明：

這是一個年輕病人在當時一家公立醫院中寫的“病中日記”，也就是作者根據一部分真實的材料寫成的小說。“第四病室”，一間容納二十四張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縮影。在病室裡人們怎樣受苦，怎樣死亡，在社會里人們也同樣地受苦，同樣地死亡。可是在這種黑暗、痛苦、悲慘的生活中卻閃爍著一線亮光，那就是一個善良的、熱情的年輕女醫生，她隨時在努力幫助別人減輕痛苦，鼓舞別人的生活的勇氣，要別人“交得善良些，純潔些，對人有用些”。作者寫出了在那個裝置簡陋的醫院裡病人的生活與痛苦，同時也寫出了病人的希望。

其實我講的只是作者自己的主觀願望，我當時的確想把它們寫成那樣。至於做到沒有，這是誰都看得出來的。而且細心的讀者單單從這兩個“說明”也會看出小說的缺點：我只是簡單地寫出了我自己看到的一點東西，或者我個人一時的感受。有時候我甚至有意無意地對應當滅亡的人給了一些同情，例如對《憩園》裡的楊老三和姚國棟。

《憩園》的背景在成都。我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兩次回成都的見聞幫助我寫成這部小說。楊公館就是我們老家的房子。我一九二三年離開它以後就不曾再見到它。我是根據我的記憶寫成的。楊老三就是我的一個叔父，我一九四一年一月回到成都，聽說他剛剛在監牢裡死去，那情形和我在小說中所寫的差不多。他花光了家產和妻子的嫁妝，後來被妻兒趕出來，靠偷盜乞討過日子，這都是真事。他的小老婆離開他另外嫁給軍閥，後來送錢給他，也是真事。連老文和李老頭都是真人。然而我憑空捏造了一個早熟的、沉溺在病態的個人感情裡面的“楊家小孩”，把本來簡單的事情寫得更復雜，更曲折了。我寫了《憩園》的舊主人的必然的滅亡和新主人的必然的沒落，可是我並沒有無情地揭露和嚴厲地鞭撻那些腐朽的東西，在我的敘述中卻常常流露出嘆息甚至惋惜的調子。我不應當悲惜那些註定滅亡和沒落的人的命運。衷心愉快地唱起新生活的凱歌，這才是我的職責。我知道當醫生的首先要認清楚病，我卻忘記了醫生的責任是開方和治好病人。看出社會的病，不指出正確的出路，就等於醫生診病不開方。我沒有正確的世界觀，所以我開不出藥方來。

至於《第四病室》，它是在重慶沙坪壩寫成的。小說的背景在貴陽。這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貴陽中央醫院一個三等病房“第三病室”裡住了十幾天，第二年我用日記體裁把我的見聞如實地寫了出來。病人、醫生和護士們全是真人，事情也全是真的（不用說，姓名都是假的），我只有在楊大夫的身上加了好些東西。第六床那天早晨真的搬到內科病房去了，他究竟是死是活，我並不知道。進院來割膽囊的是睡在我旁邊病床上的病人，給我看病的也不是女醫生，雖然在這個病房裡常常看得見像楊大夫那樣的一個年輕女醫生（我指的是相貌和動作）。我躺在病床上觀察在我周圍發生的一切，看見人們怎樣受苦，怎樣死亡，我聯想到當時的舊社會，我有很深的感受。對那個燒傷工人的受苦和死亡，我感到極大的憤怒，關於他我寫的全是真事。他的燒傷面積比丘財康同志的小得多。可是公司不出錢給他治病，公立醫院也因為他沒有錢不好好給他治療，讓他受盡痛苦而死亡。別的病人也因為沒有錢買藥耽誤了治病。這些都是真的事實。只有那個“善良、熱情的年輕女醫生”的形象是我憑空造出來的。這是病人們的希望。至少我躺在病床上受苦的時候，盼望著有這麼一個醫生來給我一點點安慰和鼓舞。

《第四病室》跟《憩園》和《寒夜》不同。它沒有《憩園》的那種輓歌的調子，也沒有《寒夜》的那種悲憤的哭訴。然而它的“一線光明”也只是那個同情貧苦病人、想減輕他們痛苦的“善良熱情的女醫生”，再沒有別的了。但是在那個環境裡她能夠做什麼呢？她也只好讓那些本來可以不死的貧苦病人一個跟一個呻吟、哀號地死亡。

別的話，用不著我在這裡多說了。

巴金　1960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