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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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粒種子。

我把自己移栽進了城市。

我要說，我是一粒成熟的種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歲之前完成的。我還告訴你，我是一個有背景的人。我有許多老師，家鄉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師……早在十二歲之前，我已讀完了三千張臉，吃過了田野裡生長的各種植物，見識過了各樣的生死。此後生活的每一天都是過程了。過程是不可超越的。

我身上揹負著五千七百九十八畝土地（不帶宅基），近六千隻眼睛（也有三、五隻瞎了或是半瞎，可他們都看著我呢），還有近三千個把不住門兒的（有時候，能把死人說活、也能把活人說死的）嘴巴，他們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

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覽出來，是為了讓你瞭解，在這個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樣的。每個人都是有背景的。一個人的童年或者說是背景，是可以影響一個人一生的。比如說，在我的潛意識裡：電話鈴響和狗咬聲是一樣的突兀。不過，現在不同了。狗也到城市裡來了。

在我最初進入城市的頭一個十年裡，你要問我最怕什麼？我告訴你，我最怕的是電話鈴聲。每一次電話鈴響，都會讓我心驚肉跳！

有時候，我又覺得我是一個楔子。

強行嵌進城市裡的一隻柳木楔子。

雖然我滿身是芽兒，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水泥地上紮下根來，長成一棵樹？因為，家鄉父老還等著我植下的蔭涼呢。

三十年前，當我揹著行李來到省城的時候，下了火車，已是黃昏了。滿眼都是燈。燈就象菊花一樣一盞一盞開放著，卻沒有一盞是我的。可我心裡仍然充滿暖意，因為我是一個有“單位”的人了。那時候我順著柏油馬路往前走，公共汽車一輛一輛從我身邊開過，腳踏車的鈴聲一串串響著，人流象潮水一樣湧動，我知道他們都是有方向的人，回家的人。我也有方向，單位就是我的方向。我不急，我沒有乘車。不是錢的問題（那時公共汽車坐一站五分錢，三站一毛），我是想用腳步丈量一下這座我很有可能就此紮下來的城市。

每當我走過一兩個路口，就會看到一個公共汽車的路牌。那時候的路牌很簡約，一根刷了藍白兩色漆的鐵桿子，杆子上掛著一個刷了紅漆的鐵牌子，牌子很多，一路車一個牌。牌子上標著通往各站的站名……那路牌叫人覺得親切。我以後就是這個城市的人了。

不客氣地說，最初，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馬路上就象是走在紅地毯上一樣，很幸福。路兩旁亮著一盞盞路燈，那光芒是五彩的，這就是我的未來。周圍的腳踏車鈴聲也十分悅耳，公共汽車剎車後的那一聲“呲”很溫馨，很生動……我很想給這個城市打聲招呼，嗨一聲：你大爺的，我來了。

我邊走邊問，走了一小時四十六分鐘，當我摸到單位的時候，我一下子就失去“方向”了。在學院門口，傳達室的老者告訴我說：下班了。你明天再來吧。我說我是來報到的。老者說：我知道你是來報到的。人事部門的人都下班了。你明天來，明天上午八點……我站在那裡，遲疑了很久，我不知道該往何處去？

我有點懵。我順著一條條街道漫無目的地往前走，邊走邊想，我該往哪兒去呢？我甚至不知道餓。我只是在想，是不是到火車站去蹲一夜？雖然那時我兜裡揣著一百二十六塊六毛錢（這是我讀研節約下來的），可我沒有想到可以住旅館。我根本就沒有住旅館的意識。再說，那時候還沒有實行身份證制度，住旅館是要證明的。在報到之前，我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說，我現在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我無處可去。

就這麼走著走著，我腦海裡突然蹦出了一個念頭：油菜！我緊緊地抓著這個念頭不放，心裡一邊一邊地念著：油菜。油菜。油菜。

油菜是一個人的兒時小名。他也是無樑村人，吳老根家的兒子，大名叫：吳有才。吳有才在部隊裡當了三年工程兵，復員後轉業到潁平市一家建築公司當了建築工人。記得夏天裡他回家鄉時我跟他見過一面，他穿著一件“的確涼”短袖衫，手上戴著一塊手錶，很驕傲地說：我們的工地遷到省裡去了。在省城蓋大樓，在某某路某某街……去呀，你們都去，到時找我！我知道，他也就這麼順口一說。他知道村裡人沒有機會到省城去，才這麼說的。這叫“巧讓客碰上熱粘皮”，可我真的來了。

在我苦思冥想之後，我終於想到了這麼一個老鄉，七不沾八不聯的“關係”。可什麼路什麼街呢？我實在想不起來了。

那是冬天，走著走著，天開始下雪了，小雪。城市的夜晚有燈撐著，那暖意是彩色的，也是有差別的。城市最寒冷之處，是讓人看到了差別。

在飄著雪花的夜晚，我順著馬路往前走。那時城市裡剛剛時興羊皮衣，百貨商場的櫥窗裡展示著各式各樣的羊皮；大街上行走的也是羊皮，有駝色、藍色、紅色和黑色的羊皮……羊皮衣一旦穿在女人的身上，皮帶子一紮，腰就細溜了，屁股一扭一扭，更顯臀肥。馬路上響著很時尚的“的兒、的兒”的節奏，圓潤飽滿的節奏，叫人春心蕩漾的節奏（後來，等我穿上羊皮衣的時候，城裡已經沒人再穿羊皮了，它過時了，成了三陪小姐的著裝了）。那時，我的眼是在鄉村裡經過節儉訓練的，尚不敢亂看。

省城的路有經、緯之分，我從經一路一直走到經十路，爾後從緯九路拐到緯一路，和平路，文化路，黃河路，農業路，京廣大道……夜漸深了，天空飛舞著雪花。有燈光的夜晚雪花象粉色的天幔，揚揚灑灑，給女羊皮們那“的兒、的兒”的節奏輸送著溫文爾雅的詩意。可我，走著走著，卻聞到了一股薄荷的氣味。

燈光裡有針，有薄荷，一絲絲的。無論走到那條路上，我都能聞到一股薄荷的氣味，那是從燈光裡冒出來的。我的腿很沉，越來越沉。可我的腦海一刻也沒有停止轉動，就象是大海撈針一樣，我先是使用了“聯想記憶法”，爾後又使用“排除記憶法”，“諧音記憶法”，甚至“油菜記憶法”，每到一個路口，我都站下來看一看路牌，爾後去想油菜的嘴臉……油菜，你到底在那條街上呢？

油菜的大嘴一次次在我腦海裡浮現。我看見油菜揮著手，他手腕上的表明鋥鋥的，他說：“上海全鋼防震的。”這就是那個時期建築工油菜的時髦。這就是那個時期城市和鄉村的差別：燈光和狗咬，毛藍布和的確涼。他穿著“的確涼”、戴著“上海全鋼防震的”手錶向我招手呢……走累的時候，我多次靠在電線杆上，靠著一份冰涼，小心地打量著這個城市。它會屬於我麼？

有一刻，我以為我想起來了，好象是嵩山路，我就問嵩山路；走到了嵩山路，我又覺得他說的好象是衡山路，爾後又是香山路，黃山路，榆樹街，椿樹街，鼓樓街，清虛街……街邊上，樓房裡的燈光一盞盞熄了，只有路燈亮著。我還在走，很機械地走。我實在是不想走了，我累了，這已經不是疲憊，是麻木。我對自己說，再走一條路，只一條。如果還找不到，我就調頭回去……我不停地對自己說，回車站吧，回火車站蹲一夜就是了。可我還是不甘心，我怎麼這麼笨呢？

我走在省城的大街上，呼吸著寒森森的空氣，就象走在荒原上一樣，滿心的淒涼和荒蕪。路邊的商場已經關門了，連個借腳取暖的地方都沒有。路是陌生的，所有的臉都是陌生的。我在尋找一絲溫熱。那是一個小名叫油菜的人，你在哪裡？

此後我問我自己，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你幾乎走了一個晚上，走了半個城市，執著去尋找一個小名叫油菜的人？你怎麼就這麼傻，為什麼不先找一個小旅館住下呢？你還可以打打電話，找一找昔日裡的那些大學同學。可你連打電話的想法都沒有，你沒有“電話意識”。後來我明白了：那不是我在走，是我的背景我的家鄉在推著我走。我不能不走。我不是在找人，是找一份庇護。

也是過了很久我才明白，要想順順利利地在城市裡生活，你必須擁有三要素：身份，單位，關係。這三則缺一不可。如果你沒有“身份”，也沒有“單位”，再沒有“關係”，那麼你就成了一個漂泊者。城市就象是一個迷魂陣，隨時都會有危險。商人是最先明白這個道理的。早在幾百年前，精明的晉商就在各地建起了“山陝會館”，這也許是他們有過許多沉痛教訓之後，得出的經驗。那怕是到了交通和通訊如此發達的今天，各省仍然在首都北京建起了許多辦事處，那其實就是一個為了辦事方便的“關係處”，一個據點。

我知道，在報紙上，人們都反對拉“關係”。豈不知，“關係”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壤，人們是最離不開“關係”的。尤其在精神世界裡，人們靠“關係”活著。馬克思就曾經說過：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於是，所有的反對者反對的都是別人，不是自己。沒有人反對自己。我還算幸運，在凌晨兩點二十七分，我終於找到了“關係”。

我是在一家建築工地上找到油菜的。他是“有才”，不是“油菜”。為了他的體面，我不能再叫他小名了。守工地的老頭告訴我說：有。有這麼個人。

建築工人吳有才睡在一棟正在施工中的七層樓的（還沒有安裝門窗）毛坯房裡。當他穿著褲衩子從床上跳下來，赤裸裸站在床前的時候，眼瞪的象牛蛋，嘴張得象簸箕，那兩隻手抖抖嗦嗦、象是大冬天握著兩把扇子，扔也不是握也不是，他萬萬想不到這個時候還會有人來找他！

油菜傻了。

吳有才抱著兩隻膀子，凍得噝噝地說：丟，是丟（我兒時的小名）？你，你你你……怎麼來了？我說，看工地的老頭人不錯，說你在七樓。他說：是老朱吧？朱師傅，老鄉，一個縣的。說著，他趕忙披上衣服，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操，都兩點半了。你咋這時候摸來了？還沒、那個啥…吧？說著，他下意識地看了一眼還沒粉刷的牆，牆上楔著一個釘子，釘子掛著一個提兜，提兜裡裝著他的碗筷。我說，都啥時候了，早吃過了。找你可真不容易，我都快累死了。你不是說，讓來省城找你麼？他聽我說吃過飯了，一顆心放在狗肚裡了。說是啊。是啊。你怎麼不早點來呢？我說，我是來報到的，來晚了……他看著我，連聲說：先睡，都快三點了，趕緊睡吧。說著，他指了指對面的一張床，說：這兒，就睡這兒。這狗日的請假回家了。

這時候，我一下子鬆下來了，渾身象散了架似的。我往“狗日的”床上一躺，那木板床上鋪了新鮮的穀草，床單是新洗過的，真軟和呀!被子也厚，暖暖和和的！真好。我太累了，太想睡了，眼皮象粘住了似的。可我得說話，必須說話，這是代價。

我們兩人躺在床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家鄉體己話。為了能接住他的體己話，我用心支著眼皮，拼命保持著最後一絲清醒，好去接他的話頭。油菜的話就象是紛亂的線團一樣，七纏八繞，象是永遠沒有頭兒。我心裡說：油菜，你饒了我吧，讓我睡吧。

他絮絮叨叨地說：丟，畢業了？我說畢業了。他說：還是啥子研究生？我說是。他說：調省裡來了？我說是啊。他說：從今往後，你就是國家幹部了？我說：……啊。他說：乖乖，大學教師？我說：……啊。他突然坐起來，身上披著被子，兩腿一盤，說：丟，我差一點就當空軍了。空軍飛行員。我說，是……嗎？他說：不騙你。丟。我身上有癬。要不是我身上有癬，要是我娘早些用偏方給我治治，我就是飛行員了。我說：是啊。你就上天了。他說：當初，二嬸給我說個媒，兔子家還看不上我呢。如今，她算個屁？……丟，老蔡那狗日的還當著支書呢？他老三閨女真不象他親生的，水靈靈的，瓷白！……我嗯著嗯著，我的心已經睡著了……床很暖和，太舒服了！

第二天早上，油菜請我吃了一頓大餐：豆漿、燒餅、油條、胡辣湯還有醬鹹菜。爾後，我正始去學院報到了……報到後，我終於在省城分到了一個床位。

一間房子，住三個人，有我一個床位。

每個城市都有它的氣味和特點。

你聞到這個城市的氣味了麼？風裡、空氣裡是不是有點沙？有沙吧。

這是一座毗鄰黃河的城市，關於黃河的歷史記憶就含在那有沙的氣味裡。在時間裡，沙已被磨成了面兒，顆粒很小很小，可它還是沙的味道。帶一點磣，一點澀，一點水腥，一點甜，一點點兒鹹。這裡還是“十字路口”，一個國家的十字路口。這裡有貫穿東西南北的鐵路線和飛機航線。更早的時候，它還有黃、淮兩條水路……四通八達。就此你明白了吧，這座平原上的城市，就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十字路口”。雖然是一個“十字路口”，可它的歷史很厚，厚到了不可言說的程度。那就單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行走著南來北往的人。這是一個叫人淡忘記憶的地方，也是一個喜新厭舊的地方。它的商業氛圍是含在骨頭縫兒裡的，欺生又怕生，是那種一次性交易、不要回頭客的作派。但一旦呆的時間長了，它又是寬容的、保守的、有情有義的。

我曾認真研究過這座平原上的城市，雖然它交通發達，可它又處於中原腹地，其生活節奏自然比一線的大城市要稍稍慢一些，半拍。生活節奏一慢，人情往來就多，人事關係就相對地要複雜一些。這裡的人事關係是由一個個“單位”組成的。單位又與單位相互交叉幅射，一級一級的，成了一個個由人與單位，人與家庭、樓房、街道組成的網。白天裡“單位”是魂，人活在一個一個的單位裡；到了夜晚，燈光就是魂了。燈光聚攏人氣，給人以方向。如果沒有燈，城就死了。我很慶幸，我是個有單位的人。

剛進省城的時候，我曾經問過很多人：我臉上刻有字麼？

同事都笑著說，沒有。沒有。可為什麼連賣早點的小販都用那樣的眼光打量我，說新來的？我怎麼就是新來的？我怎麼就不能是城裡人呢?我是學院的老師了。我已經上了戶口，轉了關係，有了單位，還怎麼著？

報到後的第五天，我去學院的電工房借一把鉗子。我住的地方離電工房鍋爐房很近，整天嗡嗡響，噪音大。我想修一修那扇一颳風就呱呱噠噠響的窗戶，就近借把鉗子用用。誰知電工房的師傅看了我一眼，說：你誰呀？我說我是這個學院的老師。他冷冷地說：新來的吧？我說：是。他馬上說：沒有。其實，我看見鉗子了，鉗子就插在牆上的電工包裡……我陪著小心，說：師傅，我就用一下，一會兒就給你送來。他低著頭，看都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說：沒有。不借。我前天還見他對辦公室管後勤的一個小職員點頭哈腰的，小跑著去給人家換燈泡去了……我頓時火冒三丈，這不是欺生麼？我扭頭就走，到商店裡花三塊五毛錢買了一把……不為鉗子，為尊嚴。

初來時，我有一年的實習期，是系裡的助教。我的態度很好：上班第一個來，打水掃地抹桌子；下班最後一個走。我見人就點頭，恭恭敬敬地對長者微笑……走在學院的路上，一個老教授突然扭過頭來，對我說：小豆子？我家的紙箱子……噢，新來的？我很沮喪。我怎麼就成了“小豆子”了？我怎麼就是新來的？我黑麼？我回房照了照鏡子，我象新來的麼？我“新”在什麼地方？

我得承認，我是一匹狼。我心裡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圖披上“羊皮”的狼。我混進了城裡，可我在城裡必須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態。我說過了，我見人就點頭，微笑。但點頭也得有度。我知道，做學問的都是“刺蝟”，要有距離感。不能過於近，過於巴結，不能涎著臉對人笑，要似點似不點，就象見了老熟人一樣，淺淺的點，有親切的意味又不討人嫌。這且得練呢。

我的敏感是天生的，是田野裡的五穀雜糧和百家奶喂出來的。為了融進這座城市，我開始不斷地修正自己。我發現，我走路比一般人快，急辣辣的，這也許就是“新”的＝不成熟的一種表現。我得慢下來，做出一種氣定神閒的樣子。也不能太慢，太慢了會顯得遲疑，大門口的門崗馬上就會攔住你問：找誰呢？我的胳肢窩裡還得適度的夾上兩本書，兩眼目視前方，似看似不看，這就對了。這種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練了好一陣子。晚上，我獨自一人在校園裡走來走去，我很想走出一種從容……

在我正始成為披著羊皮的“狼”之前，我還需要適度的“包裝”。那時候，“包裝”是一個新詞，還沒人用呢。我是在生活實踐中最先發現的。於是，拿到工資後，我又給自己添了幾件衣服，衣服是在火車站附近的批發市場上買的，大多是仿名牌。這沒人能看出來。這樣，我走在學院裡，走在大街上，就自如多了。沒人再說我是新來的了。雖然，在這座城市裡，我只有一個床位。